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陆燿的《切问斋文钞》,在统治危机尚不明显的乾隆时代,就居安思危地为救世济时发出了警钟。嘉道时代,随着统治危机加深,各类“经世文编”层出不穷,计有16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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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鲍青
乾隆、嘉庆年代,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是以考据为主的汉学。汉学家们拘泥于单独字词的解释,于故纸堆中斟酌字句,往往皓首穷经。这种学问,对于古籍细节有独到见解,但对社会实务却无多少裨益。到了道光年间,学术界开始兴起以编著“经世文编”来复兴实学的热潮。他们期望通过这些经世济民的文章,来启迪实学的发展。其发轫之作,当属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与学者魏源一同编著的《皇朝经世文编》。
但人们在谈论这部书时,往往把它和陆燿的《切问斋文钞》联系起来。如清末贵州巡抚邓华熙说:“《切问斋文钞》……实为贺长龄《经世文编》之权舆。”嘉道年间的思想家方东树说:“《切问斋文钞》三十卷,云间陆中丞朗甫纂……厥后贺长龄为《经世文编》,则搜采益富,体例亦备,而陆氏实为之嚆矢矣。”左宗棠也说:“贺长龄取仕学论议阅历有验之言,仿陆燿《切问斋文钞》例,集录成书,断自本朝,都为一部,名曰经世文编。”所以嘉庆之后的清人,往往将《切问斋文钞》,直接称为《切问斋经世文钞》,道明了它“经世”的内核。
可以说,陆燿的《切问斋文钞》,在统治危机尚不明显的乾隆时代,就居安思危地为救世济时发出了警钟。嘉道时代,随着统治危机加深,各类“经世文编”层出不穷,计有16种之多,近3000万字。
这些经世文编,从选文内容而言,都是以“经世致用”为逻辑出发点,以实用为价值标准。
经世文编热潮兴起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矛盾的日趋尖锐。此时,清廷统治可谓危机四伏,社会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加深,呈现衰败的末日景象。一些有识之士,如陶澍、贺长龄、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认识到危机即将来临,意图用实学来改变现状。
当他们于文化学术探讨衰落原因时,自然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汉学考据。他们举起“经世致用”的大旗,注重与国计民生相关的盐务、漕运、河工等实用之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才有了编辑皇朝经世文编的想法。他希望,这部汇聚心血的著作,能够为帝王提供参考和资鉴,促其改革弊政,挽救危机。
1826年,120卷的《皇朝经世文编》编制完成,一经刊布便引发思想界巨大轰动。后来陕西人张鹏飞,不满于魏源此书详尽东南,忽略西北的缺点,于1849年辑成《皇朝经世文编补》120卷。
鸦片战争的爆发,打破了一些士大夫的“天朝迷梦”。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更显得清军腐败、装备落后。形势的变化,令经世文编的侧重点也发生了转移。先是林则徐、魏源等开明知识分子,一面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经世济民的宝贵营养,一面放眼看世界,注意了解西方的情况。林则徐的《四洲志》,是最早较全面地介绍西方国家情况的地理著作。后来,他在赴新疆戍边之前,将书稿赠予好友魏源,勉励他细为考订,重新编录。魏源便在此书基础上,编成了《海国图志》一书,开始把学术问题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做到了学术经世。在此影响下,一大批如《瀛寰志略》《纪康輶纪行》等研究边疆地理和国外地理历史的书籍开始出现。他们再度举起了“经世致用”的旗帜,开始了经世致用思想的复兴。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思想。为了搜集鸦片战争前后至洋务运动时期的经世文论,为清廷提供服务借鉴,江西人饶玉成于1882年编成第一部《皇朝经世文续编》104卷,上海人葛士濬于1888年编成第二部《皇朝经世文续编》120卷,1897年盛康、盛宣怀父子又编辑了第三部《皇朝经世文续编》120卷。
到了中日甲午战争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给学术界敲响了警钟。面对民族存亡,他们再度仿效《皇朝经世文编》的体例,大量收集为时人所关注的军政文章,续编经世文编多部,以期挽狂澜于即倒。
到了戊戌变法前后,社会思潮的活跃,又为经世文编的编辑提供了更多更适于时势的文章。一时间,经世文编连续编辑,此起彼伏。
经世文编的兴起,虽然最终没有挽救清廷的衰微和灭亡。但它令知识分子重新关注实务和时势,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为“西学东渐”准备了思想的土壤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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