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深乐浅的范仲淹
范仲淹，北宋文学家、重臣、将帅，此三者居于一人，且集大成者，恐怕古今之人少之又少。其在危急时刻力挽狂澜，成为朝廷不可或缺的人物，是历史的抉择，也是个人的抉择。他的范式忧乐观，像一条滔滔江河流经至今，而从未生锈过。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奠定了其在历史中的领航地位。
词，文学体裁之花。浇灌之人可谓不少，但在词花绽放之际，浇花之人的分量决定了词花绽放的绚烂。范仲淹，就是这样一个善于浇灌词花之人，在填词诉衷肠中，令词这种文学体裁大放光彩。“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渔家傲·秋思》）范仲淹在深夜走出中军帐时，面对边关塞外的孤独云烟，心潮澎湃，此情此景怎么会有睡意呢？将军和征夫互为对称，将军的白发凝聚着多少场次的征战，战争使得将军的白发频增，战士在深夜饮着泪水，在战场上饮着死亡。两者间有着多么深广的忧愁呀！这被范仲淹抓到了，抓摄到词里。一阕千古傲世之词吟诵古今。词有多忧、忧有多深，范仲淹之忧就有多深。
在词海历史中仅仅留存五首词的范仲淹，在词的海洋中开一代之文风，他用忧思给词正位，用人民性塑造词牌。善作词者，必先善做人。范仲淹，借助词传达出对国对民的忧思。
北宋，在当时可谓繁荣缤纷，以致西夏觊觎已久，当西夏大军驱逐而来时，历史选择了范仲淹迎难而上。从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五月，53岁的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户部员外郎身份，从耀州(今陕西耀县)出知庆州(治今甘肃庆城)，后官复户部郎中，又兼任环庆路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成为环庆路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到庆历二年(1042年)十一月，与同职的韩琦开府泾州(今甘肃泾川)，范仲淹在庆州知州任上前后共一年半时间。
在他三年多的戍边生涯中，这一年半时间有着不寻常的经历和情感体验，并在他诗词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火热的军旅生涯中，锻造了范仲淹柔若宋词刚如奔马的心理天空。一个在马背上填词的词人，纵马疆场的瞬间捕捉了人间至情。要感悟人间至情，那就得在生死中盘旋，在深渊中打捞。不经箭矢的洞穿无以懂得血流的澎湃，不置死亡的腹地无以尊重生命之高贵。范仲淹置于千军万马之中品读生命的珍贵，投身边疆的残月里访问黎民百姓的生存处境，其情其景可令人景仰。
战事频频告急的北宋，偌大的朝堂之上，范仲淹像是一枚坚硬的箭矢穿越而来，挺拔而至。战争是人类的摆谱，有多少人在谱子上跳动了亢奋之律，又有多少人在旋律上演绎着千古曲谱。范仲淹，作为一个深得战争真理的哲人，他不从杀戮入笔，而是绕开战争的固有线段，走到战争的深谷，即人的角度思索着战争的来龙去脉。北宋不缺乏战争素材，也不缺乏人民心声。忧深思广的范仲淹，从人类角度徜徉着战争的核心，抛开打打杀杀，他雕刻战争防御与缔结统一战线这块模具。从康定元年到庆历四年，范仲淹被委任为边疆统帅，他开始修补边寨，搭建堡垒，让边疆各寨连成一片，建立起防御体系，以防为攻。此其一，其二，范仲淹对边疆两边的民意了如指掌，两边的不安宁是由于生存竞争引发的，也是由于某种利益引发的，给其赤诚般的关怀，让耕者有其耕、牧者有其牧、商者有其商，凡此种种，范仲淹说到做到，大片北方民族纷纷来奔宋室。
善治国家者必先善治人心，范仲淹在出仕参知政事之前就对此深悟至极。在边疆带兵做统领时，他懂得战争之理，战争不是一种因素引发的，双方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处于一种掰手腕状态中，范仲淹则用制衡手段，平息两边力量的棱角。战争这款利器，光做战争身后的文章远不够，还得在战争的前台敢于作为，瞅准时机，给对方以彻底地打击，让对方真正领悟你的力量。作为统领的范仲淹，善于做战争的文章，以至当地民谣喊出了“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治军有方，使得北宋军队蓬勃起锐气，这支军队一直至北宋末年依然是一支劲旅，其影响深远。
军中统帅，如定海神针一样镶嵌在北宋的边疆大地上，也镶嵌在北宋朝廷中。作为统帅的范仲淹时刻想的不是成名，而是依据客观情形用兵，以振兴军中之威而任用将领。抵御侵略，办法没有唯一的，范仲淹在瞬息万变的战争态势中寻找时机。其谋略发端于历史、发端于北宋百姓庶民、也发端于西夏各民族，这种兼备民族大融合的气魄非常人有之。在这种兼备多种气魄的充盈之间，左右栖居中，面临着多种选择，面临着各种不确定的指责，有时或者是无须有的指控。试想象下，范仲淹怀揣的忧思有多艰深，个中盘根错节的味道谁能解。但既然要为民分忧为国解难，再深的忧愁又算得了什么？
每当深夜降临时，边关的夜嘶叫着冷月，苍穹藏起了光芒。这时，范仲淹走出营帐。他一定想起千古事万古愁。作为人类艺术之花的词，在他心里波涛起伏。战争让千千万万生灵转瞬即逝，只留下无尽的慨叹。把战争的所见所闻所感凝聚在词花中，范仲淹开辟了词的划时代境界。他不仅在作词作诗上映入新鲜内容，还特别把边塞风光、战争元素纳入诗词意境中，可以说在北宋开一代文风，自范仲淹始。
作为重臣的范仲淹始终抱着为民而生的理想，为此甚至不惜遭到贬谪，不惜招来杀身之祸。“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他游走朝廷的座右铭。在苍茫的北宋时期，晏殊都收敛了锋芒，范仲淹却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直书朝廷为民请愿。敢于做事者必先奔赴冒死的处境，范仲淹在尊严的朝堂喊出了民之声，他敢于直书朝廷弊端，敢说敢做，仁宗率百官为太后祝寿，范仲淹果敢上书指明此乃混淆家礼与国礼，有失体统，随即又上书让太后还政仁宗，此没有为国着想之气魄而不能为之，实属冒死谏议。不仅如此，范仲淹还是一个爱民亲民的重臣，他深知百姓之苦，天禧五年在泰州负责监督淮盐贮运与转销时看到西溪年久失修，海潮倒灌，人民苦难深重，他极力治堰，修成悍海堰，遂成范公堤，河堤烙上民众口碑。为民解忧者，人民自然为你称重。
范仲淹在应天府书院时，每每陈词直指时弊，激情慷慨，剑指世风，使得崇尚品德之风逐渐形成并广为传播。行走世间，人是最难书写的字迹。范仲淹用生命全程写下了忧乐观。庆历四年，在年份里只是一个存档年月，庆历四年后，直到百世，记载了一位历史人物的忧乐观。范仲淹的忧乐观像一枚历史螺钉深深地镶嵌在历史册页中，他在《岳阳楼记》中唱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本思想，成为后世文人仰慕的制高点。
范仲淹一生奔波在为民分忧为国担忧的忙碌中，这种忧思深如海、纵横可与时空抗衡。忧至深邃，而乐则浅出；忧在人民之前，乐在人民之后。天下人民乐业之后方可见乐；天下人民忧之前先忧其所忧。每当读到范仲淹时，他的忧深乐浅的人生轨迹就潺潺而出，流在心间，淌在人间。
□丹麓听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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