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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两年多来,“二孩”渐成新出生人口主力群体,但一孩出生人数减少,造成总体出生人口数减少以及总和生育率走低 生娃为什么是家事也是国事? 全国多

成都商报 2018-08-13 01:36 大字

?专家认为,在低生育意愿-高生育成本时代,生育不仅仅是个人私事,也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我国急需全方位构建起一个人口友好、生育友好、儿童友好、家庭友好和老年友好的统一的政策、制度和社会价值体系

?低出生率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开始不断显现。中国的人口红利基本已用完,老龄化加剧,用工成本上升,社会保障压力大……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靠家庭自觉,还应该制定更为完整的体制机制。说白了,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也是国家大事

?人口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资源。人口专家担忧,从长期看,生育率过低会造成人口代际失衡,人口活力和创新力萎缩等,并由此引发严重少子化和快速老龄化并行、性别比例失调和婚配挤压、城乡和区域之间人口分布不均衡等社会问题

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

12.43‰

2018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2017年新生人口数据。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人口出生率为12.43‰,比2016年下降了0.52‰。

249万

2017年二孩出生人数比2016年增加162万,达883万,占全部出生人口比重超过一半。不过,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724万,比2016年减少249万

1.7

2017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7。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平均每位育龄妇女的生育子女数,国际上认为2.1的总和生育率是维持代际更替的基本条件。低于1.5被称为“低生育率陷阱”,低于1.3为“极低生育率”,对人口更替和未来发展不利。

400万

2017年,15岁~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6年减少400万人。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妇女初婚和初育年龄呈现不断推迟趋势,妇女生育意愿也有所下降

8月初,湖北咸宁出台《关于加快实施全面两孩配套政策的意见》,为二孩生育提供多项鼓励措施,包括生二孩产假延长至6个月;符合政策二孩就读幼儿园可减免保教费;二孩家庭购房享受补贴等。

6月,辽宁省政府印发《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陕西省统计局建议出台鼓励生育措施。更早之前,天津、新疆石河子等地也已出台二孩生育鼓励政策。

延长产假、提供购房补贴、增加生育津贴……全国多地相继出台二孩生育鼓励政策,引发生育问题新一轮热议。

不少观点认为,鼓励政策背后是对“少子化”的担忧。专家认为,从国际经验看,鼓励政策实际效果有限。要让适育夫妇切实感受到政策福利提高生育意愿,应健全社会保障,出台全国性福利政策,让“不敢生”变为“敢生”。如果政府能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建立品质优良、价格实惠的公共社会保障,那么对消除年轻人生育顾虑将会产生正向影响。

湖北宜昌探索完善 企业生育支持政策

湖北省鼓励生育二孩的政策一直超前。2016年1月13日,全面二孩政策施行仅12天,湖北省率先修订地方性条例,通过《关于修改湖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二孩政策落地。同年7月,湖北省启动基本生育全程免费服务试点,实行备孕前优生检查、怀孕中产检、住院分娩基本服务费、新生儿体检等全部免费。湖北省卫计委主任杨云彦表示,该项服务就是为了实施好全面二孩政策,鼓励按政策生育。

记者从湖北省卫生计生委获悉,截至目前,生育免费试点已在全省34个县市及鄂州市、宜昌市全面推行。

以宜昌为例,去年7月,该市实行生育免费政策。按照新政,本地市民生二孩住院分娩可最高享受2500元的补贴。此后,为降低家庭子女教育负担,宜昌市出台文件,对在宜昌接受幼儿教育的政策内二孩及以上孩子发放保教费补贴。其中,城区每生补贴超过1万元。

宜昌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地正在探索完善企业生育支持政策。此前,当地有企业规定,女员工生二孩可享2年产假,另有一家企业直接向生育二孩女员工发放8000元奖励。

奖励生育政策背后

是“少子化”担忧

人口学者黄文政认为,奖励生育政策的背后是官方对低生育率危机的担忧。

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披露,2015年辽宁省总和生育率为0.9,预期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提高到1.4,2030年提高至1.8。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平均每位育龄妇女的生育子女数,是人口决策重要参考依据。国际上认为,2.1的总和生育率是维持代际更替的基本条件。

“随着育龄妇女数量减少、生育年龄后移及人口老龄化加剧,尽管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总和生育率在一定时期内将有所上升,但提升到人口世代更替生育水平的难度很大。”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中直言。

从全国范围看,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张车伟介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时达到2.1,随后开始逐渐下降。从2000年至今,一直保持在1.5~1.6之间,属于严重少子化。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7。

总和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何在?去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发布的“全面二孩下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压力是影响生育二孩的决定性因素,其次为教育压力和照料压力。

此外,育龄妇女总人数也在减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宋健分析指出,我国育龄妇女中20至34岁生育旺盛年龄人群的数量在2000年已达到峰值1.66亿,2010年降为1.61亿。随着60后、70后逐渐退出育龄期,第一代独生子女成为生育主体,育龄妇女人数还将不断减少。生育观念的变化也是生育意愿降低的原因之一。宋健认为,养儿防老、多子多福曾是中国传统生育文化,但社会制度的变迁和40多年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倡导,已经重塑了生育文化,少生优生变成社会主流观念。

鼓励生育

能提高再生育意愿吗?

黄文政介绍,目前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普遍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新加坡、日本、韩国,在经过长时间的控制人口政策后,都选择了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这些国家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生育率提升到可持续的水平。”黄文政认为,虽然出台鼓励政策值得肯定,但鼓励措施对生育率的提升作用微弱。

在中国人口发展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看来,各地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只是全面二孩政策的延续。黄匡时指出,全面二孩施行后各地需要陆续完善配套政策,“这是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一部分,也是未来的趋势,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而然的事情。”

解决人口问题的

出路在哪?

专家:需制定全国性奖励政策

生育政策调整要打“组合拳”

解决人口问题的出路在哪儿?根据2016年底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达到1.8。《规划》同时要求科学评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做好全面两孩政策效果跟踪评估,密切监测生育水平变动态势,做好政策储备,完善计划生育政策。

在黄文政看来,需制定全国性奖励政策,“政府要拿出真金白银来。在这个意义上,生娃是国事,而不只是家事。”

中国人口发展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同样认为,应出台全国性的福利政策,比如个税减免。他建议,参考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每月对每个孩子和每个老人减免1000元税收。针对孩子的税收减免,夫妻双方共享额度,单亲家庭享受全部额度,而针对老人的税收减免,实际赡养老人的子女享受税收减免。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认为,从我国目前的人口形势和生育状况的变动趋势来看,短期内鼓励生育举措可能会产生一些暂时性效果,但从长期看,建立完善的政策应对,才是根本举措。“接下来,我们应该正确研判人口变动的趋势和特点,提前谋划全局或局部人口阶段性增减带来的问题。比如,为应对局部性出生高峰,各地应提前配备足够的满足婴幼儿出生、成长、受教育的基础设施;对于持续出生人口规模萎缩地区,也需做好公共服务和资源再配置。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陆益龙认为,对待人口问题,不宜只看相对数,也不宜只看绝对数。不仅要从人口规模和经济角度考虑,还要重视社会、文化、历史因素,“要防范偏激的人口政策带来不可预知的后遗症”。 他建议,未来生育政策调整应更具弹性而非“一刀切”,要注重打“组合拳”,不仅要鼓励人们生育二孩,还要在出生、迁移、就业、保障等多方面作出相应调整。

权威解读

从“单独二孩”

到“全面二孩”

生育政策调整

对出生人口有何影响?

国家统计局今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二孩出生人数比2016年增加162万,达883万,占全部出生人口比重超过一半。不过,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724万,比2016年减少249万。

“二孩政策实施以来,二孩出生人数在预期内,但稍低于我们的判断。”王广州领导的课题组曾承担了原国家卫计委委托的“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影响预判研究工作。他表示,从目前数据看,一方面,二孩数据增加,抑制了此前多孩生育率和二孩生育率的下降趋势。另一方面,一孩生育率下降过快。近年来不仅一孩生育人数减少,生育率也在下降,需要高度重视。“总的来看,二孩出生数量的增加和一孩出生数量的减少,二者相抵,造成总和生育率提升不明显。”

“近年来,我国二孩政策的实施对二孩生育还是有比较明显效果的。但从长期看,总和生育率长时期处于更替水平以下,生育水平存在走低的风险非常大。我们需要继续审时度势、积极稳妥地进行调控,保障人口世代平稳更替。”

我国新出生人口

近年来为何会大幅减少?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司长李希表示,这和我国近年来育龄妇女人数逐年减少有关。2017年,15岁~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6年减少400万人。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妇女初婚和初育年龄呈现不断推迟趋势,妇女生育意愿也有所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生育行为是一种社会、文化和经济选择行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陆益龙对记者表示,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因素,不仅有养育子女的成本压力,还有多种现实因素。比如,现代教育体制、城市生活方式和生活压力,普遍推延了城市居民的结婚与生育年龄,也影响到人们的生育观念,导致了出生率降低。

相关链接

去年全国结婚登记率降7%

60周岁及以上老人

占总人口17.3%

民政部日前发布《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根据《公报》,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4090万人,占总人口的17.3%,其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5831万人,占总人口的11.4%。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处于老龄化社会。

此外,2017年各级民政部门和婚姻登记机构共依法办理结婚登记1063.1万对,比上年下降7.0%;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437.4万对,比上年增长5.2%。南都记者梳理发现,60周岁及以上人口自2005年以来快速攀升;离婚率已连续16年持续上升;结婚率则从2014年开始下降。

本组稿件综合人民日报海外版、新京报、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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