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黄河民艺“纸上博物馆” ——读杨先让《黄河十四走》
■赵青新
黄河是母亲河，是华夏文明的生命河。依黄河而居的先人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从邈远的史前时期，绵延数千年，它们植根在老百姓的日常，“今天，残存的古老民俗正面临前所未有剧烈的文化转型危机”，杨先让在《黄河十四走》一书的序言里如是说。
1988年，《汉声》杂志编辑赴大陆进行民俗考察，结识了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主任杨先让。为了“走黄河，访民俗”，杨先让接受美国乔治·索罗斯基金会的资助，从1986至1989年，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带领靳之林、冯真等人，扛着摄像机、录音机、照相机和画夹，足迹踏遍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搜集了数万字笔记和数千张照片，研究了上百种民间艺术品，有系统地进行了一番田野考察。《汉声》与杨先让的这番接触，诞生了《黄河十四走》这部装帧精良、文图并茂的民艺“纸上博物馆”，由杨先让和女儿杨阳合撰。
这座“博物馆”陈列的展品主要包括石雕、岩画、瓷器、木偶、皮影、面花、剪纸、刺绣和布制品等几大类。这些“展品”的共性很明显。杨先让归纳为“黄土文化与本原艺术”。中国神话很早就有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这也是黄河文化最初的起源。从这些民间工艺品的材质来看，或直接取之于土，或是从土里长出的植物、粮食或加工品，最终都会“尘归尘，土归土”。从它们的造型和式样来看，同样具有“土里土气”的特点。无非就是一些鬼怪神灵或者日、月、山、鸡、鱼、蛙、虎、猴、龟或者各式形态的小孩儿，颜色也无非就是金白、木青、水黑、火红、土黄等几种基本色。似乎年年岁岁，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民间艺术表达了一种传承的力量。这是中国美学、哲学与百姓生活、民俗与习尚的结合成果。诚如杨先让所说，“程式化是中国艺术的普遍倾向，也是整个民族艺术的共同特点”。民间工艺的意象符号很明确。比如，五色其实就是五行的具化运用。而那些广泛运用的飞禽走兽，或者阳物的拟态造型，阴阳相交而生万物，则万物有灵，祭天地、拜祖先、祀鬼神、驱邪魔、求庇佑、望子孙繁衍，以信仰纾解苦难，连通生死，因此这些民艺品主要用于婚丧嫁娶、庙会宴席，或是给家人尤其是给小儿的辟邪用品。除了专门的民间工匠，心灵手巧的农村妇女构成了创作者队伍的一支主干力量。她们在家务之余，热情地投入手工艺创作，她们并不懂得何谓“艺术”，却时时刻刻在创造美，这也是民间艺术的一大特点，这种“业余性”是自发的无拘束的创造力的蓬勃源泉。
成品姿态各异。看上去粗糙、简陋，却在腾挪转移的细微变动中，折射出无穷的想象力。同样是石狮子，有些地方的显得憨态可掬，有些地方的就表现得狰狞可怖；同样是皮影，由于眉眼、鬓角与嘴的细部处理很不一样，陕西的与河北的生、旦造型就体现了或秀气或英爽的不同气质。尽管到处都有布老虎，到处都有面人儿，到处都有看似差不多的枕巾床套鞋垫香包，然而经过杨先让的仔细描摹，经过这位懂行的民艺工作者的分析比较，就能看出各自的地域特色，或者出于个人的自由发挥和灵机一动。人首蛇身，鸟腹有兽，象中有象，匪夷所思，大胆夸张，模糊抽象。风从民间来。朴野、蛮动、活泛，生生不息。
这次黄河流域民间艺术考察，并非个例。除了走黄河，当时的神州大地正到处兴起漂流长江、走遍长城等类似行动。近代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物质文化，还是精神生活、社会习俗，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变局激荡百余年。尤其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面临全球化的挑战，以黄河文化为代表的农耕文明日益衰微，乡村家园渐行渐远。在这部作品里，我们时时听见杨先让作为民艺工作者的心声，寄予了难舍的乡愁情怀和难以抑制的社会批判。“走黄河”既是抢救的迫切需要，也是对回归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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