方言，一种母语的迷失
越来越远的乡音
几乎是在中国的所有的大城市，“请说普通话”已经成为重要公共场合的一种默契和自觉，在单一一种铿锵声调的淹没中，或者会在某个瞬间，有人低头接通来自远方的电话，一种略带羞怯与不自信的乡音，悄悄地从普通话主宰的现场流出，表明我们身后的世界，有着并不单一的背景。
而小城市在向大城市亦步亦趋的拙劣模仿中，普通话作为“先进的语言”，有此参照，乡音几乎是土气和落后的代表。在成人的暗示下，孩子们不仅在学习中“自觉使用普通话”，乃至在游戏和生活中，也毫无障碍地弃用家乡话。乡音成为祖父母的语言，但却再无传承。乡音，记载着“我从哪里来”，也是维系着一种乡土感情的载体。而每一种乡音的消失，不仅伴随着乡土社会的式微，也昭示着现代社会令人堪忧的同质化前景。
再说一个官方公布的数字，说2005全国已经有8%的普通话新生代，这些新生代除了普通话，不会说任何一种方言，尽管他们所处的地方肯定是有方言的。请注意这是13年前的数字，按照近10多年推广普通话的力度，这新生代增加的速度，应该不会低于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吧。
就算不看数字，每个家里有小孩的人都会感受到这种变化吧，相当多的小孩不会用方言跟家里人沟通，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厉兵是这样分析“新生代”产生原因的：“第一，跟家庭结构有关系，比如说父亲是北方人，母亲是南方人，家庭语言，很可能不用任何的方言，孩子从小就缺少方言环境。第二，孩子从托儿所、幼儿所到小学、中学、大学，交际语言主要是普通话。第三，存在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孩子从小就认为说普通话是时尚的、有品位的，那他自然就拒绝了使用方言进行交际。”他提到的第二点，有人认为是不少的教育机构和教育工作者对国家语言文字立法的错误理解，将普通话当做学校唯一用语，恶意排斥方言，
如有些中小学校甚至幼儿园，在课外也不准说方言，这样就从孩子开始，掐断了方言的使用和传承。
事实上，用“濒危”一词来形容许多汉语方言的生存状况绝不为过，且不局限于使用人数较少的方言，不少的“大”方言也面临这个问题。不少的青少年即便还会讲家乡方言，他们的方言也是“日新月异”的，词汇，甚至读音都迅速普通话化，严重的不地道，非常没有“土”味。就拿“大”方言上海话来说，据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钱乃荣的统计，上海话中有特色的，而在普通话里没有的单音动词，就有最少74个词在现今大学生一代已消失不再用了。另外，据苏州大学教授汪平的调查，在小学二年级到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中，70%已用普通话代替苏州话做交际工具，超过半数不能用苏州话谈论学习，只有15%认为“使用家乡话更熟练”，诸如此类的生存状况配说得上“堪忧”吧。
胡适曾在《<海上花列传>序》中说过：“……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方言如果真的消失了，许多鲜活“神理”就会消失，以之为基础的地方戏曲、曲艺或其他口头艺术也就跟着没有了，地方的历史与地域文化将会是残缺不全。我们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它是由几百种甚至几千种地域文化滋养、汇聚而成，而方言就是地域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方言消失了，一个个各具特点的文化载体就这样消失，就像物种消失一样，为什么要保护方言，这跟问为什么要保护大熊猫是一样的。
方言，语音里的丰富世界
《剑桥语言百科全书》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我撰写本书的意图是要赞美人类语言，颂扬从事语言研究的人们。其目的在于阐明世界语言的多样性和语言表达的广泛性、复杂性和美。”《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有关方言的部分这样说到：“所有语言都被分析为一系列方言，这些方言反映了其使用者的地区和社会背景。这种观点认为每个人都说一种方言——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标准的还是不标准的，上层阶级的还是下层阶级的。从语言结构来看，没有一种方言比另一种‘优越\’。”
这本《剑桥语言百科全书》是英国的语言学家戴维·克里斯特尔编著的，然后我“自然”地想到国情这个问题。若只是谈汉语方言，那它就是汉语的变体。2007年，国际标准化组织把汉语分为13种方言，分别是闽东方言、晋方言、官方言、莆仙方言、徽方言、闽中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闽北方言、闽南方言、吴方言、粤方言。普通话在一些地方，比如台湾，被称为国语，这个词来自日本。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大力推广日本语的共同语，并称之为国语，1909年清政府把官话也称为国语。1911年学部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以京音为准的官话为国语，取代原来满语的地位。
坊间一直有这样一种说法：民国之初，粤语一票之差而不能成为国语。说当时国会订立国语时，因粤籍议员超过半数，粤语成为国语的呼声相当高，但孙中山为了顾全大局，逐一向议员游说以汉语北方话作为国语，最终，粤语以一票之差败给北方话。其实，类似的传说，洛阳话有，陕西话有，连四川话都有，都是说只差一票。先说孙中山的“顾全大局”，他于1912年的1月1日就任临时大总统，情人节的前一天辞职，愚人节那天正式离职，他的临时大总统只当了3个月，这么短的时间，他的“大局”恐怕有限吧。
事实上，在孙中山去职8个月后，才由教育部成立读音统一会，其职责是为审定每一个字的标准读音，称为“国音”。读音统一会员最后确定下来的一共80人，其中来自江苏的有17人，浙江9人，直隶7人，福建、广东、湖南各4人。河南的和陕西的各两人就不用说了（四川3人），广东的4人，似乎也没什么资格说“只差一票”吧。江浙地区的代表占了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但吴语似乎就没有那“只差一票”的故事，其实，各省的代表人数也没太大意义了，因为会议最后决定一省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一个多月后，读音统一会共审定了6500多个字的标准读音。
不知道是谁炮制了“只差一票”的故事，但这若是你要保护你的方言的理由，就算是真的又如何，那些差2票3票或者79票的就不值得保护了吗？
推广普通话的重要性，大家都明白，是人们交流、沟通的需要，但是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可以并行不悖，为什么一定要对立起来？
重建保护方言的社会共识
每年的2月21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定的“世界母语日”。在中国，现代化的高速进程中，语言多样性的危机更加凸显。每个人的母语可能都是一种方言，但这些年来，方言地位逐渐沦丧，不断边缘化乃至一些方言最终消失，这将抽空汉语应有丰富多元的生态。保护母语方言，如同保护文化多样性一样，应该成为社会共识，而“推普”工作也不应该和方言保护对立起来，以扼杀方言的生机为目的，应该给地域文化留一线生机和生存空间。在此背景之下，我们应关注方言母语的现状和危机，关注地域文化、方言在文化多样生态中的价值和意义。
保护方言，在政府的层面，最起码要做两件事情：第一，是要厘清一些概念，明确一些说法和做法。比如，要明确方言是中华文化不应分割的一部分，是应该要保护的一部分，要明确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不是对立的，是可以并存共行的。九年义务教育中的语文部分，已足够令到接受教育者可以熟练使用普通话，这还说不足够简直就是荒谬，要知道普通话不是外语啊！还有，就所有科目都是用普通话来教学这一点来说，还说不会这不自相矛盾吗？
上面提到的校园用语，课堂用语和会议用语都用普通话这没问题，但校内广播用语就不应那么严格，播一些本地方言童谣总是可以的吧，至于集体活动用语，大的活动应该用普通话，小的就不应限制得那么严吧。
第二，政府要建立各地方言的话语音档案，组织专家编制方言地图和方言词典，收集和保存方言资料。至于在民间，保护方言可以做到很好玩。比如在笔者的家乡，就有年轻人在网上发起“家乡话接龙”游戏。
每一种乡音，都有一方水土的情感滋养，都带着一方民众的性情体温。保护方言，犹如保护我们与生俱来的独特与尊严。 （作者系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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