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书皮 赵春光
8月27日，是孙女开学报名的日子，孙女从学校领回了20多本书，接下来，我的任务就是包书皮、包作业本皮。尽管书皮包括作业本皮要包近30个，好在现在都是现成的，小商店里有定制的全部规格书和作业本的透明塑料皮，只要往上一装一套夹上塑料夹子就完成了任务，只是作业本皮要打印。
我们上学时包书皮可没有这么简单，当时没有塑料书皮、本子皮，就是有钱也无处可买，更何况家里没钱。
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上的小学，当时物质匮乏，家里经济条件也差。那里，小学只有两本课本，一本是语文，另一本是数学。老师反复教，学生反复学。每天与语文、数学两本书为伴，书坏得自然快，卷角、毛边，往往半个学期课上了一半多，书已经坏掉了。保护书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包书皮。可那时包书皮的材料奇缺，旧报纸包书皮是个不错的主意，但那时村里只有大队支书、大队长这些队干部家里有，为了给我要一张包书皮的旧报纸，母亲不得不央人从队干部家里要，或者给队干部婆姨干点活计换。
包书皮有个讲究，绝对不能用有领袖照片的报纸包。记得上高小时，一个同学不小心用毛主席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的检阅红卫兵的照片包了《毛主席语录》皮，结果被人告发，整整在班上痛哭流涕作检讨被批斗了两天，因这位同学家庭出身贫农，而且平时表现不错，再没有追究其责任，算是过了关。文化革命中，红纸上用排笔刷标语是时尚，每开大会必张贴标语，每有活动必张贴标语，活动举行完了，大会开过了，这些写着标语的红纸就成了我们这些学生包书皮的好材料，所有的书皮一律是红色。祖国山河一片红，连我们的书皮都是红色的，谁能找出什么错误来吗？
包书皮久了，慢慢就有人创出新花样来，大家都跟着学，有人将书角能折出个小三角，有人能将书皮包得就似原来印上去一样。新学期开始，每当拿出新包皮的书来读，同学们都格外卖力，朗读，其中大半是在展示家庭的地位和包书皮的技艺。记得，一次，商店主任的儿子用牛皮纸包了书皮，引起了全校的轰动，大家争相观摩，要是谁能得到一张牛皮纸书皮，那得用一个白面烙馍去换。其实，牛皮纸包书皮，对于商店主任的儿子也不能保证年年有。只是有了牛皮纸包装物才能从磨损不堪的包装中精挑细拣地找出一点来。记得，有一次，一个同学的亲戚走了一回县城，拿回了几张破旧的宣传画，好像内容是宣传种柠条的，他用宣传画包了书皮，并匀了几张书皮给要好的同学，他一个星期都没有在家里拿干粮，每天都享用最好的干粮，这几天，连班长都听他的话。
包书皮的习惯一直伴随着我到工作。1981年，我在陕西教育学院进修，此时我已经调入延安日报社工作，每当买了新书都要包皮，而且当时在一起进修的同学都有这个习惯。此时，陕西教育学院正在大扩建，建筑工地有水泥袋，水泥袋就是我上小学时梦寐以求的牛皮纸，给建筑工人递上一根烟，就能拿到一个水泥袋子，能包好几本书。这时包书皮好像已经不是保护书，而是一种习惯、一种文化和传承。大概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们这一伙人，从新华书店买了新书还在包皮，包完书皮，在正面和书脊上写上书名。此时，包书皮用的材料广泛了，有人用铜版纸，有人用画报，红楼梦的包皮可能有人会把某个演过红楼梦角色的演员头像放在正面，把美学融入书皮中，有人会在毛泽东选集上面放一幅他老人家的头像，下面放一个天安门城楼，寓意不言而喻。
回顾包书皮，这其中有艰辛、有快乐，有酸楚的回忆，也有幸福在心中荡漾。
随着时间的推移，包书皮只存在于我的记忆之中，而无法在生活中再完全复制了，现在买了新书，也没有给它包个新皮打扮它的心境了，何况有的书本身就是塑封的皮，无需再包，但包书皮的记忆会伴随着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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