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秦岭 认知中国 商洛籍著名作家贾平凹专访
编前语:
从40年前带着“泥土味”步入文坛,到今天成为世界级文学巨人,他一直深深植根于那片带给他无限灵感的三秦大地,关注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和平凡人的命运。他就是著名商洛籍作家贾平凹。
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他的作品层出不穷,从《商州初录》《鸡窝洼的人家》到《浮躁》《废都》,从《土门》《白夜》到《高兴》《秦腔》,从《高老庄》《带灯》到《老生》《极花》《山本》,他几乎一两年就有一部长篇问世,被誉为中国文坛“劳模”。他的作品曾获得国家级文学奖五次,另获施耐庵文学奖、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冰心散文奖、朱自清散文奖、老舍文学奖、当代文学奖等五十余次,并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娜文学奖”、香港“红楼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其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俄、日、韩、越等三十余种文字,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戏剧十余种。
贾平凹的作品,始终关注着农村和农民。他的大部分作品题材都是以乡村为主,很多作品中都有商洛的影子和痕迹,饱含着对家乡的真挚情感。他说:“我对自己的家乡和生活在那里的乡亲们,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虽然在城市里生活了30多年,但是我对自己的定位还是农民。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是乌在了骨头里的。所以要用忧郁的目光观察农村、体味农民的生活。我要用文字给故乡立碑。”
记者:贾老师好,很高兴您能接受家乡报纸的采访。在您的新作《山本》题记里,您写道“山本的故事,正是我的一本秦岭之志”,有评论家也把它称之为秦岭的“百科全书”。书里不仅写了秦岭里的人、秦岭里的事,而且秦岭里的花草树木、飞虫走兽也占了很大的篇幅,可以看出您是在以文学的方式为秦岭立传。您写的是秦岭,又不全是秦岭,是这样吗?
贾平凹:咱们就在秦岭里面居住着,生活着。原来我写商洛,其实商洛就是秦岭里面的一个点,后来写着写着就等于把它又扩大了一些,扩大之后就是整个秦岭。其实自己也一直想给秦岭写些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写,我在后记里面也谈到干脆就去山上跑一跑,我跑的秦岭也就是咱们那一块。秦岭横跨三个省呢,甘肃、陕西、河南,有些主要的点我都跑过,尤其是陕西境内七十二道峪。跑过以后不知道怎么写,就先写这些草木、动物。之前说写秦岭志,如果是志,那就涉及很多,后来写一写就收集到了很多秦岭的故事,实际上中国的历史有许多都是在秦岭山下发生的事情,所以说写秦岭不只是写秦岭,是写中国人,我在题记里面专门写道秦岭是一条龙脉,它提携着长江黄河,统领了南方北方,为啥专门提到这句话,就是说我写的不仅仅是一个区域了。
记者:您刚说了中国的历史有很多都是在秦岭山下发生的,可以作为背景来写的历史段很多,包括当下,但在《山本》中,您为什么选择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呢?
贾平凹:选择写二三十年代这个时间段,那个时代是一种过去式,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初创时期,一个混乱时期,想表达的意思是咱们是怎么过来的,通过那个时代来看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伦理,中国人思考问题的那种观念,有些东西只能去体会,说出来反而不准确了。乱世也是最能表现人性的,政治上的腐败,经济上的衰落,民生的凋敝,然后是人性那种善的恶的。那个年代中国人的人性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在涡镇上我就纯粹写了人事方面,基本上就是这样构思的。再一个如果选取别的时间段,咱不熟悉,虽然二三十年代也不熟悉,但是小时候我姨夫是游击队的头,他那个家属里面、亲戚里面从小给我传来的故事比较多,当时的陕南游击队就在棣花和商镇交界的我们那个村子频繁活动,这一窝窝是当年闹革命的。后来有写作这个兴趣时就收集了大量的那个时候的故事,那就不仅仅是商洛的事情了,大部分比如说是关中的、渭北的,当时不管是游击队、国民党的政府军或者土匪是怎么活动的,收集了很多故事,而且翻阅了很多文史资料。实际上《山本》这本书里面所写的都有出处,包括地名,有些是实的有些是虚的,有时候我觉得一个地方的名字好,就拿来用了。写小说我觉得大的指向、作品境界一定要虚一点,扩大一点,具体在描写过程中一定要实,让人觉得确实有这个事情。这些事分解开来其实是都有的,但是集合在一个地方就是不存在的了。很多人说有井宗秀、井宗丞两兄弟的故事,实际上是取了一点军阀时期的材料,那些人和事却是榆林的。
记者:也就是说您书中井宗秀这个名字都是有出处的?
贾平凹:对,都有出处,我取的是井家嘛。主要取了他在榆林的时候,每天晚上怎么骑马巡逻,把鞭子挂到门上,这都是真事,怎么派人去杀他弟媳,他弟媳死了以后,他怎么去捉那个凶手,捉来之后怎么剥皮,这都是真的,死的时候也是真的,也是那样死的。但是到了日常生活,那又不是他了,那就是咱那边的一些事情了,就是这样过来的。
记者:不难看出《山本》里写的许多故事,其实也是您的一种童年记忆。可见童年记忆对一个作家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那么您的童年记忆对您的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贾平凹:《山本》里那些故事收集起来之后,都可以给它整编、改编,前后挪用,但是生活中的那些环境,比如说穿什么用什么,那都是小时候咱们的记忆,那种记忆肯定是永远磨灭不了的,当然现在已经失去那种环境了。实际上从文化基因上来讲,商洛属于楚文化,楚文化里面也有物的东西,神的东西、小时候的我,头疼脑热根本没有去医院看的这一说,都是土法子治呢,那个时候民间的医生厉害的很,我记得我小时候的那些医生治骨头,几副膏药还真的就好了,现在反而在医院一住半年还好不了。所以那个时候不管干啥,出门、丧事、盖房、立灶、上梁乱七八糟都有人看日子,都有风水先生,那个氛围,那个小宇宙成长起来,总觉得除过正常人之外,神也在你跟前,鬼也在你跟前。这个环境一般现在人不理解,好像咱们喜欢神神叨叨,但是小时的环境就是那样。
记者:与一般小说不同,《山本》写到许许多多的死亡,而且一个人随便就死了,死的可能还不如一棵草木。这样的写法您是基于怎样的思考?
贾平凹:因为现实生活中没有谁是死得壮烈的,只是后来一些文学作品或影视剧把它变成一个模式了,经常说英雄咋都死不了,拿枪打都打不了,但是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大英雄都死的特别窝囊,而一般人说死突然就死了,昨天还好好的,今早起来突然就死了,实际上生命就是这么脆弱,尤其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人不如一棵草,司空见惯了,死亡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我小时候就听我村里人说那土匪来了,人很容易就被一枪打死了,之前说的那些英雄人物,也是很容易就死了,巩德芳那时也是风云人物,最后也是病死的,之后埋了又让人挖出来,把头给割了。这些都是真实的,你看那个时候的人都是毫无尊严,不管是平民还是英雄,这些人在这样一个时代都是像草木一样,在自然面前都是非常渺小的。
记者:从2011年的《古炉》到2013年出版单位《带灯》、2014年的《老生》、2016年的《极花》、2018年的《山本》,几乎每两年,您都有一部长篇小说出版,您是文坛公认的“劳模”,有人说“如今的贾平凹已经停不下来了”,您是如何长期保持这种令常人难以想象的创作态势的?
贾平凹:不是每两年,实际上一般都是三年才能完成一部长篇小说。比如一部小说,五月份就脱稿了,明年一月份才发表,这样多半年就过去了,一般人不知道这个背景,从明年一月份开始算这个时间段。每一部长篇从头到尾都需要两三年时间。尤其是《山本》,是实实在在的三年时间,这三年除了开会、参加各种文学活动、处理单位的事情,大部分时间基本上都在写这部小说。每部小说严格来讲,搜集材料、思考构思,费的时间很多。真正开始动笔写,就快了。但是我写作有一个特点,最少要写三遍。比如写一部十万字小说,我先在笔记本上写十万字的草稿,再把草稿拿来,改抄,就是一边改着,看着原草稿,一边重新抄写誊写,写一遍然后再改一遍,从第一个字重新又开始写。实实在在要写三遍,十万字起码要写三十万字。如果有大的修改,必须是从第一个字开始,重新写一遍,我就是这种习惯。
五十岁以后,创作欲望好像特别强烈,觉得有好多东西要写,所以就写下来了。兜里有东西就要写出来,至于写得好还是写得不好,起码尽自己一些力量,把它表达出来。像鸡下蛋,鸡有蛋你不让它下它也憋得慌。好多人问为啥能写这么多?因为经历的事情也特别多,总想把它写出来。而且,创作让我对中国社会保持一种新鲜感,你必须接受这个社会,不能脱离这个社会,因为社会发展很快。
现在干扰的事情确实是多,这是没办法的啊,我是尽量推开许多杂事,为此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如果正常写作,我是上午九点至十一点,下午三点至五点。上午十一点至十二点,下午五点至六点,用来接待人处理事,一天一定要保障四个小时写作时间。我的优点是能很快安静下来,进入写作状态,全神贯注,心系一处。酝酿和构思时间长,写起来就快。我是靠体验与经验更多些。我不太去一些热闹地方,却喜欢二三人去那些一般人不去的县上镇上村上,我去那里没有应酬,身心放松,能看到许多事,能思索许多问题。
记者:在您的带领和激励下,商洛形成了在外界有一定影响的作家群。您对商洛的文学事业发展有什么建议?
贾平凹:商洛爱好写作的人确实很多,现在要思考怎样给这些人能创造些好的环境。每个人才的产生,环境作用很大,但主要也在本人。你是一个柏树苗子,肯定就一直往高的长,是个柳树苗子肯定长着长着就裂开了,还是看本人呢。但得给树一个自然生长的条件,你比方说城里这些树,都是乡下移过来的,人家本来长得自由自在的长得美得很,你一旦把它挪到这个街道旁边,缺水,尾气大,那把那树弄得就不长了。活虽然是活着呢,但是活得不精神,这样对它来说到了城里反而不是一件好事情。当然作为外部环境,尽量缺水了浇点水,缺土了培点土。
记者:商洛的文学创作很活跃,但创作队伍多年来有两个倾向,一个是后起之秀较少,一个是年龄稍大一些的在成就上还不是很突出,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贾平凹:这其实不光是商洛的问题,整个陕西也是这样。现在更多人在网上写,而且陕西人在网上也有写的相当不错的,人家把在网上写得好的都叫“大神级”人物,就是点击量超过多少这个级别的,当然这是写作的另一种方式、一个平台,咱们主要是比较传统的平台。无论是哪种写作方式、写作平台,都要想办法给他们创造条件,一个方面要催督他好好写,另一个方面让他们增长见识。咱也是乡下来的,和这个城里人实际上没有啥区别,区别只是见得少。小的时候,城里娃显得聪明,那是他见识得多,所以说咱们乡下的或者说偏远的小地区的人,应该有意识地自己去扩大一下眼界。拿我来说,每年公事比较多,但是每次也都有收获,每年得去北上广去跑一下,其实去也就是开个会,但是总能体会到一些东西,起码中国发展到啥程度、别人都在干啥你得了解,咱们成不成事是咱的事,但是起码得知道外部世界是什么样的。
记者:作为从商洛走向世界的大作家,您对《商洛日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建议?
贾平凹:《商洛日报》办得很好,特别是文艺副刊一直是商洛提携、发掘文学苗子的一个很重要的平台。商洛只有这一份报纸,从八九十年代到现在,副刊就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文人,我觉得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有些地方,觉得副刊好像给报社挣不来啥东西,很多报纸就把副刊撤掉了。年轻作者,一旦在报纸上正式发表作品,那鼓励性就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把这个副刊是一定要办好的。咱商洛其实也是比较小的地方,一份报纸、一所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可以把文艺副刊适当扩大些版面。因为其他别的,说不定起的作用还没有文艺副刊对当地的贡献大。现在虽说形势不同了,很多人在网上发表作品,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习惯于用看得见的报纸来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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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商洛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