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上巨擘王符与《潜夫论》
王符雕像
王符著《潜夫论》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本报特约撰稿人 马世年
王符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与王充、仲长统并称“后汉三贤”或“东汉三杰”，韩愈曾作《后汉三贤赞》，称赞其人，钦慕有加。其《潜夫论》是东汉最重要的子书之一，也是两汉子书的代表性著作。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说：“符书洞悉政体似《昌言》，而明切过之；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刘熙载《艺概·文概》也说：“《潜夫论》醇厚，略近董广川。”将其与董仲舒相提并论。这些评价，王符当之无愧！
王符的生平
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后汉书·王符列传》（以下简称“本传”）记载说：“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著其五篇云尔。”以下又说：“后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安定，乡人有以货得雁门太守者，亦去职还家，书刺谒规。规卧不迎，既入而问：‘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顷，又白王符在门。规素闻符名，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符手而还，与同坐，极欢。时人为之语曰：‘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言书生道义之为贵也。符竟不仕，终于家。”
王符的生卒年代，学者们是讨论得比较多的。不过，因为本传记述的简略，只能是根据相关材料来推论。总体来看，所依据的材料，一是本传所说的“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一是皇甫规解官归安定的时间。这些都可以根据《后汉书》来确定：
马融“于延熹九年卒于家，年八十八”（《马融列传》），则其生卒年为章帝建初四年到桓帝延熹九年，即公元79-166年；
张衡“于永和四年卒，年六十二”，则其生卒年为章帝建初三年到顺帝永和四年（《张衡列传》），即公元78-139年；
崔瑗“于汉安二年病卒，年六十六”（《崔骃列传》附崔瑗传），则其生卒年当为章帝建初三年到顺帝汉安二年，即公元78-143年；
窦章“于建康元年（144年）卒于家”（《窦融列传》附窦章传），其生年不可知，但应该与马融、张衡、崔瑗等相若；
皇甫规生于和帝永元十年，卒于灵帝熹平三年，即公元104-174年（《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享年71岁。而其解官归里应在桓帝延熹六年（163）三月以后（《后汉书·孝桓帝纪》）。
可以看出，马融、张衡、崔瑗等人几乎同年出生，都在公元78、79年，窦章也应该在此前后。本传特别强调王符“少好学”且“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根据文意，其生年应与这几人相若。我们将其定为公元80年左右。皇甫规解官归里在公元163年后，他归安定后王符曾去拜访，那么王符卒年至少应该在本年以后，考虑到此时他也年事已高，我们将其卒年断在公元165年前后，其年寿在85岁上下。看来，王符诣皇甫规时，已八十余岁，故皇甫规一见面即予以携扶，“援手而还”，以示尊重与照顾。
关于王符名、字的含义，传统都采用《说文解字》的说法：“符，信也。”符信是古时的信物，用作通行的凭证，有符有节，也叫符或信。符节、符信意思都是关联的。“符”与“节信”正好是相互对应、互为解释。
《潜夫论》的分卷与题意
《潜夫论》共10卷，33篇。卷一包括《赞学》《务本》《遏利》《论荣》《贤难》五篇，其主旨是总论治国与论士，“赞学”则为全书之开篇，因而在体例安排上有着特别的用意。
卷二包括《明暗》《考绩》《思贤》《本政》《潜叹》五篇，主要谈君道与用人，集中体现出王符思贤、用贤的人才思想，也贯穿着“贤难”之愤，思贤、用贤，乃至嗟贤、伤贤也成为《潜夫论》一个重要而突出的主题。
卷三包括《忠贵》《浮侈》《慎微》《实贡》四篇，主要论臣道与时弊，尤其是当时的弊政。
卷四包括《班禄》《述赦》《三式》《爱日》四篇，核心是论议政事，尤其侧重具体政令，其所针对的依然是汉末的衰政。
卷五包括《断讼》《衰制》《劝将》《救边》《边议》《实边》六篇，承上论政的主题，更加侧重治讼和治边，其中“治边三论”尤为重要。
卷六凡《卜列》《巫列》《相列》三篇，专论卜筮、巫史、相人诸事。列，即“论”，《卜列》《巫列》《相列》与下卷《梦列》，分别探讨求神问卜、相人占梦等鬼神祭祀、世俗迷信之事，在《墨子·明鬼》《周礼·春官·占梦》《灵枢经·淫邪发梦》以及《论衡》的《骨相》《订鬼》《卜筮》《诘术》等专论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所做的集中论述，可称之为“潜夫四列”。
卷七除《梦列》外，还有《释难》一篇，《释难》即解答诘难，文章假托庚子、伯叔、秦子等与潜夫辩难，以申说作者的主张。
卷八包括《交际》《明忠》《本训》《德化》《五德志》，内容颇为总杂，《交际》论人际交往，《明忠》论君臣之道，《本训》论宇宙本源，《德化》论道德教化，《五德志》论帝王世系，各有所重，很难以统一的主题来涵盖。这当是作者在编排、整理全书时，将一些主题相对分散、不好集中或前面未列入的文章归在了一起，近似于“其他”一类。这一类还应当包括上卷的《释难》。而其中《本训》《德化》两篇，更多哲理思考，已带有哲学总结的意味。
卷九单列《志氏姓》一篇，论述姓氏源流，文末云：“略观世记，采经书，依国土，及有明文，以赞贤圣之后，班族类之祖，言氏姓之出，序此假意二篇，以贻后贤参（原作今）之焉也。”可见其著作之意。此外，王符在衰汉季世作《五德志》与《志氏姓》，叙帝王谱系、姓氏源流以见古史之兴亡，其背后的用意颇值得仔细玩味。
卷十《叙录》为全书总序，阐明著述宗旨。先秦两汉著述，多以书序置后，或综论学术大端以为总结，或说明撰述意图与写作目的，《庄子·天下》《荀子·大略》《韩非子·显学》以及后来的《淮南子·要略》《史记·太史公自序》《法言·法言序》《汉书·叙传》等，都是每书的书序（《荀子·大略》与《韩非子·显学》以下还有几篇文章，当是门下弟子及后学的附入）。一直到南朝刘勰著《文心雕龙》，还是这样，以《序志》为最后一篇。本篇逐一总结全书各篇题旨，说明著述目的，作为全书的总括。
《潜夫论》的题名，也有特别的意思。刘文英先生在《王符评传》中说：“‘潜夫论’者，‘潜夫’之论。‘潜夫’为作者自谓……‘潜夫’首先表明作者是一位隐居山野、身在下位的‘处士’，同时还表现了作者对于自我价值的一种认识和对世俗、时代的一种抗议。这种说法是很深刻的。”本传所说“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有些研究者批评其“肤浅”与“不当”。其实，范晔所说的“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只是谓该书以“潜夫”的自号为书名，而不是著其姓名，使之显之于众。之所以“不欲章显”，既和王符的隐居有关，也和他“耿介不同于俗”，“不得升进”的经历有关，因此才以“潜夫”之名，“讥当时失得”“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这就和前面所说的“志意蕴愤”“隐居著书”一致起来了。
《潜夫论》的思想主旨
《潜夫论》的根本主张与基本命题，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概括，这就是：重学务本，重德尚贤，重法明刑，重民救边。
重学务本是《潜夫论》的立论之基。全书以《赞学》为第一篇，继承了先秦诸子“劝学”的传统，以学为先、勉人向学。王符以学为“智明所成，德义所建”（《叙录》），认为“凡欲显勋绩扬光烈者，莫良于学”（《赞学》），勉励为学的意图非常明显。可以说，重学的思想始终贯穿全书，从而成为全书的纲领。《赞学》之后，紧跟着便是《务本》，正可见作者也是将其作为全书的基础问题。王符主张崇本抑末、守本离末，强调富民正学，以之为治国之本。举凡贡士、举贤、考绩、班禄、论荣、交际、劝将、治边等，都要务本抑末，“慎本略末犹可也，舍本务末则恶矣”。他还提出，“务本则虽虚伪之人皆归本，居末则虽笃敬之人皆就末”——这已超越了道德品格的限制而深入到人性的层面了。
重德尚贤是《潜夫论》的根本主张。王符是儒家学说忠实的尊崇者和倡导者，也是东汉儒家思想的标志性人物，他注重德治、强调举贤，尊崇德行道义、主张选贤任能，以之为国家治理的理想方式。在王符看来，“仁重而势轻，位蔑而义荣”（《论荣》），因而提出“德化”的主张，以之为国家治理中最基本也最理想的方式，这也是儒家一贯的主张。尚贤也是《潜夫论》的核心思想，全书无不关涉到尚贤、任贤的问题。王符坚持“国以贤兴”，主张“任人唯贤”，一再强调尚贤、任贤、举贤、知贤；反对“任人唯亲”，猛烈抨击“以族举德”“以位命贤”的用人方式。
重法明刑是王符论政的鲜明标志，也是他思想中独具个性的方面。王符作为东汉时期儒家的标志性人物，在服膺德治思想的同时，能够正视商、韩之说，融合儒法，重法明刑，这是超越时代的进步之论。他吸收了商、韩等法家思想，将其融入自己思想体系中，从而成其一家之言。这较之于以往的儒家思想，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飞跃。王符认为，法令是君主统治天下最重要的手段，君主必须要做到令行禁止，否则就会危及国家。他面对汉末的衰世，深刻认识到，德治不能离开法制，仅仅依靠道德教化是不够的，必须要“兼秉威德”“明罚敕法”，德法并举；严刑峻法，“以诛止杀，以刑御残”。王符论法，多将其与赏罚结合起来，主张信赏必罚、厚赏重罚：“其行赏罚者也，必使足惊心破胆，民乃易视。”（《明忠》）这也是他在衰乱之世的无奈之法。
重民救边则是王符论政的基本立场。他继承了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并将其进一步发扬，提出了“民为国基”（《叙录》）的主张。他说“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救边》），“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爱日》）。因此，君主只有重民、爱民、利民、养民，关心民生疾苦，才能保其社稷、安其天下。这也是《潜夫论》中最具思想光芒和人文关怀的方面。由此，王符对于边地问题也予以热切关注。在如何处理边患的问题上，朝廷有各种杂乱的声音，包括“弃边”这样的浅薄之论。王符对此问题的认识相当深刻，他激烈抨击地方长官软弱无能、节节败退、欺瞒朝廷、残害百姓的罪恶，坚决主张“救边”“实边”，“边无患，中国乃得安宁”（《边议》）；而“弃边”只能带来“唇亡齿寒，体伤心痛”的结果。如此集中地讨论“救边”问题，这在汉代子书中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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