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大院里的回忆 实习生米静 本报记者 闫慧

陇东报 2019-11-03 00:45 大字

走进西峰区董志镇冯堡村,笔直的村道旁,一处独立的院落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大门上清晰地写着“知青大院”几个大字,院子里老旧物品整齐地陈列着,20世纪70年代的气息扑面而来。

1974年至1978年的4年间,先后有18名风华正茂的知识青年在冯堡村插队,他们有的来自西峰,有的来自兰州,这个“知青大院”就是他们的集体住所。“知青”这个特殊的名词,对于当今年轻人来说,或许仅仅是一段朦胧的历史,但对于亲身经历者来说,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下乡

“1976年1月10日,我和所有的知青一样,在‘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一片欢呼声中,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坐上满载知识青年的拖拉机。我们一路上唱着歌、聊着天,来到了分配我们插队的生产队——现在的西峰区董志镇冯堡村胜利队,开始了‘彻底改造世界观’的人生历程。那一年,我16岁。”魏嫣回忆起当年下乡插队时的场景,一切都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走进冯堡村,呈现在魏嫣面前的是一个完全陌生和荒凉的地方。魏嫣住进了生产队给她分配的窑洞里,一方炕,一盏煤油灯,一张旧桌子,这就是窑洞里的所有。

白天开工干活,晚上政治学习,天天读天天听,生产队的有线广播不断播放着最高指示和革命歌曲。墙壁上几天换一次的紧跟革命形势的大字墙报,魏嫣积极地为每一期墙报供稿,张贴标语,这一切让她觉得新奇,也为此感到自豪。

劳动是繁重的。从一开始只能把两只水桶的绳子系短一半,在村头的水井里打上两桶水,吃力地、摇摇晃晃地挑到知青大院倒入水瓮,到后来半夜三点起床下地割麦子,魏嫣和其他一起下乡插队的同志,就这样开始接受并适应贫下中农再教育和改造世界观的农村生活。

出大力、流大汗是检验每个知青能否彻底改造的重要标志。“我们一起下乡插队的一行人年纪都差不多大,之前在家从没有干过什么农活,但在生产队的劳动量却非常大。有的女孩子受不了,经常半夜在被窝里偷偷地哭。”魏嫣说。

吃饭每个人每月都有固定的量,一年到头三餐不变。没有蔬菜,连咸菜几乎都没有,肉就更别说了。

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那个年代,人们经常用革命精神和革命口号激励着自己的斗志,无论工作、学习还是生活。“有一次我生病了,半夜高烧不退,生产队的同志用架子车把我拉到村上的卫生院。跟我一样来看病的一位当地老乡看到我痛苦的样子,走到面前对我说‘第一次离开家人来到这里,心里肯定很难受,但是年轻人要坚强一点,克服了困难才能真正长大’。”魏嫣很感激那位陌生人的关怀,那一晚,她真的想家了……

劳动

在老百姓眼里,粮食是最重要的,所以收麦子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麦收时节的农活自然也最重,所有知青都要加入到收麦子的队伍中,和乡亲们一起劳作。

“夏天天气多变,收麦子一定要快,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会让麦子坏在地里,所以每天天不亮我们就下地割麦子。”魏嫣说,“女同志除了每天的正常劳动,还要负责做饭。当时我们一个日值是10个工分,最忙的时候我一天做十几个人的饭,还能割两亩麦子,一天可以净挣30个工分。”

麦子收完要碾场,碾完场会将脱皮的麦子放在场里晾晒。晒麦子非常重要,不仅关系到全队人一年的口粮,还关系到上交公粮的质量,所以会找有责任心、懂得看天气的人看管。“有时候雷阵雨突然来袭,不管男女老少全都出动,奋不顾身地抢着起场。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无论如何麦子绝对不能泡水,所以大家配合非常默契,也非常团结。”那种场面,魏嫣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只是再未经历过。

晒好的麦子一部分过称后集中放到场里准备交公粮,剩下的全部入囤。荆棘条编的囤非常高,需要用肩膀扛着装满麦子的麻袋,迈上装着麦子横放着的麻袋、竖放着的汽油桶和麦场专用的高凳摆成的“台阶”,然后才能把麦子倒进囤里。这对于女青年来说绝对不是一件易事,稍不注意很容易扭伤腰。“我那时候16岁,腰上没有劲,老乡很照顾我,总是把袋子抬得高高的让我顺利扛在肩上。当时我扛起麻袋都会故意迈着大步伐往前走,想让别人都看到,男人们能干的事,我也能。一开始劲头特别足,最后就扛不住了,心里一直盼着收工时间快点到来。现在,我也会经常教育孩子们要珍惜粮食,因为盘中之餐的粒粒辛苦,我知道。”魏嫣说。

魏嫣所在的胜利生产队还有一个砖瓦窑,砖和瓦卖的钱作为队里的副业收入,供集体使用,男知青制砖、烧窑,女知青下井采挖烧砖用的黄胶泥。砖瓦烧制好出窑的时候,需要把梯子从窑顶放到窑内,知青和几个强壮劳力下去把里面烧好的砖瓦装到筐里吊上去,没有手套,手经常被磨的出血。一般干完出窑的活,人人满脸黑灰,说话时眼睛转来转去,还露着洁白的牙齿,甚是有趣。

“砖瓦窑顶夕阳斜,女伴搬砖笑语哗。一脸窑煤粘汗黑,阿妹貌本艳于花。”魏嫣边回忆边感慨,“如今的砖瓦厂里已很难觅到姑娘的身影了,而当年的出窑姑娘如今已成阿婆喽。”

回忆

在那个上山下乡异常火热的年代,知青不仅是知识分子,更是劳动人员。他们不仅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磨炼了意志,还把掌握的知识运用到生产活动中。

据知青韩长平回忆,下乡后的第三年,为了改变土壤结构,提高土地肥力,他们组织成立了一个实验小组,开始研究抗生菌肥。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农村,农业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土地贫瘠,产出效益低。当时生产队给了一块地作为试验田,其余的设施都是知青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培养基消毒的设备他们自己凑钱买,菌种从农科所取回,没有琼脂做培育基,他们就用土豆代替,经过反复的琢磨和实验,最终研制出了具有抗病、促生、保苗的抗生菌肥,使得生产队的粮食产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董志镇冯堡村村民左志辉说:“当时知青来到我们胜利生产队时我只有9岁,他们跟着生产队一起干活,闲暇的时候还会组织一系列活动,会教我们读书认字,讲有趣的故事给我们听,和他们在一起,每天的日子都是那么新奇有意思。”

如今,为了恢复知青大院,冯堡村搜集了40年前的电视机、自行车、柜子、知青用过的保温水壶和缝纫机等生产活动工具32件,知青做实验的器材6件,供人们参观,“知青水源地”也被村民保护了起来。“当年的知青虽然离开了这片土地,但是他们刻苦钻研的精神、积极向上的态度一直影响着我们这里的人,这种优良品格需要我们铭记,值得我们学习。”冯堡村村主任冯汉尧说。

去年,定居在咸阳的魏嫣和插队的同志们相约一起回到冯堡村这片自己曾经生活劳动的土地,看望了曾经一起劳动的乡亲。40年过去了,如今魏嫣已经60岁。

在改造世界观的日子里,艰苦的生活和超强的体力劳动磨炼了知青们的意志,把单纯柔弱的年轻人锻炼成一个个拿起镰刀能收麦、扛起锄头能种地的强壮劳动力。

“虽然历史让我们这一代人最美好的青春留在了这片永远无法忘怀的土地,但是也使得我们变得成熟坚强。回到城里我又继续上学,后来参加工作,又开始适应着人生的另一个历程……”魏嫣说。

(本文图片均由实习生 米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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