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谈“三国”那些事儿(十五)

达州晚报 2020-09-29 12:31 大字

□罗学闰

最早对“建安文学”守正创新的,是魏国末年的“竹林七贤”。百度说,“竹林七贤”,是指曹魏正始年间(240年-249年)的“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

我发现,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组合,喜欢用“七”的不少,仅在“三国时期”就出现了两个:“建安七子”(初期)和“竹林七贤”(后期)。我还深切地感受到,“七”是一个神奇的数字。一星期有“七天”,北斗有“七星”,自然光有“七色”(五光十色、五颜六色都是形容词),歌曲简谱有“七音”(古只有五音),人体有七窍(面部七个孔窍:口1、眼2、耳2、鼻孔2),人死要“烧七”(以七天为周期),节气有七夕(中国情人节),玩具有“七巧板”(拼盘玩具),战国时代有“七雄”。“白雪公主”喜欢与“七个小矮人”一起耍,董永抢走“七仙女”的衣服(强行搞“天仙配”)。我所熟悉的文学作品还有《七个葫芦娃》《七侠五义》《七剑下天山》(中国),《七武士》《七宗罪》(日本)。这是不是跟“星象学”有关?是否暗示着某些“文化心理”?我解释不了,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个问题丢在一边,留待今后去解决。

还是来说“竹林七贤”。“七贤”好理解,“七个贤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竹林”却有非议(并非真是在竹林喝酒)。有学者指出,竹林,跟三国时期逐渐兴起的“玄学”有关系。这个“玄”字,起源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本来是道家(道教)用语。“玄学派”,又称“新道家”。“建安七子”都喜欢“积极入世、建功立业”,而“竹林七贤”则多选择“消极避世、放浪形骸”。从魏明帝曹叡时期的“浮华交会”(贵族子弟小众组织)起,到西晋再到东晋逐渐发展为“谈玄之风”(世族名士的普世追求)。这个“竹林”可能是“竹林精舍”(印度是佛教建筑,中国是道教建筑)。

“竹林七贤”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和行为呢?主要是“看不来”三国时的司马家族,其“篡魏之路”越走越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们采取的态度就是“非暴力不合作”(惹不起躲得起)。嵇康,是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还有一个“身份”是魏宗室的女婿,对司马氏的仇恨也最深。朋友山涛投靠司马氏当了吏部尚书,劝他出去做官,他不仅断然拒绝,而且写下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这个嵇康自顾自地打铁,不理睬前来拜望的钟会。虽然有“经典的对话”,却让钟会从此“心中不爽”。后来,遭钟会(一说吕巽吕安案件牵连)诬陷,为司马昭所杀。我们喜欢“把酒临风”,嵇康却潇洒地临阵抚琴,名曲《广陵散》因此成为“千古绝响”。

阮籍,是“建安七子”阮瑀的儿子。正始十年(249年),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擅朝纲。司马氏杀戮异己,株连甚众。本来倾向“曹魏王室”的他,对司马氏集团“怀恨在心”却又无可奈何。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闭门读书,或登山临水,或酣醉不醒,或缄口不言。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先后“服侍”过司马氏父子三人,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加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换得司马氏对他的“放纵和宽容”,得以终其天年。

山涛,是竹林七贤中最年长的一位。原先入仕曹魏,看到曹氏和司马氏“争斗得烟干火起”,就“隐身不交世务”。等到司马氏掌权“大局已定”,又投靠司马氏为官。因为姻亲关系,他在司马氏手下就走得“一路顺风”。还是“性格决定命运”,山涛是“竹林七贤”中性格最沉稳的一个人,连喝酒也很有控制力(最多喝八斗)。同时,也是把“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践行得最巴适的一个人(当官最大最久)。

向秀,是魏晋间文学家。景元四年(263年)嵇康被害,他被司马氏的高压政策吓得进了朝堂。不过只当个散骑侍郎(皇帝的随行顾问),下班后就读读写写。向秀是“建安七子”中“宗教倾向”最明显的一个人(好老庄之学),也是对推动玄学功劳最大的一个人。今日所见的《庄子注》就是他呕心沥血的传世之作(郭象补注《秋水》《乐至》)。

说到刘伶,他“嗜酒佯狂,任性放浪”的形象就展现在眼前。我估计李白《将进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就是赞美的刘伶。刘伶是“竹林七贤”中岁数活得最大的一个人(79岁),比山涛还要多活一岁。谁说喝酒影响健康呢?刘伶喝酒也“喝出了专业水平”,有《酒德颂》让后世传扬。当然,喝酒也一定要有节制,要记住“小饮怡情、大醉伤身”,每逢酒局,微醺而已。

王戎,是“竹林七贤”中年龄最小、也最庸俗的一位。据说,他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仍然聚敛无厌。每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好像永远得不到满足。他家庭园有好吃的李子树,常卖出换钱,又害怕别人得到种子,就把李子核钻个孔再出售。因此,王戎,是“竹林七贤”中最为世人诟病的一个人。

阮咸,是“竹林七贤”辈分最矮的一位(阮籍之侄)。他与阮籍一样放达任诞、狂浪不羁。他还喜欢“跨族婚姻”,曾与姑母家的鲜卑婢女私下要好(生了一个儿子)。他喝酒“很豪放”(不用酒杯,改用大盆),“与猪同饮”就传为笑话。虽然他妙解音律、善弹琵琶,也是当时著名的音乐家。但是,晋武帝(司马炎)认为他“耽酒浮虚”而不用,终日钻研音律,除了“烂酒罐”之名,还有《律议》传世。不像我等酒徒,除了“喝一肚子烧酒”,什么都没留下,只留下病怏怏的身体,给老婆娃儿增加负担。

当然,《三国志》还为各国的方术之士作了传。有神医华佗,有相面的,有易经预测的,还有解梦的,纷纷攘攘,不一而足。我看只有华佗的“神医事迹”还有科学依据,谈了病象、病理和药方,也谈了神奇的治疗效果,尚还可信。但,华佗究竟是谁?给关公刮骨疗伤的是他吗?给曹操治“偏头风”的是他吗?曹操杀的是他吗?都不一定是。但他“治未病”(病从浅中医),“分段施治”(在肌肤、在腠里、在骨髓)的办法,跟“神医扁鹊”很相似。据《三国志·华佗传》,在《庄子》“二禽戏”(熊经鸟伸)的基础上,华佗创编了“五禽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模仿动物的动作用来健身,估计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还有就是“麻沸散”,其实就是我们最早的“麻醉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医”都是跟“巫”紧密相连的,我估计当时的“巫”能达到“人神相通”的境界,用的可能是“兴奋剂”,而为病人求得的“神药”,极有可能是“麻醉剂”。不然,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当然,病人对“巫师”的“敬信”,也是精神因素在起作用。我有次带一个老中医(90岁)回去给我老母亲看病,他就用了“心理辅导”的办法,说“你一定要相信我,相信我的药”。果然,母亲的病很快就好转了。

让我更感兴趣的是,华佗还善于应用“心理疗法”治病,达到了“不药而治、出神入化”的境地,这是现代医学需要学习借鉴的。尤其是“中医”是我们的“国粹”,现在却“风光不再”,被西医“挤得塌塌儿都没有”,更值得我们深思。我们来看华佗“不药而治”的“心理疗法”病例:有一郡守得了重病,让华佗为他诊治,华佗对郡守的儿子说:你父亲的病和一般的病不同,有淤血在他的腹中,应激怒他让他把淤血吐出来,不然就没命了。你能把你父亲平时所做过的错事都告诉我吗?我传信斥责他。郡守的儿子于是把他父亲“那些年那些事”向华佗全盘托出。华佗写了一封痛斥郡守的信,郡守看信后大怒,派捕吏捉拿华佗又没捉到。盛怒之下,郡守吐出一升多黑血,病的确就医治好了。

我们现在有“心理疾患”的人太多了。高考前夕,某中学一个教师就跳楼身亡了。据探访得知,这个教师有严重的“抑郁症”。要是华佗再世,曹操的“偏头风”能够有治愈的希望,这个中学老师也不会“跳楼自杀”。现在心理不健全的学生,更需要加强“心理疏导”,避免一些“恶性事件”。事件一旦发生,学校、社会、家庭都“很受伤”,尤其是我们的学校更会“几面不是人”。所以,既要教书,更要育人。韩愈《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就是讲规律;授业,就是讲专业;解惑,就是解开困惑,就像东吴的诸葛子瑜“解开孙权心里的疙瘩”一样。豁然开朗,不仅是“眼前的阳光灿烂”,更是“心情的异常愉悦”。

(七)司马家族:“三国”的“最大赢家”

“三国”历史上,最牛的一个家族是诸葛家族,魏蜀吴三国都记录了诸葛家族的丰功伟绩。而得利最多的一个家族,就是司马家族。他们几乎都在曹魏的阵营内“稳步成长”,经过三代四人(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的努力,实现了从辅佐曹氏、掌控曹氏、篡夺曹氏政权的“历史性转变”。265年,终于办完“过户手续”,把曹魏的“国有资产”据为己有。“司马”成为两晋朝的“国姓”。读过《三国志》,你会发现“司马家族”是曹家的“好学生”,在三国时“名利双收”,而在两晋时却是“名利尽失”,生活过得很苦不说,甚至连从曹魏篡夺的江山也弄丢了(这是后话)。

《晋书·宣帝纪》说,司马家族乃祝融之后,以官为氏。追踪到的远祖是司马卬。这个司马卬,在楚汉相争时做出“英明抉择”,从项羽的阵营“弃暗投明”(投奔刘邦),成为西汉的“开国功臣”。在西汉,司马家族也是人才辈出,二千石的高官不少,尤其是文学上的成就突出,有“文章西汉两司马”的赞语(左宗棠)。那个“因言获罪”的司马迁,忍辱负重写出旷世名作《史记》;那个与卓文君私奔的司马相如的辞赋也曾享誉千古,鲁迅先生在《中国文学史大纲》也把“两司马”合为一章。(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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