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郊区用垃圾“改土” □ 臧其恕口述 赵小乐整理
今年9月起，西安市开始实行生活垃圾分类，这是一个减少污染、化害为宝、利国利民的好举措。看到社区大张旗鼓、认认真真推行垃圾分类，我不禁想起50多年前，在西安郊区农村驻村工作时，曾促成利用生活垃圾改造农田的一段往事。
那是1965年底，我结束了为期一年的洛南县农村社教，刚回到西安。报到后我先是被分配到谭家公社，因公社机关人满，我又被分配到联合大队驻队，任“政治队长”。联合大队有两个自然村，分别是姚家什子村和庙张村，位置在红旗机械厂东边。大队书记叫姚忠勇，是个复转军人，当过副排长，人很好，正直、有干劲，对我也很尊重。那时我家在东关，尽管不算远，但我整天待在队上，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个月也回不去两次。
联合大队虽然在西安郊区，但非常穷，当地民谣云：“天旱硬似砖，下雨鸭娃滩，变卖没人要，只能挖个白土窖”。这里的土质以白胶泥为主，这种白土又白又细又黏，刷房子很好，但土壤板结，不长庄稼。联合大队的麦子最多只能长到一尺来高，麦穗也很小，人称“蝇头麦穗”，亩产不过一二百斤。社员们粮食紧张，更没钱花，要想花钱，只得一来卖白土、二来捡垃圾。参与卖白土的是男社员，他们偷空挖一架子车白土，拉进城里去卖，即所谓“挣现成”，其实一车也就挣个块儿八毛，聊胜于无。久而久之，村上地里出现了许多深坑，人称“白土窖”。捡垃圾则是妇女们的事，每当红旗厂的车来倒垃圾，村上的妇女们就会一拥而上，你刨我抢，拾破烂来换点现钱。
社员们日子过得恓惶，看得我心里很不好受。那时我刚30岁，心劲甚高，晚上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怎样才能改变这里的土质，让地里能多打粮食。我曾幻想把狄寨原上的黄土拉来，但当时没有那么大的运输能力。思前想后，我突然意识到城里普遍烧煤球，炉渣很酥，将其掺到白胶泥里或许能改变土壤性质。第二天大队干部开会，我就提出建议：能不能从城里要些炉渣、菜叶之类的垃圾，用它们来“改土”。大家一听，觉得可行，就让我去联系。
我在城里二府街财贸大院找到了市环卫处，搭上线，又带上大队姚书记一起去和环卫处敲定此事。那时城里人已经开始发愁垃圾朝哪里倒了，一听我们这里“要垃圾”，满口答应“没问题”。对于“改土”之事，我不是很有把握，想着先试验一下，于是问环卫处要30车垃圾；可人家一听，说：“太少了，要给就给100车！”
回去后，大家集思广益，完善了“改土”的具体方法：先将土地开出渠，垃圾来了倒进渠里，先过筛，能卖的拣出来，不能用的填深坑；然后将细炉渣、菜叶和翻出来的白土搅拌均匀后再摊平，最后在上面种庄稼。方案很快敲定下来，环卫处的垃圾也陆续运来了，一天能来20多车。我们选择了紧靠红旗厂东围墙的一块约200亩的低洼地，这块地土质很差，到处是挖过的“白土窖”。大家干得热火朝天，一冬天便将土地改造平整好了。
令人欣喜的是，经过“改土”的这块地，半年后大见成效。1966年秋天，这块地里的包谷长得有一人多高，包谷棒子有一尺长，村里人高兴坏了，说几辈人从未见过自家地里的庄稼能长得这么好！
垃圾“改土”虽然大获成功，但让人头疼的新问题随之出现：环卫处一口气给我们送来了500车垃圾！在我们的劝阻下，环卫处终于不送了，但四面八方的人仍然偷着往这里倒垃圾，挡都挡不住……时间一长，地里竟“长”出了一座垃圾山，占地数十亩，附近臭气逼人、灰尘漫天，夏天还滋生蚊蝇，成了当地一害。这种情况属于始料未及，让我尤为苦恼。
从我的这段经历来看，垃圾分类、综合利用确实能变废为宝；但若不加分类任意倾倒、堆放，就会成为危害四方的“万年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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