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恋之殇：“疯狂”的彩礼
原创 张丹丹 NJU核真录
在这个信息速食的时代，我们鼓励学生通过毕设，深入接触人与事，用多元的视角呈现复杂的真实，书写当下，记录历史的片段。
核真录从6月15日开始，将连载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0届毕业生的优秀毕业作品。
此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毕业设计系列展示（八）
作者 | 张丹丹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8级专业硕士
指导老师 | 胡菡菡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从山沟旁破旧的老家搬到新家，距离摆脱欠外债的日子似乎越来越近，不管是张焕焕还是张军，他们都曾规划过以后的日子。张军带着儿子让他好好成人，张焕焕和老婆种好家里那几亩地，另外，张焕焕自己心里还想着家里的另一番幸福景象。
当听说省上和市上都出了政策来压制他们当地的天价彩礼时，张焕焕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如果不是现在这么高的彩礼，兴许他们家也不是现在这样儿呢，可能他儿子张军也不会是个光棍。
“丢了夫人又折兵”
12月里，北方农村的寒冬显得格外严肃，偶尔出来串门儿的老人在路上佝偻着腰，慢悠悠地往前走。12月23日，我初次来到张军家所在的村子，这里一片安宁，每路过一家院子，都能看到一堆堆柴垛被摞到一人高。很小的村子，再往前走走，没过多久，张军家就出现在了眼前。
“院子里的柴垛是去年从自己老家地里拉回来的”，张军的父亲张焕焕这么说着，手里又拿起一个斧子准备劈柴。“他（张军）现在也不愿意回家，儿子丢给我和他妈，只打钱，也不问问孩子学习成绩和身体状况。”提到孙子的时候，老汉又开始沉默。
张军的家在甘肃省庆阳市宁县的一个落后村子里，这里经济发展缓慢，整个乡镇上富裕的人家也没有几个。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去了外地打工，剩下的田地就由家里的老人慢慢经营。每家每户的房子里多能听到的基本是老人和小孩的声音，年轻人的声音寥寥无几。张军家就是其中一个。
两次婚姻一共23.8万的彩礼基本掏空了这个曾经住在山沟边上的农村家庭，如果只是贫穷，这点事儿对张军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可以外出打工挣钱，问题在于，张军现在还是个单身汉。人财皆失的形象成了他在这个村子里的新标签，实在受不了闲话，2018年他离开家之后就再也没回来。
经济不好，为什么彩礼却这么高？宁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地处甘肃省庆阳市的东部，各个乡镇以农业种植作为全年的主要经济来源，多年来经济一直发展不上去。这些年，虽然本地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逐渐增多，但受制于文化程度，多数人也只是在富士康这种类型的工厂做流水线工人。
经济状况与彩礼金额的高度不匹配，在西北尤其农村地区非常明显。家庭重担在于，将全家积蓄拿出也难以凑够，加之于现在多数女方的要求已经不止于二十几万的彩礼，房、车也都成为必备品，这在过去的农村并未有大规模体现，而今，无形中又一次加大了男方的压力，男方市场的被动趋势越来越明显。
和张焕焕一个村的陈勇最近也是愁眉苦脸。
“打工再久也还是得回家娶老婆啊对吧，像我们这种没念多少书的人，没什么知识也没什么技能，工资和人家坐办公室的可不是一个水平的。”打了24年工的陈勇盯着火炉，边取暖边说，“我两个儿子，现在都长大了，一个初中文化，一个大专才读出来，压力不比谁小。”老陈家的大儿子到了结婚的年纪了，老陈这些天正跑前跑后的筹钱，“26万的彩礼，还有其他一些杂七杂八的加起来怎么也得30万，你说，我们这边，哪个农村家庭这么宽裕啊。”说话的时候老陈又凑到一笔钱，他表姐刚从银行给他汇了3万。“还差5万呢”。
根据甘肃省庆阳市统计局2019年发布的最新数据能够了解到，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低于30000元，农村人均年收入低于9000元，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十年里，一个贫困县的彩礼依旧从两三万一路“高歌”到26万，之间相差二十几万的数额。不成正比的经济发展与彩礼增幅，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是，不论在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层面，一个农村家庭都难以过的富足。
2010年的腊月，是张军开启人生新篇章的时候，用3.8万的“标价”将自己相了好几个才相来的媳妇儿娶进门，但是这种幸福并没有维持多久，“他（张军）老婆是跟人跑了，我们找过啦，没找着，人家实在是不想在这个穷家待了，不过好歹给我留了个孙子呢，张家不绝后的。”张军的父亲张焕焕说话间摸了摸孙子泽辉的头。
当时，他们家住在山沟旁边的土房子里。土房有两排共三间房，两间卧室一间厨房，是这个农村家庭能看见的全部物质财产。“国家分地，一个人九分地，我们家在媳妇儿进门前一共四个人，也就是3亩2分田，这些地也就只够生产一家人一年到头的粮食，要是遇到天儿太干的年份，那庄稼就完了。”
收拾完院子里的活儿，终于能歇一会儿了，张军父母坐在炕上看着孙子写作业，没有读过书，书本上的字老两口一个都看不懂，只能干巴巴地看着。要是遇到泽辉实在写不出来的题目，只得借助于手机的便利，打电话问远在深圳的姑姑，这成了解决孙子学习难题的唯一办法。
“2008年的地震（汶川地震）对我们这边也有影响，我家那土房都裂开了缝，前几年国家有危房补助政策的时候，添了点钱盖了现在这个房子。”新盖的房子是四合院式的房屋结构，东西向的房子是厨房和浴室，朝南的房子分上房和门房，上房有一个客厅和两个卧室，门房也是两个卧室，四个卧室排了炕，都能住人。
还完了盖房时借的钱，张家老两口就开始张罗为儿子找第二个老婆，他们身体越来越差，最主要的是不识字没办法辅导孙子学习。找了一个十里八村都有人脉的媒人，说了几点期望后他们就静等消息了。
张军知道父母的意思，自己也想再找一个老婆。2017年的时候他认识了一起在外打工的龚某，龚某也是离异，没有小孩，一人在外打工。自由恋爱一年多，请先生看了黄道吉日后，2018年的冬天，腊月初八那天，张军举办了自己的第二次婚礼，两人喜结连理，隆重且浪漫。
这一次，彩礼20万。而就在同年，2018年5月26日，甘肃省委办公厅、甘肃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治理甘肃省高价彩礼促进风俗习惯转变的指导意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各部门、各单位要广泛深入开展治理高价彩礼、促进风俗习惯转变专项行动，努力形成文明婚姻新风尚。直到现在，张焕焕都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政策的存在。
婚礼当天，村里的村民、打工时的朋友、各个亲戚都来了，每个人笑脸盈盈。县里最有名的婚礼乐队在张军家的院子右边搭起舞台，早上八点多音响就开始了工作；院子的左边摆着流水席上要用的东西，主厨也是镇上出了名的，很多喜事丧事都能吃到他做的菜。张焕焕开开心心地为儿子张罗着一切，儿子这场像样的婚礼也能让自己以后在村子里也抬得起头了。“那天下着小雪，2018年的第一场雪，按人家城里年轻人的想法，这就叫浪漫。”张焕焕从兜里拿出一包红兰州（甘肃的一种低价烟）拆开，边抽边说。
为了顾及儿子的面子，每当有人问起彩礼的钱，张焕焕一直对外说是张军这些年在外打工挣来的，没借别人的钱。但村民都是祖祖辈辈一起生活过来的人，虽然不相信他的话但也不戳穿这个清晰的谎言。
2018年的除夕夜，张家灯火通明，专门去镇上买的礼炮在这天晚上为大家表演了一场有意义的烟花秀。不过随之而来的债务纠缠又成了他们一家的无形压力。
“没钱啊，没钱也得娶媳妇儿啊，儿子她妈（第一任妻子）进门时我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再出一次彩礼再娶一次老婆”
“谁知道她从一开始就打算骗人呢，我一点儿也没发现。”张军在电话那头语气很不平静，现在提到这件事依然感到生气。“普通家庭，还是农村，你说我们能有多少钱呢，彩礼还是东拼西凑的，才还完盖房的钱，现在又得接着还债。”
“我没什么文化啊，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经济现状摆在这儿，我对不起父母，没脸回家。”电话那头又一次陷入沉默，大约二十几秒后，张军挂了电话。
张军不止一次在电话里提到父母，他从心里对父母感到愧疚，也想过回家，但现在真的没办法坦然面对别人的闲话。与其说是没办法面对闲话，更多的可能大概是他觉得自己很失败，以为有了一个可靠的人一起过日子，事实是，结婚不到一个月，他的人生似乎再一次在婚姻这条路上摔了个跟头。在找遍所有能找的地方后，张军心里终于清楚，老婆不辞而别，他的第二段婚姻又一次失败了。
儿子已经两年没回家了，张军母亲把他贴在镜子上的个人照看了一遍又一遍，虽然嘴上没有说过一次想儿子的话，但每次看照片的时候表情却很是苦涩。每天下午都要烧炕，北方的冬天冷的特别，尤其在这种没有暖气的北方农村家庭。张军的母亲只需要烧一个炕就行了，儿子不在，儿媳妇儿也不知道在哪里，家里只剩下他们三个人。
大门紧闭的日子里，没有客人登门拜访，也没有邻里乡亲串门儿。张军的父亲平时除了在院子里干活，其他时间都是那支烟杆子陪着他度过的。
顺着路口朝西一直走，大概两公里的路程就到了张军家原来居住的地方。搬离十年，这里的保存现状也只能看到原来房子的轮廓。用土坯一块一块垒起来的房屋是20世纪西北农村的主要建筑方式，垒好后外面再涂上一层和好的稀泥，等到一切安置好了，这就是个安身的家了。
从矗立在眼前的大门望去里面实在是多余的举动，张军的父亲直接从旁边已经塌掉的墙上跨过去进到院子里，趴在窗子上看里面，嘴里开始念叨起来，“一家人住在这里的时候是真开心啊，没事的时候我和他妈会经常回来转一转，也不敢进去，万一这土房子突然塌了，这不是给孩子添麻烦嘛。”
没有被拆掉的外门像是守护神一样独独地立在那里，问到为什么没被拆掉时，张军父亲脸上的皱纹一下子更深了。张军娶第一个老婆时才盖的这个外门，女方当时来看家看到没有外门就走了，媒人转告原因后张军当天就去买了砖叫了工人，两天完工，终于把女方娶进了门。
“彩礼高我能理解，女儿养了这么大总不能白白送给人家，不光是教育上付出，感情上你也得补偿补偿人家女方父母，就当是替女孩子报答自己的父母了，我也有女儿的，这都是能理解的”。
在外门口蹲了半晌，张焕焕又从兜里掏出一根提前卷好的卷烟，抽了几口，回家。
靠着山沟建起来的房子以前是投身之所，现在成了老两口的心灵归属之地。
媒人出没：“交易场上的明争暗斗”
“2010年的时候得给我们1000元的媒人费，现在水涨船高，得给我们一万呢”。初次见到这位远近闻名的媒人时，已经是2020年1月5日了。
姜新民是湘乐镇很有名的媒人，他跑了三十几年的媒，当地二十几到四十几岁的许多夫妻都是他介绍来的。谁家有女儿有儿子，多大了，在哪里上学他都一清二楚，还有谁家的家庭条件如何也都在他的了解中。
“媒人这行，在我们这里暂且算是一个职业吧，干的久了就摸清底细了，哪家姑娘和哪家小伙子是不是般配我心里也清楚的。”姜新民盘着腿坐在炕上，嘴里叼着一根烟，慢悠悠地说着。
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媒人，第一次的说媒还是在钱的诱惑中进行的。三十几年前的一块在当地算是“大手笔”，为了这一块钱，姜新民骑着他那辆老自行车在不同的村子里来回跑，终于在事成当天，他如愿拿到自己首笔“媒钱”。尝到了甜头，他便开始四处上门为别人说媒。
“那我肯定是为了钱才去说媒的啊，以前说媒是费事点儿，现在就不一样了，要结婚的小伙子一大堆，不愁挣不到媒钱，他们彩礼越高我们媒人的收入也就越高，那我肯定是乐意彩礼高的。”关于彩礼上涨的好处，姜新民直言不讳。
婚前见面、看房、说彩礼、订婚等几步在宁县当地是一个都不能少。由媒人或亲戚介绍并带着年轻男女初次见面算是第一步；双方有了继续的意愿那就进行第二步--看房，多半是女方去男方家里了解其家庭情况；第三步则成了这门亲事能不能成的关键，彩礼高了男方不乐意，低了女方不开心，所以这个时候的媒人就要来回周旋；订婚仪式地举办基本算是完成了整个步骤的五分之四，男方会将已经准备好的彩礼和为女方买好的礼物一起拿上来交给女方家长；婚礼当天，女方的手工艺品和娘家的嫁妆与男方送给女方的礼物一起放在女方家中，以表示两家对女方的充分重视和儿媳的能力见证。“见面”后的环节也适用于自由恋爱的婚姻。
2019年的腊月十号晚上下了一场雪，本就略显荒凉的北方农村看起来更加具有严肃感。还没来得及扫除昨夜落在门口的积雪，就有了好几个上门的脚印。腊月里，姜新民家的“顾客”络绎不绝。一到腊月，在外地打工的、上学的男男女女都回来了，农村潜在的相亲市场也就顺理成章的开业了。为了不怠慢任何一个客人，他们家的茶叶都要一箱一箱的往回买才行。送走客人后，老婆收拾着房里的垃圾，姜新民则要坐在火炉旁再自己回想一遍刚才的谈话，盘算一下该给谁家打电话，后面怎么安排合适的对象来见面。
现在上门来找他的多半是男方，，他们自己找不到，只能靠媒人的人脉来打听。
“彩礼嘛，不能说谁家穷就谁家出的低，这要看市场的，我们国家市场经济都搞了这么多年了，一个道理，看供给平衡。”说完就拿起边上的手机给另一个媒人打电话，明天要带着刚才来的人去见女方，见见面，合不合适再说。
湘乐镇的媒人们有一个专门的微信群，里面一共有57个人，姜新民就是其中之一。以前的媒人多半是女性，但这个群里的男性却占到三分之二。按姜新民的话来说，现在的媒人必须拿得住事，搭得上话，就这两点，很多农村妇女办不到。
现在的姜新民已经不出去帮人说媒了，他年轻时就得了风湿，那个时候都是自行车摩托车出行，没有挡风的设备，长年累月落下了这病，严重的时候整宿整宿睡不着。从东向西整条路通下去就能到姜新民还是媒人时的最后一家职业结果--常伟家。“这小伙子一开始还眼光高哩，看了好几家都不愿意，就想找个好看的，拖了两年多才结的婚，彩礼20万，家里掏空了。”
初中毕业后辍学外出打工，婚前，常伟在深圳一家工厂做流水线工人，一年四五万的收入让他们家的经济状况稍微好转，这样的状况也终于使他的父母有勇气和底气给儿子结婚了。2016年年底，老两口提着一箱牛奶一袋奶粉敲开了姜新民家的大门，还没进门就笑眯眯地直往姜的手里塞东西。几个人坐定后聊起家常，上了年纪的人嘘寒问暖道：身体健康才是最大的福气哩，孩子长大了，可别给他们添麻烦。
进入正题之前常伟的父亲就接了好几个电话，全是常伟打过来的，他正在回家的路上，为了结婚的事，被家里催了好几个月，为了结束这场人生“战争”，常伟终于坐上了回家的车程。
为了在儿子到家的第二天就能去见可能相见的女方，老两口提前一天来到媒人家，迫切希望有个好消息。
喝完一杯茶后，常老头终于开了口，先是说了自己孩子的情况，大概有年龄、学历、目前工作及收入，紧接着又说自己家的情况，说到一半时被姜新民挡了下来，姜新民摆摆手，“老弟啊，咱俩平时也常见面，我知道家里情况，这事儿主要是看娃儿想找什么样儿的，什么条件给我说说就行。”和老婆对视了几秒后，一时之间，常伟父母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媒人的话，坐在凳子上直搓手。过了会儿，老两口表示，不嫌弃咱们家，人品过得去的就行啦，要求再高人家姑娘可看不上咱呢。
姜新民心里清楚，这条件说起来是挺简单，可找起来，合适的不多，毕竟女孩子就那么几个。
送走客人，姜新民联系了一个同行，让他去趟米家村，顺便联络几个还不错的女孩子，但在第二天见面后，都被常伟以不合适拒绝了。
那一年的彩礼14万左右。
因为到了年底，已经不容易再约一些才回家的女孩子见面，姜新民建议如果常伟正月一直在的话正月再看，但内心并不想过早结婚的常伟没有在正月里如约相亲，过了初七就去了上班的城市。
没有为常伟介绍到合适的对象，对常伟父母，姜新民多少有点抱歉，后来的两年里，他都有心留意着或许常能看上的对象。
“年轻人呢，有点要求当然正常的，比如学历相等、身高多少啊这些，但你说非要找个长得很好看的，十里八村的女孩子就那么几个，能有哪个赛天仙，再说，长得好看的姑娘人家自己要求也高，她们不愿意嫁村里，这一来二去，男的就更难娶到老婆了，彩礼才会节节高升的。”
确实如姜新民所说，这个镇子上有许多女孩都外嫁了，一是女孩子的受教育程度高了，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她们选择留在城市里并且在当地定居结婚；二是那些能嫁给县城的女孩子根本就不会考虑农村里的男生，这样一来，被动选择的还是那些农村婚姻市场的男性。
两年后的腊月，2018年的冬天，宁县当地的彩礼已经上涨至20万，各个乡村又根据自己的情况增减彩礼。
终于抵不过家人的一再催促，2018年的冬天，依然是回家后的第二天，常伟跟着姜新民去了别村的一个女方家相亲，姜新民的心里也是一百个不确定这回到底行不行。
进了女方家的门后，姜新民像常伟父母一样介绍着常伟家的情况，这一步骤是让双方都有个初步了解，说话期间，女孩走出她的房门向媒人和相亲对象递了点零食，这算是男女双方第一次见面了。
临走的时候他们相互留了联系方式，三天后，姜新民一个人又来到了女方家，这一次是为谈判彩礼来的，两个年轻人都看上了对方。
20万的彩礼成了拦路虎。常伟自己这几年打工挣的钱攒下来也就只够付一半，剩下的一半是从各个亲戚那里东拼西凑来的。这还只是一个彩礼的钱，这里的风俗，男方除了要给到彩礼钱，三金、婚礼服、办酒席这些都是男方在出，一场婚礼办下来的花销至少在30万左右。农民家庭的收入，这实在是笔天文数字。
彩礼作为一个新生家庭的首笔款项，是双方父母为其子女建立家庭所给予的启动资金，但在这里，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彩礼的最终归宿是女方的父母，能够返归到新婚夫妻手里的只有一小部分嫁妆，而嫁妆又以实物的方式来实现，结算下来，彩礼的十分之九就在女方父母那里。
2018年省上发布的关于彩礼的那个政策姜新民并不是全然不知。
“出就出呗，国家能关注到咱们老百姓这个问题，说明国家关心我们，那是好事，但我跟你讲啊，我非但觉得这没用，还感到不开心，这是在慢慢断我的财路。”指了指摆在桌子上的电视机，这位媒人意有所指。那是台老式电视机，据姜讲，已经用了二十几年了，质量很好他一直舍不得换，就是频道太少。姜新民家的经济并不是买不起一台新的电视机，但他有自己的想法，每次想罢手不说媒的时候他都会看一看这台电视机，想着下一次成功拿到媒钱就换电视，这种想法一直支撑了他很久。
“我们的收入比例是按20:1来的，那二十万的彩礼我就能拿一万，换你你开不开心？”在媒人的眼里，彩礼当然是越高越好。
尽管不排斥高彩礼的现象，但一提起现在的彩礼，姜新民还是会皱眉，自己生活几十年的地方，现在因为这个事情被新闻不停地报道，甚至上了电视，他觉得不光彩。
“女孩子爱攀比，想要更高的生活水准，那你还能拦着人家？再说现在有一个说法，谁家姑娘要是彩礼低了，那是要被村里人议论的，保不齐是这个姑娘有问题才这么低的彩礼，这搁谁谁乐意？”。这位媒人似乎是为自己刚才的发言寻找到了一句总结，满意的抽了口烟。
难以迈步的政策
“我们肯定知道这些政策的，不管上面发布了什么我们都得第一时间了解并学习。”拍了拍一大摞资料上的灰尘，李文才继续在文件柜里翻找东西。
作为一名党员，又身为姜家村的主任，今年48岁的李文才已经在村委会干了二十几年了，每个村民他都非常熟悉。
姜家村户籍人口2783，未婚男性151名，30岁以上32名，未婚女性46名，30岁以上8名。当地人的观念里，28岁还没娶到老婆，就可以归为光棍了。
“举步维艰”，李文才用这么一个成语说明了一种困境，这是村委会其实也很无能为力的现状。在李文才看来，就算国家关注彩礼这个问题，就算省上市上都很关注这个现象，但是要真实行起来也难搞，甚至是不能搞，“人家自己嫁女儿娶媳妇儿，周瑜和黄盖嘛，都是私人的事儿，你怎么管？”
姜家村村委会也开过几次会议谈论过政策和彩礼的事儿，他们都认为政策的发布本质上为各个家庭，尤其是男方家庭减轻经济负担，努力将男女市场的天平持平。但是彩礼这个习俗自古就有，中国几千年的婚嫁风俗，彩礼的多少，随当地情况、当事人经济状况等各方面因素而定。就好比他们姜家村的现状，男女比例失调严重，再怎么着，也改变不了这种状况，那降低彩礼的可能性就几乎为零。
甘肃省农村男女人口分别为832万、806.5万，数据差为25.4万。2018年甘肃男性未婚人口与女性未婚人口比例为4:1。
计划生育的那几年，环境紧张，不敢多生。在传统观念浓厚的农村地区，如果不能多生那就只要一个儿子，为此，很多家庭会选择人为干预。
“非法进行B超鉴定，然后自己再流掉”，计生主任常正民从1994年就开始做本地的计生工作，“收到消息我们也找不到人，没办法”。
“打工潮”的出现把这个农村的核心一步一步掏空，在返乡又归程的路途上，这些未婚男性青年越来越难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即使结了婚，也有可能重新回归光棍的队伍。
把手里的打印纸放入打印机后，李成才继续翻着电脑里的表格。昨天才来了一个老汉找他，儿媳妇儿要和儿子离婚，原因是结婚时儿子答应给媳妇儿买辆车，可是结婚已经半年了车都没影儿。现在来找村委会是希望主任能从中调解一下，花了二十几万娶进门的人可不能说走就走啊。
李文才对这种事已经见怪不怪了，而他也只能在电话里询问一下事实顺便调解一下，像这种情况最终的结果都是走趟民政局，男方人财两失。
2019 年国家提出要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从乡村治理层面解决好“天价彩礼”及畸高婚姻成本带来的“因婚致贫、因婚返贫”问题，争取通过3到5年的努力，使农村陈规陋习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但这种方式被许多村民都当成玩笑来看待。
已经64岁的吴家富住在村委会的对面，儿子在西安工作，他一个人在家生活，每天吃完早饭就准时出现在村委会的办公室找人唠嗑。“因婚致贫、因婚返贫”问题他表示赞同，但对解决方式却一脸迷惑，“你还能凭空变出一些女娃娃来？”
因为高彩礼将一个家庭拖入贫困境地的现象不止于张军、常伟这两个一家，还有更多的家庭仍然在挣扎。这个村子、这个乡镇、这个县区，没人可以忽视掉这个问题，但也没人可以解决掉这个问题。天价彩礼的形成不仅是已婚家庭社会关系的重要表现，而且改变了中国现代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的稳定性。
2020年3月19日，疫情稍微缓解的时候，张军回家了，还是和家中相框里的他一样无精打采。为了获得帮助，他给李文才发了一大段文字，这一次，张军想要通过法律找回自己那丢失已久的20万彩礼。
时至今日，张军的微信签名还是“禁止通过婚姻取得财产”。
原标题：《毕设 | 婚恋之殇：“疯狂”的彩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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