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江名胜大观亭 刘 东
城西的大观亭在安庆历史上极富盛名，被誉为“皖省第一名胜之区”。明清至民国的数百年间，大观亭是来安庆的文人雅士们首选的游览地。而来大观亭，又必会凭吊埋葬在这里的余忠宣公（余阙），并留下了大量诗篇。因此，谈大观亭的历史，首先要从“余阙”开始。
元代第一忠臣“余阙”
余阙（1303~1358），字廷心，祖籍河西武威，因其父到庐州做官，他出生在庐州（今合肥）。元统元年（1333），余阙赐进士及地，授同知泗县事，后朝廷修辽、金、宋三史召入翰林。至正十三年（1353），余阙任淮西宣慰副使，分兵守安庆。当是时，天下兵动，通信断绝，粮草匮乏，安庆周边皆为起义军所占，可以说余阙是临危受命。余阙“抵官十日而寇至”，在这危急关头，余阙“集有司与诸将议屯田战守计，环境筑堡，砦选精甲，外扞而耕稼于中。属县潜山八社土壤沃饶，悉以为屯……”经过屯田战守等措施，安庆危局得以缓解，从至正十三年到十七年的四、五年间，余阙多次击退农民起义军的进攻，也因战功官拜淮南行省右丞。
然而，至正十八年初，赵普胜、陈友凉、祝寇三支起义军从东、南、西三面围攻安庆城。余阙身先士卒，与最强悍的陈友凉军力战于安庆城西门外，杀敌无数，身亦受创伤十余处。然此时敌军却从其它城门攻入安庆城，余阙见大势已去，引刀自刎，坠清水塘中。其后余阙妻室子女投井自尽，部下士卒随其投水赴死者亦不计其数。
余阙阵亡后，被追封为“豳国公”，谥号“忠宣”。“议者谓兵兴以来，死节之臣阙与褚不华为第一。”故后人称余阙为元代第一忠臣。起义军也敬佩余阙的大义，为其具棺敛葬于安庆西门外（即在后来的大观亭下）。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为余阙在安庆城内、外均建碑立庙，命有司岁时致祭。
从“余阙墓园”到“大观亭景区”
据现存最早的安庆地方志——明天顺《直隶安庆郡志》记载：“余忠宣公墓，在城正观门西二里许土龙山阳。洪武八年（1375），树碣、封土、缭垣。正统间，御史彭助、李匡叹其圮坏，怀宁县丞赵瓘重修，购石无刻。天顺五年（1461）三月，郡守周翔命吏李暟书学士宋景濂传于石。七年，巡抚副都御史刘孜复命郡守辟地甃路、修门。”这说明，余阙墓在明早期已进行过多次修建，先立碑、加封土、砌墙，后刻碑立传，再修神道、墓门，墓园的规模在不断扩大。
而到了明中期的正德末年，安庆来了一位知府名叫胡缵宗，在他主政的数年里，对余阙墓园进行了不小的扩建。其中最主要的举动是在余阙墓侧建“青阳书院”（余阙早年耕读于家乡庐州府巢湖边的青阳山下，故号“青阳先生”。）据胡缵宗本人纂修的正德《安庆府志》载：“青阳书院即青阳余先生祠，祠之前为正气楼，楼之东为感恩亭，亭之北为仰高亭，南为求是堂，堂之东为书舍，舍之北为烈夫人祠。缵宗以余先生立朝以文学鸣，而又以忠义终，可以观感人士矣。故即其祠改而为此，使诸生与书院邻近者咸读书其中焉。”又载：“正气楼，在余公墓前，旧名‘景忠\’，知府缵宗易以此。仰高亭，弘治间同知禄寿立，感恩亭，弘治间知府茂元立。具在青阳书院”从这些记述不难推断，正气楼（原名景忠楼）、仰高亭、感恩亭，在胡缵宗修建青阳书院前即在余阙墓园内，青阳书院实际是在“余阙祠”的基础上加以改建。
紧接着，胡缵宗的继任者陆珂又于嘉靖四年（1525）在余阙墓的西山修建了“大观亭”，且由推官李钦昊撰写了《大观亭碑记》，谓“近思元余青阳之祠不可以不饰，亲尝相度，因得隙地于祠之西山。……中立一台，旁起一亭。随势低昂，缭以短垣。因山高下，甃以曲道。”于是“足以览一方之胜，一郡游览之所。……皖中风景俱若踊跃奋迅而出现也。公（陆珂）曰是亭宜名以‘大观\’。”此后“士大夫从公游于斯亭之上：俯瞰长江，一泻千里；名山对峙，宛然画屏；风帆短楫，瞬息过目。”从此，大观亭因余忠宣公而闻名，而这里也因大观亭而成一郡游览之胜地。
从“一郡名胜”到“皖省名胜”
清康熙甲子（即康熙二十三年，1684），安徽巡抚徐国相重建大观亭，并自撰《重建大观亭记》：“出西门二里而近，是为忠节坊，元忠臣余公廷心之祠墓在焉。其地负山面江，踞一郡之胜。祠后旧有亭名曰‘大观\’，为往来登眺之所，后毁于兵。……予公余之暇，偶来斯祠，爱其地之高朗，又恐往迹之久而湮没也。于是疏榛莽，辟瓦砾，相西北隅而增筑之，治亭于上，仍其旧名。”经过安徽巡抚的这次重修，大观亭知名度更大，之后“大观远眺”被列入安庆府治怀宁“十二景”之一。
康熙己亥（1719年）安庆知府张楷又对余阙墓甃石加固等工作，并于次年将余阙墓旁的李宗可墓、马卒墓（与余阙同死者）甃石加固。雍正六年（1728）安徽按察使刘柟又为余阙墓修建墓门石垣，并有记。
清乾嘉时期，大观亭亦有修葺，可能规模不大，史志记载不详，道光《怀宁县志》只言：“自乾隆以来历有修葺”。再至“道光辛巳（1821年）邑令陶沄大加增饰，巡抚陶澍、郡守汪恩皆有楹联，名公卿宴会必于此揽胜焉。”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则记载：“道光三年（1823）巡抚陶澍书元史本传，立碑墓道，大学士曹振镛跋。”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清康熙、乾隆年间安徽巡抚、按察使、布政使驻节安庆，安庆成为安徽省府。徐国相、刘柟、陶澍等省级官员对大观亭重修、题楹，使大观亭从“一郡名胜”跃升为“皖省名胜”。安徽歙县籍“宰相”曹振镛，也提笔为余阙墓碑题跋。
而后，大观亭又经历咸丰年间太平军兵火，毁坏严重。湘军收复安庆后，“兵部侍郎彭玉麟陆续葺圹、建祠于墓旁。”而彭玉麟与大观亭更是有着很深的情结，他在同治五年（1866）为大观亭所作一副楹联的跋中写到：“予外氏道光初侨居皖，此亭为予儿时竹马地。别三十余载毁于兵，予督师江上曾奉命抚是邦……克复金陵后二年，军暇偕李少荃（鸿章）宫保、吴竹庄（坤修）方伯，鸠工庀材，除瓦砾重新之。”原来，彭玉麟的外祖父曾客居安庆，他小时候就常来大观亭游玩。三十多年后来安徽任官，故地重游，并重修大观亭。民国《怀宁县志》记载“咸丰三年贼居皖城，此亭毁于兵，同治丙寅（1866）皖抚彭玉麟仝藩司吴坤修重新之。”亦可佐证。
光绪戊申（1908年），安徽巡抚冯煦又在原上达楼（毁于太平军战火）的基址上复建望华楼，并亲题“望华楼”三字匾额，跋曰：“光绪戊申秋七月，用杜甫《秋兴》诗句以名兹楼。”又撰联曰：“来日大难对此茫茫百端集，英灵不沬鉴兹蹇蹇匪躬愚。”
城市人文之渊薮
在经历抗日战争的炮火和城市改造的洗礼后，如今的大观亭已是满目疮痍，古建筑几乎消失殆尽。但为何地方文史界几代人会一直呼吁大观亭重建？我想原因在于它承载着安庆历史文化的记忆，是城市人文精神汇聚之区。清末民初，李国模、李丙荣就曾编写过两个版本的《大观亭志》，对大观亭的历史进行深入考证，并汇录历史上吟咏大观亭的诗、词、楹联等数百篇，可见其人文积淀之深厚。
大观亭因余忠宣公而闻名，承载的是“忠节”的文化、“爱国”的情怀。辛亥革命后，皖军都督柏文蔚曾在大观亭旁的望华楼内设徐锡麟烈士陈列馆，陈列着徐锡麟生前衣物和战刀。同时大观亭对面的平头山上还安葬着刺杀五大臣的吴樾烈士和马炮营起义范传甲等八位烈士（称“皖江九烈士墓”），并有孙中山先生亲题九烈士墓碑。这让大观亭的“铁血精神”一脉相承，赋予了这座城市深刻的文化内涵。
也正因为有了上述文化内涵，大观亭迎来了历代文人墨客的垂青。王士祯、刘大櫆、姚鼐、洪亮吉、袁枚、邓石如、师荔扉、刘开、李振钧、陶澍、彭玉麟、吴汝纶、袁昶等名士皆曾游历大观亭，或赋诗，或作记，进一步增添了这里的人文气息。所以在安庆文化人眼里，大观亭是见证城市荣耀的丰碑。只有复建大观亭，追忆城市历史才能有所附着，城市人文精神才能薪火相传。
(作者系安徽省博物馆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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