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次高考
自1977年恢复高考到1979年，我连续参加了三次高考，最终幸运的成为“新三届”大学生中的一个。从那时到如今已过去整整四十年，可三次高考的经历恍如昨天，时常令我心潮起伏，思绪难宁。
1977年的初冬，我们就要中学毕业了，家里有门路的同学想办法去当兵，有城镇户口的忙着插队等待招工进城，而农家子弟多半只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看着同学们一个个东奔西走谋前程，我的脑子里总是不停回想着课本里的一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甘心回村当农民，思前想后，我就去找老师想办法，看能不能毕业后先找个农村小学教书，以求将来有个好点的出路。当我去找老师的时候，他有点神秘地对我说：“国家要恢复高考了，允许推荐少量的应届生参加，学校研究让你和机电班的一位同学去应试。”一听到这话我懵了，还有这样的好事？听说过工农兵上大学，听说过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但那都是有门路的子弟改变身份的阶梯，农家子弟既使很优秀，也没你的份，忽然让我们参加高考，真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了！一种无法抑制的激动，使我跑到学校的后山上，对着一望无际的群山沟壑放声呐喊：“我要考大学了！”一个多月后，我们在紧张甚至是恐慌中进了县城，进了考场，时间是1977年12月11日。
第一次高考后我们都榜上无名，全校也只有两位代课多年，仍然是农民身份的老师如愿以偿。比较幸运的是伴随高考恢复，所有中小学都由春季招生改为夏季招生，我们那一级毕业时间自然延长了半年。为了抓住这宝贵的半年，我白天听课，晚上在用墨水瓶制作的煤油灯下死记硬背政治与史地，第二天早上鼻孔塞满了油垢，头发被油灯烤成自来卷，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却从不觉得苦和累，精气神十足。可遗憾的是我们的中学时代，1974年刚进校门就开始了批林批孔、学习反潮流的“白卷英雄”张铁生，还有那个小黄帅；1976年又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周周都要开批判大会，月月都要参加农业学大寨劳动，至于文化课，“知识越多越反动”呵。特别是高中阶段越来越“左”，一个机电班专学如何开手扶拖拉机，我所在的文艺班则未再开设数理化，所以这方面的知识，几乎等于初中那点水平。而恢复高考时的这个山区小镇中学，当时几乎没有上过大学的老师，数学是越补越迷糊，语文补了一点之乎者也，而如1978、1979年高考中出现的缩写、改写文章等题型，从未听说、更未练习过。因而这半年的拼命，7月20日检验的结果是：数学成绩十一分三！
连连败绩，何去何从？回想从小学到中学的九年半，自己从来都是全校数一数二的优秀生，虽处偏远闭塞的山圪崂，但上小学时就把大哥从县中学背回的一箱子课本翻来覆去地看。数理化搞不懂，但语文和历史、地理这些书能懂一些，所以书翻烂了，课本内容也烂熟于心，这些“夹生饭”使自己的知识层次已远超山区的同龄人。特别是大哥带回的一本《革命烈士诗抄》，更是爱不释手，一有空就捧着走到村前的老槐树下，一遍又一遍地诵读，常常为先辈们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不挠的追求、壮烈的牺牲所感动，眼界也早已飞过丘陵沟壑，心里燃起了长大后要继续他们未竟事业的壮志豪情。想到这些，我暗暗对自己说，高考失败，并非是自己没有那个天赋，而是造化弄人，是时代的悲剧！毛主席说：“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更何况古人尚能屡败屡战？带着一种不服输的执拗，我毅然选择了复读——走出山沟，走向大世界！
感谢贫困的父母兄弟给了我无怨无悔的支持。1978年下半年，我来到另一个县的中学补习。这里的老师基本以陕师大和西北大学的老牌毕业生为主体，多数都参与过“文革”前高考的教学与辅导，无论是知识还是经验，足以教出大学生。我接受了他们的辅导，扬所长而补不足，尤其是在老师的引导下开阔了视野、掌握了方法，将已有的知识变活了、会用了，不再像前两次高考那样，拿到试题犹如“老虎吃天，无处下爪”。也就是这一年，我以十七岁半的年龄，顺利考入陕西师大中文系，走向放飞梦想的新起点！
四十年光阴弹指而过，当时的同学少年如今都已两鬓如霜。回望过去，我们见证了国家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全部历程，参与了从贫困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实践。我经常想，起始于1977年招生制度的改革，改变的绝不只是个体的命运，而是奏响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庄严序曲，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通衢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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