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作河湾史亦长 河口往事

高益群

因地处庄浪河流进黄河的入口处，这个村庄就被称作“庄河堡”，也叫作河口。古时，这里是丝绸之路与唐蕃古道交汇的咽喉地段，又有黄河水路之便，作为兰州通往青、新、藏的门户，历朝历代不但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旅争相发展之处，还是甘肃省第一个海关所在地，故而过往的车马舟楫不绝余缕，三江四海商贾云集于此，酒肆店铺鳞次栉比，繁华尽逐，富庶一方。如今，古镇虽然不再承担商驿使命，但风景不减当年，古道、古渡、古街风韵犹存，当代有人作诗称赞此地“山村斗仙水乡景”“镇作河湾史亦长”。

高柳临古道

西出兰州不足百里，即到红古区河口镇。沿途杨柳偎路，晴翠接城。旧时，这一段是丝绸之路与唐蕃古道互相重叠的道路。两条古道在河口分叉，一条往南，直下青藏。另一条继续往西延伸，通往西域诸地。如今，兰青、兰新铁路也在河口分路而去。历史上，沿此交通要道西行者不可胜数。西汉时期，随着霍去病平定匈奴，汉武帝在河西设立四郡，使这一带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河口地区的农业也有了较大发展。张骞凿空西域，贯通丝绸之路，中原与西域各国交往日渐频繁。河口作为水旱码头，过往行旅日甚。东晋时，高僧法显与惠景、道整、慧应、慧嵬等过河口，沿丝绸之路北线往天竺（今印度）取经求律，瞻仰佛迹。而后，唐玄奘到天竺（印度）取经，是经由河口，然后走武威、张掖、瓜州，继续西行。而到了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西嫁吐蕃松赞干布，则是从河口渡过黄河，过日月山，在扎陵湖南岸与率部众前来迎接的松赞干布会合，经玉树进入吐蕃（西藏）。唐长庆元年（821年），唐穆宗诏令宰相等17名重要官员与吐蕃的使节在京师长安盟誓，次年又遣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刘元鼎赴吐蕃逻些（拉萨）重盟，史称“唐蕃会盟”。对于刘元鼎来说，这次出使事关重大，他也是经由河口渡河，然后取道青海到拉萨完成这一重要使命的。事毕，刘归长安后写出《使吐蕃经见纪略》，详细描述了沿途山川地貌，尤其对黄河河源的地理状况做了细致的记载，具有较高的历史地理价值。其中，有关唐代兰州乃至西北地区人口、垦殖、农作物等情况的文字描述，可作为研究唐代兰州乃至西北地区人口、垦殖、农作物等情况的重要史料。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抗英有功之臣林则徐，却被道光皇帝革职，发配新疆戍边。发配途中，他仍忧心国事。1842年9月10日途经河口大滩村，他乘在此小住之时写书信给朋友，信中依据抗英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著名的“良器、技熟、胆壮、心齐”八字救国要言。对这段行程，林在其《荷戈纪程》中写道：“初八日，甲申，晴，辰刻行。十里白家铺，又十里新回铺，又十里关帝庙……”，关帝庙在大滩村（当时称作沙柳城），俗称老爷庙。据考证，此庙建于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年），传说当时关公曾显灵于此，故建庙祭祀。庙内供奉着关公等神像20多尊，本地乡民乃至赴京赶考的学子和商贾都要在此庙烧香许愿，香火旺盛一时。有资料载，陕甘总督左宗棠亦曾下榻河口。清穆宗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宗棠修建陕甘新大驿道，时称“左公大道”。经过河口时，修通了沙井驿至河口段，大沟湾驿道从此废弃。当年居住在沙柳城的商人、字号便逐渐迁徙。沙柳城日渐衰落，依山而建的老爷庙也风光不再（1958年，因修建学校等原因老爷庙被拆除，只剩下两只部分被风化的石狮，现整个庙宇已重新修复）。左宗棠西征阿古柏时，率湘军沿途遍植柳树，被人们尊称为“左公柳”。帮办军务的杨昌浚,写下了“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的著名诗句。现如今，古镇东稍门外那棵150年树龄的左公柳，依然绿意盎然，印证了古道的沧桑；街巷陌上，承载了多少悠悠往事。

古城如培塿

历史上，作为“金城（兰州）西大门”的河口，为便于“隔河为控”，在这一带建立了多座城堡，形成重要的防御体系。河口北部的“古城子西城堡”是其中的一座堡寨。它东临庄浪河约100米，南距黄河四里许，过庄浪河直通河西走廊，西达湟水谷地。堡寨东南北部有城墙，西依山丘，易守难攻。河口东部亦有一个堡寨，名叫“咸水堡”。咸水堡建于咸丰五年（1855年），是座大小堡连体的城堡，西面为大堡，东面小堡南墙往后缩进了20米。整座城堡东西长180米，南北宽80米，堡墙内高7米，外高8米，便于排泄雨水。堡墙四角建有约10平方米的炮楼，楼体向外延伸，便于瞭望和防守。墙顶外缘有高1.2米、宽0.5米呈犬牙状的垛子。城堡共有三座城门，均面朝黄河一字排开。中门上首嵌砌有“咸水堡”三个大字，增添了整座堡寨的气势。

城堡中最有名的当属庄河堡。由清陕甘总督杨昌浚作序、曾任刑部主事的张国常编纂的《重修皋兰县志》上说：“喀啰川名今张家河口即古喀啰川地，有古城遗址”，说的就是此堡。据《河口史话》登载，宋朝时，在此地修过城堡。元代又建城池，东西长约300多米、南北宽约200多米，东南西北各建有一个城门，四面通达。清同治二年重建，到了同治六年，为防匪患，村民捐资修筑内城墙，城墙高达13米，顶部宽约1米，底部宽约1.5米。城墙牢固坚实，上面既可行人又可跑马。城墙顶部外沿设有垛口，转角处砌筑了两米高的角楼，每隔一段还建有炮楼，可谓森严壁垒。经过岁月的冲刷，现在只剩下状若土丘的残垣断壁，专家根据现存的遗址估算，当时的城墙总周长约有1100多米。城墙亦开有四个城门，城门板厚且外包锻打铁板。内城城墙上四面均有城楼，雕梁画栋，甚为精巧。城虽不大，但“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当初也是一处易守难攻的关隘。此后，城堡废圮，逐渐演变为小村镇，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呈梯形的镇内建有东西南北四条大街，街中心建有钟鼓楼，前方一座架木横空、其上覆盖如屋的卧桥跨街而矗，西街至西城外建有御赐功名大牌坊、普济寺、方神庙和大佛寺，北街建有贞节牌坊、张氏祠堂，东门外建有张公祠堂，南街建有张氏大二三房族祠、尕巷道张公祠，南门建有龙王庙。大街的两侧小街巷交错，有大庄子、张家巷、码头巷、磨滩子、呱呱牛巷等，不一而足。民居均为硬山式单坡向，靠街巷的宅院多为前店后宅，店铺经营，后宅居住。宅内大都设有小花园，植种果木花草，树下置放鱼缸，恬静祥和，乡土气息浓郁。

斗转星移，时世变迁。河口镇当初的一些景观虽已不复存在，但街镇风景中还夹杂着一些古迹和文物，成为现代人重回历史的一个窗口。现在仍留存有明朝宣德、咸化年间族祠两座，清代晚期族祠3座，明清时期商铺3座和四合院落37座，狮子楼台两座，明清时琴桌、太师椅、方桌、衣橱约16件、习武块石1个，磨扇、石碾实物3个，城池石匾一块、钦赐木匾一块，清光绪年间制作的彩灯、纱灯101件，族谱16部，修谱最早的系康熙47年。其中，四合院落总占地面积约为13984平方米。虽然风蚀岁月，但老物件依然积攒了古时的气象，余韵尚存，赋河口以灵动，使之成为一座活着的古镇。有了这些珍贵的文化遗存，依据明清时河口的原貌，兰州市拟定并着手实施了重建古镇的方案。前不久，复兴的古镇已见雏形并且开始接待游人。游人将修复后的古镇新姿做了如此描绘:“穿过东门牌坊，进入文昌阁，鼓楼，远处的城池门阙处在林林总总的民居中。沿街复古的建筑，以木色的房檐、青色的砖瓦，大红的灯笼，鳞次栉比的商铺，飞扬的古旗，吸引着游人。鼓楼北侧的乡村政府，前有挑檐飞脊的古典门厅，门厅后是青灰色清水白线砖砌围楼，密檐大窗，颇似波斯城堡。鼓楼西侧小巷，直通典雅富丽的大戏院，凤阁龙楼，白石平台，恐怕是全国的唯一”。

复原的古镇意味着一种人文空间的回归，它将河口古时最美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透过这些街巷、楼阁和民宅，人们可以感受古镇昔日的辉煌。如今，慕名游览者已纷至沓来。

古渡意悠悠

古时，受生产力水平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局限，渡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渡口就是水上的交通枢纽，在古代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黄河从青海高原进入甘肃境内翻腾着糜谷色波涛顺势而下，如何跨越这道横亘在中原与西域之间的天然屏障，沿河寻找合适的地段建立码头就显得至关重要。黄河到达兰州河谷地带走势趋缓，河口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建立渡河码头的良好条件，成为当时人们的首选之地。“阳畅湾子”就是河口选准并建起的重要码头之一。斯时，木筏、牛羊皮筏穿梭来去，各种货物装上卸下，一派水运繁忙景象。粮食、食油、生猪、牛羊、皮张、煤炭、木炭、木材，以及锅碗盆瓢等，通过水上运输皆尽装载。于是，码头成了贸易大集市，一天到晚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据《河口史话》载，码头上的煤炭是论“垛”卖的，而不是像其它煤市论斤来卖。即把两大块煤摞起来约七八十斤成“一垛”一并出售。在这里买粮也不论斤，而是用升、斗来量。卖粮的人用手一抹，顺势往买者撑开的粮袋一送，随口唱出数字，麻利快捷。木炭则用花篮、背斗计算。买卖的大气，显示出码头市场货物的充足和交易的繁荣，这种场面堪称一景。有此经历者，如今大都年至耄耋，他们谈起码头上当年的情景依然津津乐道。据老年人回忆，当时仅是羊皮筏子就有200多个，河口约有三分之二的人从事水运及相关行当，撑抬筏子者就不下七八十人。

青石津，因背依青石山而得名，古时亦称鸣雀峡，是河口地区另一个重要渡口，现在原码头立有“汉青石津遗址”石碑一块，以作标示。清咸丰十年（1860年）青石津古渡口背后的青石峡口处，曾修建了一座宽约20米的青石关门。关门依崖高悬，居高临下，俯视渡口码头，由此可见“黄河古渡青石津”在军事上之重要。历史上，这一渡口曾多次运送军队，对于战争的胜负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史记》载：“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以冠军侯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专家认为，霍去病这次率军出陇西到河西征战匈奴是从河口青石津渡河而去的。打败匈奴后，“金城以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又过十年，到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将李息率十万大军又由这里渡河横扫河口以西河湟一带的羌人，将现青海东部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并在河口至永登一线修筑长城。自此，汉武帝在这一带进行了大规模的屯田建设。对此，《史记.匈奴列传》是这样记载的：“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汉将赵充国率兵至金城后按兵不动，欲分化瓦解诸羌后再战。他上书汉宣帝，提出：“先击先零，则干、千干之属可不烦兵而服”。获准后，“充国至金城，须兵满万骑，欲渡河，恐为虏所遮，即夜遣三校衔枚先渡，渡辄营陈，会明，毕，遂以次尽渡”。据考证，渡河地点就是青石津，其对于取得最终胜利至关重要。据《西固史话》《河口史话》等书记载，康熙十四年（1675年），吴三桂谋反，兰州守备响应叛乱，杀害了地方官，并拆去兰州城里的镇远桥，妄图据险固守。一时间朝野震惊，甘州提督张勇急令西宁总兵王进宝率兵讨伐。军队到了青石津对面的八盘村，发现河水十分湍急，浮桥已被叛军拆除，对岸又有重兵把守。如乘天黑潜渡，却又缺少舟楫。正当万般无奈之时，当地乡绅耆张朴堂宰杀羊只，提供皮囊、肉食，拆除私房，用梁柱檩椽扎木排，同时募集皮筏，组织当地水手深夜潜渡官兵。村民朱应昌叔侄二人闻讯后也毅然拆掉了自家的房屋，用房梁、木椽扎成木筏。在乡民的鼎力协助下，军队顺利渡河并击败了对岸的叛军，为收复兰州扫平了道路。当地乡民深明大义，特别是绅耆张朴堂和朱家叔侄顾大局而舍小我，一时传为佳话。此后，王进宝应诏进京面圣，奏明河口乡民为平叛建树的功业，皇上闻之甚悦，命户部赏银2000两，旌表张朴堂并乡民，赐建牌坊，让懿行留芳后世。从此，古镇街头便矗起了一座古朴典雅、浑磨厚重的大牌坊，青石津渡口也就随之声名远播。近百年来，青石津渡口一直有船摆渡，1948年左右，船舶摆渡才逐渐停止。

彩灯寄乡愁

河口的彩灯文化绚丽多彩，它既是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汉族传统工艺品，也是综合性的装饰艺术在灯品上的体现。据说，河口从清朝中叶就盛行灯会，有记载的举办时间是同治末年到光绪初年，这与当地商贸经济的发展相伴而兴，彩灯工艺也就逐步趋于成熟。据载，这里的彩灯制品有三种：一种是用楠木制作的纱灯，也可用核桃木制作；另一种是用檀木制作的六角形彩灯；还有一种常在门前悬挂的普通木制框灯。楠木纱灯呈半米左右的正方形，所制方框少雕饰，四面订紧纱绢，纱绢上绘有图案，制作考究，可装可拆，便于保存。六角形雕花彩灯既可用檀木制作，亦可用杂木完成。彩灯六个角上挂有彩穗，装饰精美。这两种灯，以其传统的造型、典雅的风格，营造出一种超然的雅趣，成为主流社会推崇的审美风格。而普通木框制成的彩灯，则体现了民众雅俗共赏的格调。它可用纸张裱糊，在灯面上或题写诗文，或绘以彩图，画面用矿物质颜料绘成。彩图内容多以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等历史经典故事为题材，一盏灯一节小故事，蕴含丰富，古韵十足。彩灯题材多样，各面花屏图案不断翻新，主要用于灯会，给古镇带来美轮美奂的视觉盛宴。有文章这样记叙河口的灯会：“河口灯会就是四方乡亲盛大的节日，正常年景每隔两三年举办一次。每逢挂灯的年份，从正月初十开始在河口四条街道同时搭建灯架，每隔丈许即设一灯架，每架挂三盏灯，两边挂纱灯，中间挂彩灯，东西南北四街，各设30架灯，每架3盏，全街共120架，360盏灯彩。正月十二‘上灯’(试灯)，正月十三、十四、十五为‘正灯’，正月十六则为之‘败灯’，共计五个夜晚，即寓‘五谷丰登’之意，亦称‘五夜元宵’。除此之外，东西南北城楼上，均有灯火装点。东门城楼上还有百枝灯树(铁树)，燃立灯108盏，代表一年四季，24节气，72候(五天为一候)，合起来即为108。这个百枝灯树上的立灯点燃起来，灯光闪闪、火树银花，数里之外皆可看见”。“观灯之夜，人们要转灯，这是民间的一种讲究，据说转灯后可以消灾避祸，一年平安幸福。这其中，尤以西门外普济寺内的‘菩提灯’最为独特。当这个外形像极了菩提树，并由400余盏小立灯共同组成的‘菩提灯’一起点燃时，下面有人缓缓推动旋转，远远望去犹如一座火塔，无数的灯芯子缓缓落下，绚丽多彩，十分壮观。”随着夜色加深，彩灯愈加闪亮，人群愈加欢腾，灯会渐入佳境。在彩灯的海洋里，人们又过了一个祥和的上元节。

彩灯还曾用于辛亥革命的纪念活动，当年被称作“提灯会”。民国时期，“提灯会”在河口、新城，特别是兰州盛行一时。“双十节”之夜，中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手提造型各异的鲤鱼灯、莲花灯、鼓儿灯、花篮灯、绵羊灯，走上街头游行庆贺。后来由于国民党的腐败，有人借用“外甥打灯笼——照舅（旧）”，隐喻当时人民生活与辛亥革命前一样，“提灯会”也就日渐式微。

中元节放河灯，是河口民间流行的一种风俗，用以祭奠河中遇难丧生的亡灵和已经逝去的亲人，是彩灯的别样用途。河灯制作不同于悬挂的彩灯，但做工也需精细：长约尺余、宽约七寸木制的河灯底座四角各插一朵纸质莲花，底座中间插蜡烛，点燃后轻轻放入河中。河灯就成了通往冥冥世界的一叶小舟，带去亲人的问候，使另一个世界的魂魄不再寂寞。岸上的人们看着一盏盏河灯在迷茫的河面漂向远方，星星点点，渐次明灭，哀思、乡愁，全都寄托在这小小的祭奠物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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