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云寺 千年之后的盛世蕃昌
大云寺全景
2013年出土的宋龙兴寺地宫陶棺
龙兴寺地宫舍利甁
舍利甁
金棺
1964年大云寺出土的五重套函
龙兴寺铭文砖
本报记者吴正楠段睿珺
隐世千年之后，佛祖舍利盛世再现。半个世纪里，泾川三次出土舍利，向世人展示了泾川佛教文化的久远和遗存的丰富。
学术界、宗教界、考古界一致认为，泾川能在同一地方三次出土舍利，这在全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见。
正因如此，泾川被誉为“华夏佛宝圣地”“世界佛舍利供养中心”，是仅次于敦煌的佛教艺术宝库，构成了“西有敦煌莫高窟，东有泾川大云寺”的佛教文化格局。
依托丰厚的佛教文化遗存，现在泾川县正大力实施国家4A级旅游景区大云寺—王母宫大景区建设，大云寺必将重现千年前的隋唐风采。大云寺—王母宫景区已被甘肃省列为全省20个大景区之一。以此为契机，泾川县按照全域旅游发展理念，通过打造“一心两核多结点”景观布局，强势带动全县旅游产业发展迈入新阶段。
岁月尘封的考古发现
半个世纪前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的一次意外发现，轰动了国内考古界，揭开了尘封已久的历史，让千年国宝重现盛世。
1964年，泾川县城关公社水泉寺大队农民在整地时发现了唐塔地宫，并立即报告县文化馆。在县文化馆领导的指派下，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泾川县文化馆文博专干张映文参与了这一国宝级文物的出土清理工作，他写的报告中描写了出土时的情景:“地宫有门，门拱是石质半圆形的，正面线刻祥云围绕宝器，两飞天临空翱翔。门拱由两根四棱形石柱支撑在石门槛上。柱的正面和内侧面线刻护法神。地宫内存放有一具半米见方的石函，函盖是覆斗形，刻有‘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16字。函身四周均刻有铭文。函内盛有4寸见方的铜匣，样子很像石函，匣上有锁，钥匙由一条细金练系在匣上，尚可开启。铜匣内是一具长方体银椁，比匣略小，盖为瓦形，周围还有一周低矮的小栏杆，椁身两侧各有一对并列的小环。匣、椁的表面都是细工雕刻的素文缠身忍冬花，银椁内才是金棺。金棺的样子与银椁相同，比椁稍小，周身是金页贴成的莲花图案，花中镶有各色宝石，正中与侧面均嵌有较大的白色珍珠。金棺内盛一很小的球形细颈琉璃瓶，内含白色晶体14粒，即佛祖‘舍利子’。”
泾川古称泾州，居丝绸古道要冲，为华夏文明腹地，自古以来是西出长安通往西域的第一重镇，是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地区和佛教文化中心之一。公元601年(仁寿元年)，隋文帝下诏，在全国30个州建舍利塔。于是，泾州大兴国寺兴建，当时有14枚佛祖舍利由高僧送往泾州，在大兴国寺兴建舍利塔和地宫，置函、供养。
公元690年，武则天登基称帝。敕令诸州兴建大云寺，珍藏《大云经》。珍藏《大云经》是因为在男尊女卑的时代，武则天称帝受到各方面的反对和阻挠。基于此，武则天对以女性经变故事为主题的《大云经》很是崇敬，便将其颁行天下，并总遣千名僧人，到各地讲解《大云经》。当时，作为长安门户的泾州大云寺的兴建就选在了隋朝大兴国寺遗址，在建塔立寺动工之际，发现了隋代供养的佛祖舍利。
武则天敕建大云寺恰与佛祖舍利相遇，被认为是大吉大利的巧合。于是，请金银器制作大师，选宝石珍珠，做成铜、银、金棺椁，以琉璃瓶盛装14粒佛祖舍利，配以石函，镌刻清楚朝代地点数量，于公元694年重新放入地宫，建塔供奉。
公元1370年(明洪武三年)，泾河暴发洪水，泾州古城及唐代修建的大云寺毁于洪水之中。至此，14粒佛祖舍利随着地宫塔基埋没于荒野之中。
此后，直到1964年，泾川县城关公社水泉寺大队农民的发现，让这14粒佛祖舍利重新现世。当时由于历史原因，这一消息并没有公开。
为保护这个世所罕见的国宝级文物，在当时的条件下，省上决定将其收入甘肃省博物馆保管。大云寺佛祖舍利和金银棺椁的发现，是我国佛教考古界的一件盛事，也被作为当年我国考古重大事件之一，并载入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一书。
《甘肃文物工作五十年》一书的《甘肃文物五十年大事记》称，泾川大云寺舍利塔基反映了唐代在舍利安放制度上的划时代变革。大云寺佛舍利的文化价值在于最早将中国传统的棺椁葬制纳入佛教，开创了用棺椁瘗埋舍利的先河，是佛教汉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舍利石函贵在石函
1971年9月，郭沫若先生在兰州鉴定了泾川金银棺、佛舍利等珍宝，认定这是国宝级文物，要求按国宝级规格进行严格保护。
当时，郭沫若指示:“舍利石函、贵在石函。”这是因为，石函上的铭文道清了这一国宝的出处和时间。
大云寺出土的石函是灰色大理石制成，顶部刻有“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十四粒”字样，函身四周刻有孟诜撰写的铭文。铭文计89行，1000余字。但长期以来，《石函铭》并没有引起重视，研究不够。铭文的出现为研究孟诜的生平增添了新的重要史料。
2004年冬，兰州大学教授、博导杜斗城先生对此《石函铭》作了进一步考察，考订出两唐书中记载的孟诜与《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的作者及敦煌本《食疗本草》作者为同一人。
孟诜，汝州人，进士及第，唐代著名医学家，著有《食疗本草》等专著。学者胡吉祥在撰写的《孟诜与泾川大云寺》一文中分析认为，孟诜之所以被邀撰写铭文，大致有三个原因：一是社会地位较高。孟诜进士及第后任长乐县尉，显庆二年（657）升任河南府司马，后调长安任职，武则天垂拱初（685）升至凤阁舍人。两年后，降职外放台州（今浙江省台州市）司马，不久又迁任春官侍郎（礼部副职）。其写作水平之高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是交游广泛，且多为当时社会名流。《旧唐书·方伎传·孙思邈传》载，孙思邈致仕后，“当时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执师资之礼以事焉”。
三是孟诜对大云寺供奉佛祖舍利的情况有所了解。铭文第十一行“维那出法言于司马孟诜”等文说明孟诜曾经到过泾州大云寺。鉴于孟诜政治地位高、社会影响大、写作能力强，且对大云寺供奉舍利情况熟悉，受邀作铭文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胡吉祥在撰写的《孟诜与泾川大云寺》一文中还指出铭文透露出的历史信息：一是记载了孟诜当时的官职和年龄。铭文第一、二行记载“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朝散大夫行司马平昌孟诜撰”。这准确无误地说明，铭文为孟诜撰写，其官职为朝散大夫行司马。纵观孟诜平生经历，就在他迁任春官侍郎被太子召为侍读这个时期应邀写了这篇铭文，从铭文第四十九、五十行记载看，写于大周延载元年（694），时年73岁。二是记载了古塔遗存舍利的情况，证实了隋文帝分舍利于泾州的历史。三是铭文中恭维武则天的句子，见证了武则天以周代唐、敕建大云寺的历史。四是铭文中有“妙善”一词，证明当时就盛传妙善故事。
让人遗憾的是，受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半个世纪来，大云寺出土的佛舍利只出现在考古界和学术界的一些文章记载里，并没有走进大众视野。直到2004年10月20日，《甘肃日报》高级编辑许维发表了长篇通讯《拂去岁月的尘封》，详细报道了40年前泾川出土的唐代大云寺舍利石函和金银棺椁的发现，以及40年来的保护研究现状。这段被岁月尘封的历史才真正浮现出来。
同闻名海内外的陕西扶风法门寺佛舍利相比，泾川大云寺遗址发现的佛舍利比法门寺整整早发现了23年。
2004年，大云寺佛舍利套函参加国家文物局主办的3至8世纪中国艺术和中外文化交流展览"走向盛唐展"，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各地展出达半年之久，轰动世界。
2005年4月26日至6月15日，在北京“中国的文明——世纪国宝展Ⅱ”展览会上，泾川大云寺佛舍利首次在国内公开展示，每人参观限时30秒。
至此，泾川大云寺的佛舍利才广为世人所知。
一地三次出土舍利
一个地方能三次出土舍利，这在全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少见的。这个地方就是泾川的大云寺遗址。
1964年10月，在泾州大云寺遗址发现的隋代大兴国寺、唐代大云寺供养佛祖舍利地宫出土了14枚佛祖舍利、金棺银椁、鎏金铜匣、石函石门。
1969年，泾川县修建泾河大桥时，在桥北端西侧城关公社水泉寺大队的耕地内，发现了“北周天和二年慧明造舍利石函”文物一套，套函由石函、大铜函、小铜函、琉璃瓶组成，琉璃瓶内有舍利数十粒。经专家考证，这是北周比丘慧明舍利石函，铭文纪年为北周天和二年（公元567年），比大云寺塔基早123年，比隋文帝分舍利早34年。2005年3月19日，泾川当地人在修建良种苗木繁育基地时，在出土了比丘慧明瘗埋舍利石函的原址，又出土了1.8米高的北周早期石雕佛像一尊。
2012年12月31日，泾川县城关镇水泉寺村民在唐代大云寺遗址东侧抢修道路时意外发现了一个沉睡千年的佛教造像窖藏坑两处。在约4平方米的区域内，佛头、佛身、基座等，密集摆放，共出土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等各个时期的石造像以及少量陶造像、泥塑造像、经幢等各类单体造像、造像碑(塔)等两百余件（组），出土造像多残损，造像题材有立佛、立菩萨、弟子、天王、二佛并坐、维摩文殊等，大型立佛像高度多在1.4米至1.7米之间，小型造像高度多在0.2米至0.5米之间。而且，大多数造像有彩绘，颜色以红、绿、白三色为主。更有真金贴面的佛头造像，通体贴金的小佛像。这些造像雕刻刀法精细，造型优美，艺术价值极高。这对研究北魏至隋唐佛像风格的发展变化有重要意义。
2013年1月，又在佛像窖藏旁发现宋代龙兴寺地宫，地宫砖刻裸露的可辨识文字有“维大宋大中祥符六……”等内容。通过碑文可知，这座地宫遗址是宋大中祥符年间龙兴寺地宫遗址，距今已有一千余年，地宫遗址里出土了一具长0.45米陶棺，陶棺里面还有一个木匣。根据陶棺东侧出土的铭文砖记载，木匣中存有约两千余颗舍利。由此，被认为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大考古发现”。
从铭文中的“宋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龙兴寺曼殊院僧人云江、智明同收诸佛舍利约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于本院文殊殿内葬之”可知，"大中祥符六年"应是这批造像的埋藏时间。这一发现进一步丰富了大云寺佛教文化内涵。
泾川大云寺遗址三次出土舍利的背后，是甘肃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据非常重要地位的具体体现。
有史料记载，甘肃的武威、天水等地的佛教传入时间要比一般认为佛教传入内地的时间早300多年。自汉朝以后，甘肃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东来西往的高僧在甘肃传播佛教，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交融，然后又向内地传播。在南北朝到唐宋时期，从甘肃的河西走廊到陇东地区，佛教石窟和寺庙大量建造，镶嵌在“丝绸之路”甘肃黄金段的每一个节点上，真正展示了当时甘肃境内佛教文化的辉煌。这也正是造就泾川大云寺光辉岁月的根源所在。
佛宝圣地繁华再现
半个世纪里能三次出土舍利，让泾川大云寺成为了享誉海内外的佛舍利供养圣地。
据当地老人介绍，出土舍利的1964年是龙年，出土北朝、隋、唐佛像窖藏、疑似地宫又是龙年，太巧了。出土的宋代舍利地宫题记为“大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至2013年，整1000年，这中间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
为了切实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旅游产业开发步伐，重现大云寺遗产昔日的盛况和风采，泾川县按照“政府引导、多元投资、分期实施、分步推进”的思路，严格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规划分三期推进大云寺建设。
按照规划，泾川大云寺博物馆总占地364亩，分为中心区、服务区和景区广场三部分。中心区占地60亩，总建筑面积11600平方米，主要建设主展馆、舍利塔、附展厅、大门、钟楼、鼓楼、东西碑亭;服务区主要建设接待中心、管理中心、服务中心;景区广场主要建设迎宾广场、佛文化街、商业街、景区道路等。
2007年8月，大云寺博物馆在古泾州大云寺原址开工建设。作为安放佛舍利的大云寺舍利塔建设采用钢结构，建筑面积5489.34平方米，建筑高度为95米，仿唐建筑，采用四角方塔的建筑形式，分为地上明七暗七共14层，地下3层地宫，实现了钢结构与古建筑的完美结合。
经过多年的建设，泾川县已在古泾州大云寺原址先后建成了中心区藏经楼、舍利塔、卧佛殿、大雄宝殿、天王殿、山门、钟楼、鼓楼、东西碑亭及接待、管理、服务三个中心和前区广场、影壁等主体工程，配套实施了内部装修、中心区安防及给排水、输配电、绿化亮化等附属工程。
2013年农历五月十二日，借助佛舍利千年一现的重大历史机遇，泾川县成功举办了大云寺佛舍利安奉法会，大云寺正式对外开放。
自2014年以来，大云寺相继建成大雄宝殿、藏经楼、天王殿、山门等重点工程，形成了完整的寺院布局。
2015年8月28日，甘肃省博物馆向平凉市泾川县移交的4粒馆藏佛祖舍利子被顺利安奉入泾川县大云寺地宫。这4粒佛祖舍利是1964年从泾川县出土的14粒佛祖舍利中的一部分。
如今，仿唐式建筑的大云寺博物馆，规模宏大，布局严整，举架平缓，出檐深远，用材硕大，色调古朴，庄重典雅。
近年来，依托大云寺博物馆，泾川县大力实施大云寺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成大云广场、游客接待中心、游客服务中心、综合管理中心、旅游厕所、景区道路等配套项目建设，景区规模进一步扩大，景区配套服务设施日趋完善。目前，泾川正全力打造大云寺·王母宫大景区。
毋庸置疑，随着大云寺·王母宫大景区的全面建设，将进一步擦亮泾川县文化名片，促进文化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提升旅游发展水平，让大云寺再现千年前的繁华景象，成为国内外游客向往的知名旅游目的地和佛舍利供养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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