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巨变 郝 平
从洛南县城出发,车子一路向东行驶,行驶七八里后,顺路标左拐,眼前突然一亮: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马路干净整洁,一幢幢白墙青瓦的房屋错落有致,一盏盏明亮温馨的路灯笔直站立。迎面而来的墙壁上,一幅幅宣传党的扶贫和惠农政策的特色宣传画,与路旁自然景物虚实相应,让人忘了身在农村。这就是生我养我的家乡——洛南县陶岭村。
44年前,我出生在洛南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出生不到三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在全国吹起。这个处在大山区深处的小村庄,对外面变化知之甚少。村民只能通过收听广播和村委会干部现场宣传,才能了解党和国家的新政策,在这些新政策中,村民们最关心的是土地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父母因为我的出生而感到十分高兴,因为多一个人,多一块土地,多一份口粮。土地承包责任制在乡村全面推行,我们家4口人,分到4份土地,一年收成还不错。记得每年炎热的七月份,麦子成熟后,父母收割回来变成纯麦子,专挑颗粒饱满的优质麦子晒干后,开始挑着担子后来发展用架子车拉、自行车运,与乡亲们一起到县城给国家交公粮,剩下的足够自家吃。遇到逢年过节或是家里有喜事,父母请来了好多亲戚和邻居村民,但家里还是有足够的粮食来招待他们。母亲说,以前最害怕过节,现在盼望着天天过节,因为有什么招待大家。让村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2002年国家突免征农业税,接着不到两年,对种粮的农民实行了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等一系列财政惠民政策,当地政府引进优良品种大力推广种植。村上积极争取财政支持,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我们村的粮食收成一年比一年好,取得历史性突破。邻居张大爷端着一大碗面条笑呵呵地对我说:“娃呀,现在日子比过去真是好过了,吃、喝、用、住都不愁,粮食堆成山,多得吃不完。我们农村人的生活不比你们城里人差,娃娃上学免费,还能喝上奶,吃上蛋,村民们就医,还能报销,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能领上养老补贴,国家政策就是好呀!”听了张大爷的一番心里话,作为一名财政干部,我心里乐滋滋的。
在我小时候,看到家里有一些花花绿绿的小票,因为上面有数字,以为是钱,就偷偷放在自己口袋里。过了很久,也没有人说钱不见了,就拿出来玩。母亲看到了,就问:“这些票你是在哪儿找到的?我以为都扔了呢。”我问她这些有什么用,她拿着一张张不同颜色的小票告诉我,这张是用来扯布的,这张是用来买米的,这张是用来打油的……后来,我知道那些小票叫布票、粮票、油票,不是钱,但在过去光用钱买不到东西,得有它们才行。
小时候,我最喜欢家里唯一的一台电器——收音机,因为那时收音机能给我带来无穷无尽的乐趣,可以收到讲故事的频道,可以听悦耳的歌曲。尤其到晚上,我与父亲一起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讲《三国演义》,听得津津有味,荡气回肠。
有一次,母亲带上我去外婆家,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了电灯、电话,尤其看到了有声有图有色的电视机,此时我觉得电视真是太神奇了,晚上睡觉都梦想着我们家什么时候能有一台电视机,不用晚上跑几十里外看电影,那多幸福呀。
我记得很清楚,1992年冬季的一天,寒风凛冽,飘着雪花,父亲一大早骑着自行车就出去了,快到下午时,我看到爸爸的自行车后座上结结实实的捆着一个大纸箱。我和弟弟急忙跑出去,迫不及待地问:“里面装的是什么呀?”爸爸说,装的是被子。“不可能!不可能!我看到上面画了一个电视呢!”我激动地说。果然,箱子打开后,爸爸从里面抱出一台14寸的黄河牌黑白电视机。
那时电视机要靠安装高高的室外天线来接收信号,信号也不是很好,只能收到中央一台和陕西台,但还是给我们带了无穷的欢乐,至今仍记忆犹新,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增长许多见识,而陪伴我走过10年之久的那台收音机都进了“历史博物馆”。2012年,村里的许多家庭积极享受国家财政家电节能补贴政策,更换了家里的电视机,父母换了一台29英寸的彩色电视机,那台黑白电视机也光荣地退役了。
在我的记忆中,我,我的家人,我的乡亲父老,衣食住用行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财政支出向基层农村、向贫困地区、向弱势群体倾斜。从土墙瓦房变钢筋混凝土楼房,从手电筒、收音机到互村通有线电视,从步行到自行车摩托车小车,从黄泥巴路到进村组水泥路,从吃望天水到自来水……每天的生活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村民们对党和国家,对祖国的未来都充满了信心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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