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怀爽楼
旧时芜湖城内的街道多是弯弯曲曲的，而东内街却是个例外。它西高东低，站在街的西端向东望去，一条笔直的大道顺着古城的地势向下而行，使得整条街道极富立体感。东内街位于芜湖城的东西向中轴线上，东连东门——宣春门，西接花街、米市街和十字街，是进出芜湖城的一条要道，因此繁华异常。据民国八年《芜湖县志》记载，东内街又称东门大街，其中萧家巷口至旧千总署一段又称安义街。东内街从来就不缺热闹，这里一直是商贾和显贵的聚居地。
在东内街的西端,有一个罗家闸小区,小区所在位置,就是著名的怀爽楼的旧址。
说到怀爽楼，就不能不提及袁昶。光绪十八年(1892)，47岁的袁昶来到芜湖，以员外郎的身份出任徽宁池太广道道台，主政皖南23个县。当时道台衙门在青弋江南岸，遗址上如今早已是高楼林立，难觅旧踪了。
袁昶在徽宁池太广道任上，干了五年多时间，一心专注吏事民事，致力于兴修水利、扶助农桑、兴教重学、访贤问孝……留下良好的业绩与政声，颇受百姓崇敬，称赞他“以实心行实政”，不失为一任好官。
袁昶倡导“富国强兵”，认为富国必须兴学。当时芜湖有一所中江书院，是皖南道所属23个县学子的求学之所。但是，中江书院设在东内街梧桐巷，场地狭小，容纳不下众多学子。光绪二十一年(1895)，袁昶来到芜湖的第三年，亲自主持扩建中江书院，增建“经义”“治事”两斋，作为“诸生讲习之所”，礼聘品德优良、学识渊博之人担任院长，教师待遇从优，提出“中学为本，西学为用”，作为办学宗旨，改革了以前书院只教授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等陈腐内容，亲自确定课程，在原有的四书五经课程之外，增加设置经史、舆算和宋明理学(时称性理)、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时称格致)等“有用之学”，使学院初具近代教育的雏形。为了兴学，他先后捐银四千两，派人去上海为中江书院购得一批有新学内容的书籍。又创建“尊经阁“，撰写《尊经阁记》一文，讲述尊经阁的筹建情况及意义。尊经阁里藏书数万卷，供学子们阅读。并亲自校订书院中所藏的树艺、种畜、边防、兵阵、医药、占候等书籍，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还抽空会见学子，鼓励学子们刻苦学习。因此，中江书院教风严谨，学风蔚然。他即将调离芜湖时，又专门为中江书院立案存银五千两，作为常备经费，中江书院因此有了较大的发展。
光绪二十四年(1898)，袁昶奉调入京，授三品京堂衔，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行走”，办理外交事务。次年授光禄寺卿，转授太常寺卿(后人因此称他“袁太常”)，不断加官进爵。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庚子国变中，袁昶等因“谏疏三上”，反对利用义和团攻打各国驻京使馆，触怒慈禧被残杀。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仅仅半年之后，当年十二月，光绪帝下诏平反，“诏复原官”，次年又特诏“加恩子嗣”。宣统元年(I909)被追谥“忠节”。不过，一代名臣终究冤死了。
芜湖人对袁昶一直是心怀感激之情的。芜湖百姓对袁昶怀有深厚的感情。光绪二十九年(1903)，尊经阁被改名为“怀爽楼”，纪念袁昶(字爽秋)。宣统二年(1910)，两江总督张之洞、安徽巡抚朱家宝奏请清政府批准，在原中江书院内建立“袁太常祠”，纪念其功德在民，清廷赐祭田56.2亩，召道士住持，供百姓祭祀。因此，张之洞有诗写道：“自首青衿各私祭，年年万泪咽中江。”这座怀爽楼的倡建者为沈思齐。据郑逸梅《逸梅杂札》记载：“壬辰（1892），思齐受知于桐庐袁爽秋，以文字道义相切劘。爽秋与徐用仪、许澄清同殉难，思齐悼念师门，于芜湖中江校舍，建怀爽楼以纪念之，并作长歌，称名德之盛，而指斥暴政灭宗之酷。”沈思齐（1865-1940），字师徐，晚号逋居士，又号逋翁，江苏华亭人，工诗文，但颇自谦抑，有《逋居士集》行世。曾于芜湖中江书院，师从于袁昶。郑逸梅有“补白大王”之称，尤精于文人掌故，能“道人所不能道”。郑逸梅是通过高吹万知道沈思齐的。高吹万与沈思齐同为华亭人，有同邑之谊，多有诗文唱和，互引为知己。袁昶在北京被难之后，其遗孀和子女抚柩到松江府，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离京,到光绪二十七年二月才到达松江，费时七个月。当时沈思齐和高吹万也在松江，眼见孤儿寡母的惨相，不由感慨万端。为追念恩师，沈思齐多方筹划，终于在芜湖中江书院建起一座怀爽楼。怀爽楼后成为东内街小学的教学楼，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怀爽楼被拆，在原址上建起了罗家闸小区。
刘传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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