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的移民故事

北海日报 2020-01-11 11:31 大字

以古蜀为参照物,凝结血泪的移民史

公元前316年,成都的冬天特别寒冷,一直少风的盆底洼地,时而狂风大作,时而冰雪交加,与以前温润的气候判若两重天。

天灾与人祸并行。灭顶之灾说来就来,古蜀整个王城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兵临城下,无疑,那是如狼似虎的秦兵。

慌乱之中,举国进入紧急状态。蜀国王子“泮”率兵奋力抵抗,可为时已晚。不到一个时辰,王城大乱,喊声,杀声,兵器的厮杀声交织在一起,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

《华阳国志·蜀志》详细记录了蜀亡的过程,“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拒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其相、傅及太子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

这一幕血腥被凝固在时光老人的档案里,两千多年过去了,成都西郊的金沙遗址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被发现,这一尘封的历史才重见天日。

最能体现古蜀国文明高度的,非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莫属。当年,三星堆遗址被发现曾轰动世界。如果说三星堆遗址展示的是古蜀文明辉煌的话,那么金沙遗址更多在诉说着当时战争的惨烈,零乱的祭祀场所,草草掩埋的重器,一切都显得那么浮躁与急切。

古蜀国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王朝后,公元前316年为秦国所灭。

家国已破,万劫不复。望着锦衣玉食的富饶国度,蜀王子“泮”知道硬拼这帮虎狼之师无异于鸡蛋碰石头,他立即召集部族三万敢死队,杀出重围,逃往异乡,为的是保存实力,力图东山再起。

蜀王子“泮”率三万人马由蜀地循岷江南逃入南中(其路线后来被汉朝时的唐蒙开成“僰道”,即由四川宜宾、庆符诸县地入南中),然后继续南迁,拐入贵州、云南。从滇池走至开化府,再由云南叶榆水顺流入红河,沿泸江上游进入越南北部宣光地区,辗转而入交趾。

《岭南摭怪·金龟传》载:“瓯雒国安阳王,巴蜀人也,姓蜀名泮……举兵攻雄王,灭文郎国,改号瓯雒国而王之。”蜀王子“泮”率兵讨降当地雒王雒侯后(《交州外域记》载:“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站稳了脚跟,便辗转到达现在越南北部,建立瓯雒国。

公元前257年,蜀王子泮自立为安阳王。安阳王在越裳地区建立新都思龙城,因其盘旋如螺形,所以又称古螺城(在今越南河内近郊永福省东英县)。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公元前214年,派大军越过岭南,占领今日的广西、广东、福建,征服当地的百越诸部族,秦朝在这一带大量移民,设立了三个郡,其中越南北部(即骆越)归属于象郡管理。

其实,已经尊为安阳王的蜀王子泮,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来自何处。公元前210年,当他得知秦始皇的死讯后,乘大秦内乱,便一举夺取象郡地区。象郡在越南,该地虽为中国秦代领土,实为封建土酋所治。

瓯雒国当于战国时代末期,建国于红河下游的平原一带。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秦国赵佗率军入侵,安阳王退据一隅。秦朝灭亡时,志在复仇的安阳王意欲卷土重来,可后来还是被自立为南越武王(后改称南越武帝)的赵佗所灭。自此,越南北部成为南越国的一部分。

在那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生存与死亡,成功与失败变得捉摸不定。可以说,安阳王和他的部族,算得上“公元前”最早也是最远的移民。与之相应的,是大批移往蜀地的“移民浪潮”。

有着志向高远的秦国,正力敌六国之师,急切需要巴、蜀为统一大计提供强大的后援保障。移民,便是最好的举措。《汉书》载:“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公元前314年,秦惠文王一纸令下,六国王公贵族、地主富贾,与秦人为敌者,秦国国内作奸犯科者,统统流放至蜀。

自此,原本人烟稀少“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成了一条繁忙的交通要道。数以万计的移民,构成了巴蜀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移民浪潮。他们之中,有富可敌国的赵国卓氏、鲁国程郑,也有一些衣衫褴褛,戴着镣铐的罪犯。

成都自古就是一座移民之城。“湖广填四川”的故事就像“闯关东”一样,为人们津津乐道。事实上,四川这块土地上,历朝历代“填四川”的岂止是“湖广”?仅仅成都而言,历史上就有五次大移民的壮举。所以成都被世人称为“移民之城”。

移民就像帝国的种子一样,随处发芽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迁徙的历史。

皇权是神经中枢,移民是神经末梢。移民像帝国的种子一样,帝国打到哪里,铁蹄所到之处,移民就“撒”到哪里,也就在哪里生根发芽,枝繁叶茂。作为统治者而言,那些移民看似流放的猪羊,无足轻重;而对于历史学者和小说家而言,移民人故事便是一个个生动的案例;作为研究者来说,那些移民故事的背后,就是体制、机制和皇权的折射。

战国末年,强迫移民的手段是相当残酷的,比如浙江的瓯越,就在北移过程中有数十万人北迁。帝国要完成一些我们今天看来比较富裕地方如江浙、福建一些地区的控制和扩张,早期的移民起着很大作用,因为他们和本来的住民混合居住,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认同体。

还有南越地区,当时主要由珠江三角洲,延伸到交趾——今天越南的北部。秦始皇留在南越的部队的将领(原籍赵国的)尉佗,自立为南越王。汉代容忍南越存在两代之久,才以大兵征服。从两湖到五岭之间,那片广大的湖泊、沼泽和山陵地区,经过两汉的长期浸润,才逐渐融合于帝国的疆域。

秦汉时,西南地区的居民族群成分非常复杂,他们并没有组织为国家,最大的不过是一些部落群。直到三国时诸葛亮南征后,通过大量的移民汉人,不断融合,方得以进行有效的控制。

统一后的中国,疆域辽阔,其重要方式之一,便是不断的移民来促使民族融合,从而产生广泛的认同。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眼里,秦汉时的越南、朝鲜和日本却是个例外,它们也大量接受中国文化,也接受中国移民,却没有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在他的历史专著《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里,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究——

南半岛的越南在秦汉时已有中国的行政单位,大量的移民也在此立足。其建筑和风俗、使用的文献,都无异。直到法国占领后方有所改变。交趾在中国历史上经常被列入版图之内,又经常独立。

朝鲜半岛的历史、文学和日常的交流工具,无不是中文。直到距今400年前,才有了自己的拼音文字。朝鲜在汉代还曾经有四个中国的郡(乐浪、玄菟、真番、临屯)。曾经有过不同的族群分别建立的国家,长期留在中国的疆域之外。秦汉时,许多中国移民从山东经过海道进入朝鲜,或者循陆路,由辽东进入朝鲜。半岛上的生活习惯也和中国北方相近。

还有日本,日本考古学上一个划时代的转变,是在弥生文化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晚期和秦汉。这个时期以前的日本,还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一进入弥生文化时期,立刻出现了稻米、铜器、铁器和国家的组织。而日本学者们普遍认为,弥生文化就是“中国进入的族群带来的”。

这也正应了中国和日本都耳熟能详的传说,秦时的官员徐福,带领三千童男童女移民日本。据日本学者估计,秦和两汉三个朝代四百多年间,自中国移入日本的人口不亚于三百万。

“华夏”这两个字的来源,自古没有具体的解释。传统字面解释,“华”是华美,“夏”乃伟大——华美而伟大的文化,就是“华夏”。

从公元前八世纪到前六世纪,战争不断。这个时候战争的潜台词,意味着百姓无奈的不断迁徙,他们为了躲避战争而不断地“迁”到他们认为较为安全的地方。诸侯各自扩张,有的吞灭弱小的邻国,有的则向各自的后方发展,将权力伸展到原本“周王朝”封建不及的外族地区。

秦汉帝国的交通路线编织了一个庞大的道路网,由纵横主干道,经过分支,一步一步地从核心地带渗透到各处。移民开拓了新的分支道路,也就将中国的行政权力带进了新的地区。海路交通没有可寻的主干道和分支道,只是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乃是跳跃式的联结,不同于陆路交通,而后者能够编织为持续存在的道路网,网罗新的地区于中国的版图内。

许先生的观察不无道理,他认为这一特点,应该是秦汉帝国的扩张和罗马帝国的扩张两者之间的区别。

以“公元前”为坐标,丈量我们祖先的迁徙轨迹

我们知道,西周建构的封建体系,本是血缘共同体和权力共同体的重叠:周王既是君主,也是大家长,宗法体制也就是封建统治机制的基础。春秋时期,内外发生种种权力斗争,周王成为各诸侯手上的傀儡,接着,诸侯所属的卿大夫,比如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齐国的田氏,晋国的“六卿”,等等,纷纷篡夺了国君的权位。

可以说,每一次的内斗与兼并,都是他们手中百姓一次又一次痛苦的迁徙。因金字塔尖的摇摆不定而导致塔底的不断游弋,在中国大地上巡演了上千年——

西晋末年,发生了“八王之乱”,晋朝的实力大打折扣,北方的少数民族趁机南下,侵占了中原的腹地洛阳,这就是历史上的有名的五胡乱华。永嘉之乱,晋室南迁。中原水利失修,旱灾、蝗灾、疾疫连年不断,加上西方和北方五胡势力的冲击,引起大规模的移民潮。

黄河流域的人口迁徙到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人口向更南的地方迁徙,形成中国古代第一次人口大迁徙高峰。这次南迁人口约90万,使秦汉以来人口分布显著的北多南少格局开始变化,南方人口得到较快增加,这成为中国人口分布中心向长江流域转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之后便是唐朝“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历时七年零二个月,主要战场基本上都是在北方,而南方则繁荣依旧。南方重镇如金陵、广州等,照样有着大批来自波斯和阿拉伯的商人来大唐做生意。战争使上百万人南迁,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分布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格局,我国南北人口分布比例第一次达到均衡。

历史来到宋代,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乱”,使山东、河南等地的汉人纷纷跟随着朝廷,大批地迁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到南宋末年,忽必烈出动大批蒙古兵南侵,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居民为躲避战乱,大量向广东、广西、福建等珠江流域迁徙。

朱元璋打下明朝江山时,蒙人留下的是满目疮痍和一片萧瑟。“国朝初,人稀少”乃基本国情,朱元璋不得不命令百姓和士兵去人口稀少之地开垦、守卫。这次移民规模之大,堪称空前绝后。《简明中国移民史》载,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移民700万,华北地区移民490万,西北、东北和西南边疆也有150万,共计1340万,几乎占到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两成。到永乐年间,北京、开封等城市才逐渐恢复昔日繁荣。

历史在原地循环往复。明朝末年经过数十载战乱,明朝江山被大清取代后,四川已是“十室九空”。清康熙二年(1663年),顺天府尹张德地擢升为四川巡抚,此时重庆城中不过数百户人家,州县居民也往往只有数十家乃至十几家,有的甚至只有一二户。张献忠剿四川是又一次血腥屠杀,当时的成都已成为一座空城,虎狼随时出没。此种情况之下,“湖广填四川”便应运而生。

至近代,中国还有同一时期三个不同方向的移民潮,人们习惯称之为“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跟“湖广填四川”不同的是,这三次移民,都是民间自发的。

康熙年间,东北实行封禁,不许汉民进入“龙兴之地”垦殖、采矿,但是私闯关卡,到禁区开垦土地的农民,依然难以禁绝。到了咸丰末年,封禁政策解除,鼓励移民垦荒,关内移民开始大批进入东北。到“民国”之后,闯关东的移民潮越来越多,最高时,一年有上百万河北、山东的居民举家迁往东北。

“走西口”的流民主要来自华北各地,以山西人为主流。盖因中原地区人多地少,常年闹灾荒,所以流民越过张家口以西的长城沿线关隘,去到蒙古草原和河套一带谋求生计。难以置信的是,这一特定的移民潮竟持续了300年。

“下南洋”是指前往海外的移民。自清代晚期以来,南洋华人中的杰出人士就不断反哺大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期间,仅在滇缅公路服务的华侨就多达3000人,其中三分之一牺牲在那里。

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填四川……古往今来,一个个悲壮的移民故事,就是我们祖先不屈的生存故事,也是人类生生不息的延续之本。麻城县,孝感乡,老槐树……一个个记忆中的地名在不断迁徙中,被珍藏并传诸下来。

放眼全球,文明的进程,主要是世界大移民的过程。人类无时无刻不在移民之中,最终走向大融合。

(本文照片由章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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