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家董每戡 心香一瓣鹤归来（一）
1951年11月武汉，中南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湖南代表合影。
董每戡（摄于1947年）
董每戡《谈百戏》1944年8月30日。
董每戡《谈木偶戏》1944年6月28日。
董每戡著《中国戏剧简史》。
董每戡著《西洋诗歌简史》。(上海文光书店1949年版)
《董每戡文集》，收录了董先生大部分遗著精品。
□周吉敏文/图
岷岗山在温州西南，峰峦堆簇，如莲浮于天水。南宋学者戴溪与友王楠曾筑庐此山结伴读书。戴溪自号岷隐学者，人称岷隐先生，后官至龙图阁学士。叶适少从戴溪学，赞曰：“少望天下奇才，于今世不过数人。”
岷岗山是现代著名的戏剧史专家、戏剧理论家董每戡的家山。山上涧水在山下蜿蜒成河，大大小小的村庄簇生在枝枝蔓蔓的河流两岸——潘桥、仙门、华亭、泥岙、丁岙、金堡、横屿头等等，凌乱而富有生机。董每戡先生就出生在横屿头村，是当地一户董姓殷实之家的长子，原名董国清，上学时叫董华，后来才改名叫董每戡。河也是道，舟楫往来，连通内外。戏班子就沿着河道来到村里，在河岸的庙台上演戏。
先生说：“我十岁左右就爱看戏。”十岁，是1917年的光景。二十世纪初的温州，戏文比现在闹猛，宋元南戏的流风余韵像水一样在这片土地上四处流淌，滋养了先生的戏剧天赋。
双手残疾的病根
董每戡先生少有宏志，17岁就赴上海大学求学，曾东渡日本留学攻读戏剧，参加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创作了《C夫人肖像》，由赵丹主演，轰动剧坛，一举成名。后投入剧运，创作并导演了《饥饿线》《夜》《黑暗中的人》《血液出卖者》《典妻》《敌》《最后的吼声》《天罗地网》《秦淮星河》《孪生兄弟》《俘虏》《保卫领空》等等，这些剧名已让人感受到火山岩浆般的殷红和滚烫。他与鲁迅、田汉、柳亚子、聂耳、胡也频等都有过交集。先生也是中国话剧的先驱之一，是呼唤新中国诞生的青春力量。
时代的“岩浆”也熔炼了董每戡先生的戏剧观、戏剧编导艺术和戏剧的领悟力，为日后转向剧史研究积累了丰厚的“戏剧资本”。
1943年，时年36岁的董每戡先生，应邀到内迁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中文系教课，从话剧编导转向剧史研究，下决心要摸索一下。先生要摸索的是一个历史难题——继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以来，剧史研究一直没有突破“独重曲词、独重元剧”的樊篱根基。执着如先生，著作《中国戏剧简史》就是解决这一历史难题的实践范本，为我国戏曲史写下“本体”回归的第一页。
让董每戡先生“吃苦头”的手病也是在三台落下的病根。时东北大学中文系有“西洋文学史”的必修课，没有人开讲，又无参考书，先生每天上午坐在斗室，历八月，撰写成《西洋文学史》30余万言。由此伤了手部神经，致右手抖颤，从此落下双手残疾的病根。
奠定学术界的地位
1943年至1953年之间，先生先后在东北大学、大夏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湖南大学授过课，出版了《西洋诗歌简史》《西洋戏剧简史》《中国戏剧简史》《戏剧欣赏与写作》《说剧》，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1953年秋，先生带着成熟的“中国戏剧史”教学体系进入南方学术重地中山大学，在二十世纪中叶的全国高校首开《中国戏剧史》课程（戏曲史有人开过）。1956年全国高等学校教职工评级，中山大学中文系仅有商承祚、容庚、詹安泰、董每戡四人被评为二级教授。能侧身知名学者之列，可见先生对中国戏曲研究的贡献为人所公认。当时中山大学一级教授只有陈寅恪、姜立夫、陈序经三人。先生们从动荡年代走过来，是火炼过的，他们已是一种器，承载成了天性。
在中大五年，先生在忙碌的教学之余，病手“推写”了《三国演义试论》《琵琶记简说》两部站在时代理论前沿的论著。1956年12月给李世刚信中说：“拟学打字，机器缺货，定了未来。这半年无能写作，希望明三月起以打字写稿，因早签了三个合同，在1958年底必须完成：（1）桃花扇说，（2）金瓶梅简说，（3）中国戏剧史，共50万字。”1957年元旦作《水调歌头》，下阕中一句“病手学屠龙”自注为“两手病颤，垂十年矣，虽近废，仍不敢忘写作，故云。”
研究著述的雄心
病痛挡不住先生学术研究著述的雄心，不期然，被一场时代的飓风裹挟，坠入社会最底层。1958年，被划为“右派”的先生“自谋生活”，举家迁往妻子胡蒂子的故乡长沙。四年间，五易其居，几近流离失所，寄身处简陋不堪；粥饭难继，不得不寄卖藏书衣物。除手病外，风湿病、肺心病、胃病相继侵蚀羸弱的身体。如此困厄之下，先生还于1959年国庆10周年前夕，赶写出了60万字的《中国戏剧发展史》和20万字的《李笠翁曲话论释》。1962年到1966年，又写出了20万字的《三国演义试论》，50万字的《五大名剧论》。《明清传奇选论》已开笔写了8万多字。
厄运还是接踵而来，两度被抄家，百十万字的手稿连同十箱书籍全被抄走，除《五大名剧论》塞进灶膛（取出后已被老鼠啃噬），《说剧》和《笠翁曲话论释》初稿寄往外地不曾遭劫以外，连眼镜、拖鞋都不放过，从此家徒四壁。面对多年心血毁于一旦，先生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然后平静地叫儿子董苗把八只空书箱在地上摆开放上木板为床。等形势稍缓后，又面壁开始修补和创作。用右手横握一支没有内胆蘸水的破钢笔，用左手食指顶着钢笔管端，在香烟壳、生产记录纸、材料包装纸，以及亲友来信中的空白纸边等长短、质地、厚薄不一的所谓稿纸上，写下蚂蚁般的文字。生存的恶劣和身份的卑下，却成为先生精神的沃土，结出星辰一般的果实。
熬过人生的寒冬
先生以超强的意志，熬过人生的寒冬。1979年5月4日，落实政策后，重回南国。经历二十一年的苦难，先生没有怨恨，还庆幸自己没有死，要再活十年，制定下宏伟的写作计划：重写《中国戏剧发展史》，接着再写《明清传奇选论》，最后写一部反映1949年之后戏剧发展的《新华铺绣录》。无奈，天不遂人愿。1980年2月13日下午3时，先生因肺心病在中山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辞世。仅仅九个月，先生就陨落岭南。其时，几天后就过年了，南戏故乡的庙台上戏文正闹。先生是急于赶回阔别20多年的故乡看戏吗？
我感佩有这样一位乡前辈，追寻董每戡先生的踪迹，于2018年7月8日踏上湘楚大地。长沙是先生的第二故乡。早在1938年，先生就与田汉、田洪等人在长沙组织戏剧抗战。1950年至1953年期间在湖南大学中文系授课。在董每戡先生的哲嗣董苗老师家，有幸目睹了先生的手稿，几乎没有一张完整的稿纸，粘粘贴贴，花花绿绿，病手“推写”的文字挤挤挨挨，恍若是所有苦难日子的堆垒。而那支没胆的蘸水的黑色钢笔，则像一个大大的感叹号。感叹时代不公吗？还是感叹生命的顽强？
潮音旧里2号的一处老房子，是先生在长沙的最后一处栖身之所。确切地说，是一间堆柴禾的厢房，采光靠屋顶几片明瓦透下的光亮。冬天，先生肺心病发作，气喘下不了床，就在膝上横一块木板上“推写”。先生的百万字手稿在这里推写出来，也在这里被抄走。湘楚大地收留过屈原，正像《离骚》所写：“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至死不变的爱国心，是亘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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