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小曼手卷引发的一场风波
一代名媛陆小曼是徐志摩的第二任妻子，自幼受母亲影响喜爱绘画，少女时代曾学习油画，喜好静物写生和风景临摹。后师从刘海粟、贺天健、陈半丁等名家研习国画，擅长淡墨和设色山水，兼及工笔花卉和仕女。刘海粟不吝称誉：“绘画颇见宋人院本的常规，是一代才女，旷世佳人。”
1931年春，陆小曼精心绘制了一幅长近四米的手卷《设色山水》（原画无题），画面缜密清丽，脱俗淡雅，寄寓了画家对神州大地锦绣河山的热爱。全卷布局精巧，以平远构图、散点透视，描绘出江南山水的秋色秋意，群山逶迤连绵，林木茂密苍劲，远山近水，疏密有致。徐志摩见了不胜欢喜，爱不释手，装裱后随身携带，四处请托各界名流赐墨题跋，意在使之成为一幅别有意味、“很神气的一大卷”，藉以激发陆小曼的创作兴趣和热情，不意在诸多文人学者间，引发了一段中国画写实与写意孰高孰下的争鸣。
北大美学教授邓以蛰（“两弹元勋”邓稼先之父），第一个在长卷上赋诗以赞：“华亭端的是前身，绿带阴浓翠带醺；肯向溪深林密处，岩根分我半檐云。”继而题跋：“辛未夏日，志摩来自沪上。一日携此函相示，予讶为谁家杰作。志摩曰：‘小曼之作也！’予复问曰：‘予不见小曼仅两年，今已有此巨构，能不令人叹服耶！’志摩讬予为之装池于市厂，既成，爰系一绝而归之。”
徐志摩和陆小曼的一生挚友胡适把玩之余，他以融通中外的学力、“门外汉”的眼光，在邓以蛰后面题写了一首白话诗：“画山要看山，画马要看马；闭门造云岚，终算不得画。小曼聪明人，莫走这条路；拼得死工夫，自成真意趣。”随后又秉笔直言：“小曼学画不久，就作这山水大幅，功力可不小！我是不懂画的，但我对于这一道却有一点很固执的意见，写成韵语，博小曼一笑。”意指一个人做事要扎扎实实，画画亦然，看熟了山，研透了马，下笔才峥嵘。落款时间为7月8日。
数日后，徐志摩将长卷带至南京。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权运动先驱杨杏佛看到胡适的“打油诗”和“规劝”后，很不以为然，认为文人画家寄情山水，旨在抒发个人情感，大可不必为“写实”所“桎梏”，于是在7月25日挥毫写道：“手底忽现桃花源，胸中自有云梦泽；造化游戏成溪山，莫将耳目为梏桎。小曼作画，适之讥其闭门造车，不知天下事物，皆出意匠，轻信经验，必为造化小儿所笑也。质之适之，小曼、志摩以为何如？”
画家贺天健也有感而发，于“中秋后八日”在上海题写道：“东坡论画鄙形似，懒瓒云山写意多；摘得骊龙颔下物，何须粉本拓山阿。”高度认同杨杏佛的观点，认为作画不必拘泥于形似，应注重文人气息，对胡适的“不解风情”（说陆小曼作此画是“闭门造车”）大唱反调。
画家梁鼎铭则以晓畅平白的语言表达了相似意见：“画山要看山，画马要看马；闭门造云岚，终算不得画。自然是不对的。如果不看山不看马，不得已不免闭门造云岚，那就闭门要闭得紧，无论什么人不许进来。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家里，说一句话：就是不要学某人某派的画，只是要有我自己，虽然不像山、不像马，确有我自己在里，就得了。适之说，小曼聪明人，我也如此说，她一定能知道的。适之先生以为何如？再说一句话，就是看山画山，看马画马，也要画的自己的山，自己的马，否则不如照像何必画。”
11月19日，徐志摩搭乘飞机北上中途触山，不幸罹难，随行携带的手卷因存放在铁箧中，未遭焚毁，成为徐志摩唯一且完好无损的遗物。人亡物存，陆小曼视此历劫之物为最宝贵的纪念，一直珍藏身边。此后，潜心书画，以丹青度化人生，作品入选新中国第一次、第二次全国画展；1958年，如愿加入上海美术家协会，又被聘为上海中国画院专业画师。而那幅手卷，因为荟萃了名家累累题跋而熠熠生辉，更见证了过往岁月文人交往的风雅逸事，富于极高的艺术价值。
1965年4月，陆小曼病危。临终前，她将《设色山水》手卷，连同梁启超书赠徐志摩的“临流此意”集句联、未及印刷的《徐志摩全集》的纸版和样本，交给徐志摩的表妹夫、古建筑园林专家陈从周保管。后来，陈从周将前两者捐赠给了浙江省博物馆，并在手卷末写了一段说明：“此小曼早岁之作品。志摩于一九三一年夏带至北京征题，旋复携沪以示小曼。是岁冬，志摩去京坠机，箧中仍携此卷自随，历劫之物，良足念也。”（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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