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群嘲的《鹿鼎记》背后是一个远去的江湖
张一山版《鹿鼎记》简单粗暴地将“韦小宝”归结为闹剧男主角。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梁朝伟版的《鹿鼎记》。
张一山版的韦小宝表情浮夸。
周星驰用喜剧天赋给《鹿鼎记》增添了无厘头味道。
陈小春版的《鹿鼎记》传播度最高。
黄晓明版的韦小宝被指过于油腻。
本报记者覃江宜
豆瓣2.5分，本周，张一山版《鹿鼎记》“喜提”金庸改编剧的历史最低分。
这一场失败的实验证明了，《鹿鼎记》依然是金庸最难改编的作品，因为它不单单是大师的封笔之作，也是武侠世界从登峰造极到分崩离析的解构之刀。“武侠消逝的武侠小说”，用戏谑口吻讲厚重故事，却说尽了朝堂和江湖的悲凉和荒诞，其中不再有单纯的“好”和“坏”，甚至连纯粹的爱情、友情乃至亲情也没有，只有一个个在诡谲命运中打转的人物浮浮沉沉。
如果简单将“韦小宝”归结为闹剧男主角，把《鹿鼎记》当做一场直男春梦，免不了会有改编者前仆后继的“扑街”。对于金庸笔下人物的误读，演员张一山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而在类似的跌宕之间，那个我们过去熟悉的快意江湖，就这样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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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山是如何被群嘲的
没人想到新版《鹿鼎记》是以这样的方式出位：开分2.7，迅速跌到2.5分，2020年评分最低的国产电视剧就此出炉。
这一切如何发生的？源头大概在于“韦小宝”的垮掉。
韦小宝，一个目不识丁的小混混，一路开挂升官发财，最终抱得美人归隐山林，这几乎是男人们或多或少偷偷编织过的白日梦。
但韦小宝绝非无脑之人，书中的他油腔滑调，但大节不亏；贪财好色，也义气深重；不学无术，却八面玲珑，在一众江湖豪杰、朝廷高官、封疆大吏中闪转腾挪游刃有余，每每能逢凶化吉逆转乾坤。一个反传统的武侠主角，最初难免让人感到不适，金庸先生自己也在《鹿鼎记》的后传里向读者致歉：“武侠小说的读者习惯于将自己代入书中的英雄，然而韦小宝是不能代入的，他的品德与一般的价值观念相去甚远。剥夺了某些读者的乐趣，我感到抱歉。”
诠释这个将矛盾集于一身的人物难度极大，太端正了会无趣，太轻佻了会油腻，更别说这套成人剧情应对的只是一个孩子——韦小宝刚出场时的年纪只有十几岁，迄今为止所有版本的韦小宝都不“应景”：出演韦小宝时，张一山28岁，梁朝伟22岁，陈小春32岁，黄晓明31岁，周星驰30岁，如果包贝尔版的《鹿鼎记》能上映，他将是最老的韦小宝（41岁）。
过往每一任韦小宝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槽点，张一山版身上集中展示了各种失败元素：矫揉造作、上蹿下跳、表情浮夸、不合时宜，没有金庸笔下市井百姓那种迫于生计的“混”，只有花花世界里玩世不恭的“油”，还有停留在肢体上的低俗笑料，以致于网友们说，张一山的挤眉弄眼拯救了黄晓明的邪魅一笑，使得后者彻底摆脱了“最拉胯韦小宝”的名号。
韦小宝的形象立不起来，《鹿鼎记》的奇幻叙事就无从谈起，然后才是从剧情到画风，从道具到配音的全面崩塌。这部能在央视播出的大制作，因此遭遇了近年来最猛烈的全网群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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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鼎记》不是一场闹剧
新版《鹿鼎记》的导演马进拍过《幸福来敲门》《营盘镇警事》，编剧申捷的代表作包括《重案六组》《鸡毛飞上天》《白鹿原》，很多人诧异这个班底如何能将《鹿鼎记》拍成《鹿鼎西游记》。其实，秘密就藏在导演日前的采访自述中：“有人说《鹿鼎记》是悲剧，有人说是喜剧，也有人说是正剧，我恰恰觉得它是个闹剧，这是基于对韦小宝人生际遇的高度抽象。”
真的是闹剧吗？金庸在写完《鹿鼎记》后正式封笔，按倪匡的说法是：“他写不出来了”。金老爷子写了一辈子英雄侠客，从乔峰到郭靖，从张无忌到令狐冲，最后以一个反传统的小流氓韦小宝收尾，寓意夕阳唱晚，江湖梦醒。
这大概是悲剧吧，过往风流无迹可寻，华山论剑不可重现，《鹿鼎记》里义薄云天的侠客已不多见，不是远走海外销声匿迹（袁承志），就是徒劳奔波不得善终（陈近南），一曲传统武侠世界的挽歌已经奏响；这应该也是喜剧，秉承仁义道德的英雄们在现实面前头撞南墙，一个胸无点墨的小人物却混得风生水起，每每被时代卷入凶险的浪潮，最后都能够以荒诞不经的方式柳暗花明，直至人生巅峰。
或者说，《鹿鼎记》表面是闹腾的喜剧，底色却是深刻的悲悯，金庸用诙谐的笔调写出清代官场的厚黑、江湖帮派的愚昧，更对过往正统武林一些狭隘的观念进行自省。
“韦小宝”也是金庸为自己气象万千的武侠世界收尾的一串省略号，他以“飞雪连天，笑书神侠”引人入梦，指向一场波澜壮阔、奇幻瑰丽的冒险，最后回归原点，让韦爵爷一通发作“老子不干了”把人叫醒——快意恩仇的侠客时代从此终结，欢迎回归现实世界。
如果改编者只看到“七个老婆”和“加官进爵”这样的关键词，只把这个故事定义成“一出闹剧”，那是肯定拍不好《鹿鼎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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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剧为什么越来越难拍
在金庸小说里，韦小宝不是最受欢迎的男主角，《鹿鼎记》却可能是最难拍的一个故事，因为它的设定是离经叛道的，气质是亦庄亦谐的，宏大的被消解，严肃的被解构，韦小宝身上有太多可以被重新解读的细节——
比如，韦小宝真的幸福吗？有人认为《鹿鼎记》里没有真正的爱情，七名女性只是由于种种利害关系才与韦小宝产生关联：双儿是被赠送的丫鬟，建宁公主是为了满足私欲，沐剑屏和曾柔一半是报恩一半是无知，阿珂、方怡、苏荃都是因为身不由己才委曲求全。在女性意识觉醒的今天，类似的情节难免会让人备感不适。
他没有真正的亲情，不知父亲是何人，在青楼长大，母亲忙于生计对他疏于管教，师父陈近南其实只打算利用他“反清复明”；他也没有真正的友情，在御书房结交的朋友转瞬即逝。书中最后面见康熙时，韦小宝是带着一身冷汗退下的，脑子里想到的是屈死的韩信。
韦小宝好像什么都有，又好像什么都没有。从朝廷到江湖，从青楼到帮派，哪里都有他的位置，但好像哪里都无法真正容纳他的存在。这便是《鹿鼎记》之于金庸其他小说特别的地方，它并不是一部赞美家国情怀与侠客精神的英雄成长史，如《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它也不想在尔虞我诈的江湖里歌颂侠肝义胆，如《笑傲江湖》——它就是它自己，一部临摹历史映射现实的反讽小说，没有两情相悦、生离死别，少有慷慨激昂、义无反顾，一个低俗小人物为了生存不时要坑蒙拐骗，最终因阴差阳错和机缘巧合而平步青云又归隐山林。
金庸小说是会“呼吸”和“成长”的，一切和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从一开始的文明冲突与民族对立（如《书剑恩仇录》和《射雕英雄传》），到个人主义与民族融合（《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再到解构江湖和自我救赎（《笑傲江湖》《鹿鼎记》），金庸笔下的人物无不遭遇了命运的摆布和自我的追问，但都曾借此彰显出熠熠生辉的灵魂和品质。
金庸剧越来越难拍，一方面是在于不断地翻拍导致的审美疲劳，另一方面也在于现代的编剧和时下的导演们只想借助金庸的大IP招揽流量，迎合缺乏耐心的观众，而不愿触碰故事里那些隐藏的暗礁与议题，没有契合当下的语境，所以变得越来越浅薄和无聊。无论是张纪中式的照本宣科，还是马进式的旁逸斜出，均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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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真的越来越远了吗
其实不只是新版《鹿鼎记》，2018年的《飘香剑雨》《新笑傲江湖》、2019版《倚天屠龙记》和2020版《绝代双骄》，近些年来，绝大多数武侠剧都在口碑上缺乏建树。而在体量上，武侠剧也已沦为小众剧目——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至今新上线的武侠剧不过20部上下，平均每年新播武侠剧不超过10部，在每年新播剧集将近300部的市场上占比不超过5%。
从金庸、梁羽生、古龙，到温瑞安、黄易，随着大师们一个个转身离开，江湖真的越来越远了。如今的武林侠客们在面对修仙团队、霸道总裁和清宫小主时节节败退，少年们不会再捧着武侠小说爱不释手。
遗憾的是，为数不多的武侠剧也在接二连三地垮掉，因为主创们始终没有明晰一个道理：没有江湖气的武侠剧，只是一出闹腾的偶像剧；所谓武林，也就不过是T台和秀场而已。
江湖气是什么？长期解读金庸作品的自媒体“六神磊磊”说：“江湖是客栈、驿站、渡口、码头，是大车、跛驴、残羹、冷炙，是屠户，是船家，是草料场，是山神庙”“也是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是构成江湖人生活的一切组合”。江湖气既是浪漫和热血的，也是浑浊和市侩的，世态炎凉、人间冷暖，皆氤氲其中。
所以，精致妆容、酷炫特效和刻意搞笑不是江湖，背景简陋、制作粗糙但演技扎实的83版《射雕英雄传》依然是经典案例，江湖气是王天林、黄日华、翁美玲、黄霑、罗文等一代香港艺人台前幕后的倾情演绎，是《新龙门客栈》里张曼玉的发丝纠缠与香汗淋漓，是李连杰版《黄飞鸿》里的时局动荡和民族自强，是《卧虎藏龙》里的竹林摇曳和辗转腾挪，也是许冠杰在《笑傲江湖》里唱到的“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豪情还剩一襟晚照”。正是以上种种，才让观众得以在细微处感知江湖的诗意和磅礴。
当然，有心人始终在尝试多维度的东山再起，从《师父》《叶问》这类拳拳到肉的现实击打，到《斗破苍穹》《蜀山战纪》的玄幻进化，乃至甜宠类融合、反套路创新、悬疑侦缉植入……武侠并不需要拘泥于“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但必须要在时代精神中找到江湖气的契合点。这样一来，也许新世纪的观众还能在武侠世界里完成一场精神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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