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背后的精彩江南

只有惯看了秋月春风、尽览了社会千姿百态，才有资格谈论文化；只有拥有了强大方法论工具、横跨了众多学科，才有能力谈论文化；只有具备了寻根究底的探索精神、经世济民的天下情怀，才有意愿谈论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讲，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王战教授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2019年12月6日下午，王战教授做客《澎湃下午茶》（第七期），以“上海、江南与泛江南”为主题，重点谈论了“江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第三个高地、海派文化是江南文化演进的第三段或者说是江南文化3.0版、江南文化与泛江南文化的交流”等观点，既有历史纵横感，又深入浅出，为听众们带来了一场透析江南文化的精神大餐。

王战教授念兹在兹的江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种典型代表，既承袭了中华文化的基因与内核，又与先秦文化、中原文化等有所区别，是一种特点较为鲜明、随历史变迁而仍具魅力的文化形态。近年来，王战教授提出的“江南文化从“士农工商”到“士商工农”价值取向转变”、“江南文化从“仁义礼智信”向“信义仁智礼”变迁”等观点，都向世人昭示着江南文化作为一种整体文化现象的令人着迷之处。

在王战教授的启发下，我们不禁思考，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迷人的江南文化？按照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本理论，迷人的江南文化背后一定有着精彩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一定有着精彩的人和事，一定有着其对世界和人生的精彩理解。

翻开历史，我们至少可以从四个维度来了解、走进、感受“精彩的江南”：

1.从经济发展来看，江南是中国较早实现“商业性农业和商品经济”的主要区域之一。

由于土地肥沃、气候宜人、水利交通方便等优越自然条件，同时历史上数次大规模的北民南迁，加之政治中心南移等机缘际会，江南从隋唐五代起，逐渐成为全国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到了宋元时期，太湖流域更是成为全国最大的粮食产地，享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美誉。

值得注意的是，江南粮食农业的高度发展，也带动了商业性农业发展和经济作物种植扩大，棉麻桑蚕、茶业、果木种植、花卉、蔬菜、渔业等都得到空前发展。江南这种整体以商品交换为目的的农业生产方式，是对传统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一次重大革命，并推动了纺织、手工艺制作、造纸印刷、酿酒制盐、造船等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发展，调整和完善了区域农业结构乃至整个经济结构，极大地激发了整个地区的商品经济意识和经济活力。

到了明清时期，由于政府放宽对粮食统制和赋税政策改革，允许民众自主选择经济附加值更高的桑蚕业和棉花种植业取代传统水稻种植，成为江南新的农业支柱产业和商品性农业。这也造成了江南地区的粮食出现较大缺口，依赖外粮供应，从此“苏湖熟、天下足”也被“湖广熟、天下足”所取代。

2.从互联互通来看，江南是中国较早实现更大范围“交通一体化”的主要区域之一。

当前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长三角一体化，正在如火如荼地深入推进。其实从更长时期的历史视角来看，古代的江南早已实现交通一体化，水上交通一体化非常突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作为水乡泽国的江南地区江河众多、河渠纵横、湖荡棋布。为了更好地促进农业及地区发展，这一区域自古以来便非常注重兴修水利与河道整治。

秦朝统一前，现存江南运河的北段已经开凿到丹阳境内，苏州至嘉兴的水道也已打通，可南下直达钱塘江边。秦汉时期，江南的运河水运网雏形就已经形成。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苕溪水道成为太湖流域南到钱塘、东至苏州、北到宣城与建康（今南京）的主要水道之一，尤其是开凿了连接秦淮河流域和太湖流域的破岗渎，大大缩短了会稽到京城建康的行程。随着历朝历代的水利整治，最终江南地区形成了辐射面积广泛、非常发达的水运交通网络。

优越的水运交通一体化以及陆域交通的完善，极大地促进了江南地区的经济、人员乃至信息交流。以依托水运网发展壮大的江南市镇群为例，在隋唐五代时期，伴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在沿河水路要道或津渡，兴起了一大批重要的草市或集镇，成为农村商品交换中心，并向专业市镇发展。一直到了明清时期，依靠水运网络的江南市镇密集分布，距离县城80-100里的市镇为数极少，镇与镇的间距很少超过一天往返路程，物资交流极为方便，这种市镇群和市场网络产生了强大的群体规模效应，所有村落无一例外卷入了市镇经济之中，大大增强了江南在全国市场的竞争力。

3.从城镇体系来看，江南是中国较早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主要区域之一。

如今当我们研究“中国万亿俱乐部城市”、“中国百强市”与“中国百强县”时，我们会发现长三角的城市与县市数量整体居前，而且地域分布相对比较均衡，即每个地方的大城市、小城市甚至镇的实力都不差，都各有特点。这种状况与江南地区自古以来的比较均衡发展模式一脉相承。

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水利交通事业的发展，江南农业经济、手工业、商贸业快速发展和人口的加速增长，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加快发展，除了当时的中心城市建康（今南京）外，吴城（今苏州）、京口（今镇江）、广陵（今扬州）、宣城（今宣城）、毗陵（今常州）、乌程（今湖州）、山阴（今绍兴）、余杭（今杭州）、东阳（今金华）等，都是区域内的重要城市。

隋唐五代时期，江南地区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市镇全面发展的基本格局，尤其是中心城市和区域性大城市都发展成为了繁荣的商业城市，综合实力都很强。以当时浙东地区的中心城市和经济中心——越州（今绍兴）为例，大诗人元稹在《再酬复言和夸州宅》诗中说道“会稽天下本无俦，任取苏杭作辈流”，可见当时越州之繁华并不输给苏杭。历经宋元、明清时代，直至上海崛起以后，江南地区这种众多城市你争我赶、共同发展的格局态势都一以贯之。前文提到的乡村市镇体系，也是同样的发展逻辑。

4.从与世界联系来看，江南是中国较早“与世界发生经贸和交流”的主要区域之一。

如果说江南这块区域从古到今都能够与时俱进，甚至能够引领潮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是有世界眼光的，它很早就和外面的世界发生着联系。《三国志》、《后汉书》等记载着秦汉时期江南地区与东南海上的贸易。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的海外贸易已有一定发展，《三国志》讲“吴虽在远，水道通利，举帆便至，无所隔限”。

到了唐朝时期，扬州、明州（今宁波）、温州、上海松江等都是本地区的重要港口。外贸港口城市成为了连接东亚、南亚、东南亚等的“窗口”与“通道”，将该地区与世界主要大城市联系起来，促进了整个区域的对外开放。

海外贸易对宋元时期江南经济社会的影响较大。比如，海外贸易发达的青龙镇、澉浦镇，在宋元时期上缴的商税总量名列前茅，即得益于海外贸易。同样上海、华亭、太仓等城镇的迅速发展也与海外贸易兴盛高度相关。值得一提的是，海外贸易极大推动江南地区商业繁荣的同时，对与外贸相关的手工业部门，如造船业、手工艺制造业、文具业和纺织业等的发展与进步，都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至于明清以后近代时期江南与世界的历史，尤其是以上海为代表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总之，通过梳理历史我们发现，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进程中，江南地区一直能够做到“守正出新”，既继承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又不断创造出新内涵、新玩法。以开放心态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创新、尽可能寻找最大公约数、自己好也让别人好、努力与世界同行等等，这些都构成了江南的共同精神家园或说是精神共同体，我想这就是江南文化的最大魅力所在吧。

回顾历史是为了指导当下、启示未来。如今，作为国家战略的长三角一体化已开启新征程、迈入新阶段，我们希望带着对江南文化的理解和自信，这片热土能够创造出更新更大的精彩，为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李显波系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本文的史料部分皆引自陈剑峰教授《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史研究》，特向作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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