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坳八先生记

陇东报 2019-12-07 00:56 大字

刘政

我们井坳曾经有一位人物叫刘景林,由于在堂兄弟中排行老八,人称八先生,按辈分我叫他八爷。1977年夏天,将要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传到我们井坳,我晚上便在煤油灯下偷偷翻弄我收拢起来的一摞中学课本。但令人痛苦的是,复习根本无从着手,特别是翻开数理化课本,简直头疼得要命。第二天下午,在农田基本建设的工地上,中间休息时我突然看见了远远地一个人坐在架子车辕上的八爷。八爷这时还是人群中的异类,没有人愿意和他走近,他在休息时也知趣地不往人堆里去,一个人坐享孤独的世界。我想,八爷不是曾经的数学老师吗,我为什么不去和八爷聊聊呢?

我走到八爷面前蹲下来,先试探着问:“八爷,直角三角形的面积怎样计算,您还记得不?”八爷可能没有想到有人会突然问起他有关数学的问题。他惊恐地看了看我,在确认我不是在调侃他时,虔诚而愉悦地说:“底乘高折半。”说着用手指头在地上画了一个直角三角形,在三角形的三个角上标上了英文字母A、B、C,在图形的下面写出了公式。我一时觉得非常惊奇,受尽委屈和磨难的八爷,脑子里对数学的记忆竟然还这么清晰!数学公式竟然还可以用口语来表达,把“底乘高除二”说成“底乘高折半”!

我惊诧地望着面前的八爷,由于秃了头,宽大的额头上的两道皱纹越发地明显,浑黄而黯淡的大眼睛里,渗出一层薄薄的热泪,说完“底乘高折半”,他的嘴里似乎含进了一颗果糖,一豆口水从左嘴角里溢出,慢慢地滑向黑中透黄的稀疏的胡须……

我和八爷近距离接触,大概是在1970年春天我上小学三年级时。那时我们井坳隔几天就开一次批斗会,八爷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是被批斗的重点。每次批斗会上,都有我们井坳的几个积极分子狠狠地把八爷咒骂一通,然后是八爷自我咒骂。八爷生得魁梧高大,身长七尺有余,穿着一身手工黑布衣服,剃着光头,宽阔的脸庞上充满着憨厚,如果不是偶尔抬起头来,你不会发现他的一双眼睛里无可奈何的忧伤。但骂来骂去,大家似乎也没有揭发出八爷有什么具体的反革命行为,唯一的依据,就是八爷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在旧学校里教过书。

然而尽管如此,生于斯长于斯的井坳,对八爷的惩戒却是令人难忘的。我虽然多数时间都在学校里读书,只有在放寒暑假时才回到村子里,但也亲眼经见过几次。一次是在暑假小麦入仓时生产队的麦场里。那时生产队有两种型号的粮食口袋,一种是装200斤的黑毛线口袋,大约有五六条,一种是装120斤的翻布口袋,大约有十五六条。在往仓库扛装满麦子的粮食口袋时,即使是年轻力壮的棒小伙,也只管扛装120斤的翻布口袋,那装200斤小麦的黑毛线口袋,只有八爷一个人来扛,而且从来没有人去帮着扶他一把,任他哼哼呵呵地去玩命,在场的男女老幼,似乎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妥。

一次是在冬末春初的麦地里。那时在冬末春初大地解冻后,为了抗旱保墒,生产队都要套上牲畜拉上石头碾子碾压麦地。在套牲畜时,总是大家先挑好使唤的牲畜套,剩下的最难使唤的牲畜才是八爷的。这天八爷更倒霉,剩下了一头老驴和一头老牛,这两个家伙套在一起,左一拽右一拧的,碾出的地一绺一绺之间总剩一道或宽或窄的土梁。放工后,生产队长将指头指在八爷的脸上破口大骂,硬生生逼着八爷自己拉上碾子把那十几道土梁碾平,任凭八爷怎样地呻吟着被汗水浸透棉袄,怎样地泪湿满面,也从来没有人觉着有什么不对。

另一次是在秋天打机井时。那时县上的机井队给生产队里打机井,先要在机井偏旁人工打一眼辅井。我们井坳会打井也打过井的人当然大有人在,但自从八爷回到生产队,这种苦差事就非他莫属了。大家都知道井下作业不光是苦,不光是危险,关键是要身材瘦小而且行动灵活,而八爷虽然以教书为本行,却生得身材高大,毫不适宜井下的作业,但尽管如此,也没有人愿意替换八爷,八爷只能皱着眉头接受指派。至于他在井下是怎样适应的,那就只有八爷自己知道了。

我是在很久以后才知道八爷的前半生的。八爷1946毕业于武功农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前身),八爷大学毕业后完全可以留在西安,实现他的科技梦想,但他却自愿申请回乡,支援家乡建设。当时我们井坳属于宁县政府管辖,宁县政府便派人拉上枣红马,披红戴花把八爷从西安接回宁县,分配到宁县早胜中学教数学。八爷分配到早胜中学后,教学成绩非常突出,两年后就担任校务委员,成为教学骨干。1950年民政部调整行政区划时,我们井坳又被调整为正宁县管辖,八爷也被调回正宁县罗川中学任教。

据八爷的学生说,他上课从来不翻教案,也不看教材,但讲得和课本上的完全一样,他已经将教材背下了。讲解中口若悬河,深入浅出,深受学生欢迎。他上课虽然也带着圆规,但他从来不用。侧着身子用手在黑板上画出的圆,下课后学生用圆规来等量,不差分毫。1952年县政府新修罗川南北二山的道路时,就是请八爷作的规划。这条道路后来成为国道211线的一部分,六十多年间曾三次拓宽改造,都没有改变八爷当年规划的线型。1957年反右倾时八爷被划为右派,离开课堂回乡参加生产劳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遭到批斗和惩罚。

我于1978年春天离开井坳到外地去求学,很长时间再没有见到八爷。后来听说八爷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公职还补发了工资,安排在正宁县第五中学工作。但令人遗憾的是,梅开二度的八爷,并没有像当年第一次走上讲台时那样才华横溢,使学生领略数学的神奇魅力。八爷在讲台上讲得汗流浃背,学生在下面听得昏昏欲睡。习惯了自我咒骂,释放了精神压力的八爷,满肚子的数学原理和公式仿佛被谁设了密码锁住了,怎么也打不开,昔日的名气甚至加深了人们的失望,不久以后便黯然地离开了讲台。

1993年的夏天,我最后一次见到八爷时,八爷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老年性脑退化症和糖尿病,昔日结实的身板已经伛偻不堪。他见到我后,竟然已经忘记了我是井坳的后生,当然更是忘记了当年那“底乘高折半”的故事,说了几句话,也是前头不对后尾。大约半年后,他就像一颗难以复活的病树倒下去了。最近我回到井坳,闲聊期间,大家都憧憬着我们井坳人能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我问小时候一块玩耍的伙伴,还记得八爷不、记得我们井坳的八先生不,大多数人都说不记得了。我说我们井坳人不应该忘记八爷和有关八爷的往事,在追求美好未来的时候,不应该忘记八先生这颗井坳身上的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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