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本上的伪印

澎湃新闻 2019-10-05 09:16 大字

【编者按】作者系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本文由作者撰写的《古籍善本》修订版中截出改写,该书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版本鉴定是版本学的主要内涵与功用,起源于明代中期。当时宋代刻本已成稀见之物,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江浙一带藏书家、出版家出于为古籍续命,争相翻刻宋本。这些翻本与过往翻刻书籍仅注重文本者不同,还注重宋本版刻形制面貌的留真,如版式、行款、字体乃至避讳、刻工等,一依宋本原貌,其中刊刻精美者仅下真迹一等,被书林称为“仿宋刻本”。

仿宋刻本的出现,反映了人们已认识到书籍不仅具有文献价值,而且具有文物价值。与此同时,在流通领域发生了书估每用仿宋刻本作伪冒充宋本的现象,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彼时在人们的心目中至少宋本已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假宋本的出现,导致人们开始讨论研究如何鉴定版本。因此可以说,版本学是由鉴定宋版发端的。

书估以明刻本冒充宋刻本的作伪手段大凡是:撕去明刻本的序跋,剜改新刊牌记;将书纸染色做旧;加盖伪印。这种作伪的案例在现存古籍中并不少见,较为典型者如云南大学图书馆藏明刻本《春秋经传集解》。

其纸经染色,但未染匀称,每显斑驳;在书中前后钤有明代开国文臣金华人宋濂(1310—1381)及明嘉靖时期藏书名家常熟人杨梦羽(名仪,1488—1560)的印章(因未钤在卷端,故提供之书影不反映),两者前后相距百余年,其篆刻与印色却完全相同,显然是伪印。当然,最为主要的是该本字体之写刻较寻常仿宋刻本更差,毫无宋版气息。由于该本误以宋刻收入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将来有机会应予以纠正。

而在这里我想着重讲的是,版本本身不假、却钤有伪印的案例。上海图书馆藏有宋刻本《东观余论》,在其开卷的《总目》之叶,明代的钤印有“玉兰堂”“梅溪精舍”“翠竹斋”“铁研斋”“桃花源里人家”“五峰樵客”“放情山水之间”“王履吉印”等白文印,还有“竹坞”“江左”“辛夷馆印”等朱文印。“王履吉印”“辛夷馆印”应当是王宠(1494—1533)之印,据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二言,“铁研斋”亦王氏印,“五峰樵客”是文征明侄儿文伯仁(1502—1575,号五峰山人、五峰樵客)之印(一说为文嘉之印,未知依据);其余则多为文征明(1470—1559)之印。这些印章的钤盖杂乱无序,在叶面中间挤成一堆,大名家如此不讲究钤印章法,不免令人生疑。尤显突兀的是,晚于文征明、王宠之后项笃寿(1521—1586)、项元汴(1525—1590)昆仲的印章(前者有 “项氏万卷堂图籍印”,后者有“项元汴印”“墨林秘玩”),赫然钤在版匡内右下方、表明率先获得该本的位置,如果该本曾经文征明、王宠收藏,那么同样不合明清藏书家钤盖藏印的习气。根据卷末项元汴的题跋,此本乃其兄项笃寿于隆庆二年(1568)所赠予(时文征明、王宠皆已去世),在此之前收藏该本者为华夏,有丰坊嘉靖二十八年己酉(1549)观于华氏真赏斋之题跋,而丰、项二氏之题跋一字未提该本曾经文征明、王宠收藏。进而细审文、王二氏及文伯仁之印章,印色完全相同,当同时钤盖,其字形刀法亦出一手;检上海博物馆所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载有文征明之“玉兰堂”印,王宠之“王履吉印”“辛夷馆印”,但与此本所钤者并不相符,尤其是白文“玉兰堂”印、朱文“辛夷馆印”,此本所钤者明显有仿刻痕迹。也就是说,这批文、王之印系伪造,而不是后人据真印钤盖。清季叶昌炽因曾受潘祖荫之聘编撰《滂喜斋藏书记》而注意到这部《东观余论》,认为文征明、王宠的印章“杂厕不分”,乃是王氏遗书尽归文氏的缘故。这是说不通的。显然他未注意到文、王、项诸家钤印位置的反常及文、王二氏及文伯仁印章面貌的可疑之处。叶氏还提及滂喜斋另有元本《扬子法言》之钤印与《东观余论》相同,且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两家之书也有类似情况(详见《藏书纪事诗》卷二)。过去不曾在意,此番引起了我的兴趣。

宋刻本《东观余论》

今“元本《扬子法言》”不知所踪,兹就案头所备参考之书粗事检览,钤有类此文、王伪印者尚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广韵》、宋刻本《管子》(常熟瞿氏旧藏)、宋刻宋元递修本《冲虚至德真经》(常熟瞿氏旧藏)、宋庆元六年(1200)华亭县学刻本《陆士龙文集》(该本卷端所钤“赵子昂氏”、“唐伯虎”两朱文方印亦颇为可疑,但与文、王伪印並不同类)、 宋临安府陈宅经籍铺刻本《朱庆余诗集》、元大德八年(1304)丁思敬刻本《元丰类稿》、元延佑七年(1320)叶辰南阜书堂刻本《东坡乐府》,辽宁省图书馆藏宋绍定六年(1233)临江军学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上海博物馆藏宋刻本《杜工部草堂诗笺》,上海图书公司藏宋刻本《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礼记》,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宋末积德堂刻本《慈溪黄氏日抄分类》、宋绍兴间刻修补本《歌诗编》、宋咸淳九年(1273)刻配影宋抄本《百川学海》,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南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李群玉诗集》《碧云集》、宋咸淳九年(1273)刻《百川学海》本《李涪刊误》,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宋嘉定刻本《历代故事》、宋淳熙七年(1180)刻元修本《夷坚志》、元西湖书院刻本《国朝文类》,以及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宋淳熙五年(1178)滁阳郡斋刻本《汉隽》等。

宋刻本《管子》(常熟瞿氏旧藏)

宋庆元六年(1200)华亭县学刻本《陆士龙文集》

元大德八年(1304)丁思敬刻本《元丰类稿》

宋绍定六年(1233)临江军学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

宋刻本《杜工部草堂诗笺》

南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李群玉诗集》

这些本子相关印章的钤盖多寡不一,有的或钤有《东观余论》所无之文征明“春草堂印”白文方、王宠“古吴王氏”白文方等印,其篆刻风格亦相一致。至于钤盖位置,也大多不合情理,如辽宁图书馆之《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除钤有“梅溪精舍”“辛夷馆印”“桃花源里人家”三印外,还有王世懋(1536—1588)之“敬美甫”白文方印,钤在右下角标志最早收藏的位置,而在其出生前三年,王宠已经去世,“辛夷馆印”却钤在版匡右外边上。

人们可能不会相信或很难接受宋元本上钤盖伪印的现象:这些声名显赫的珍贵版本本身并无问题,无需作假,有必要钤盖伪印吗?而且,有的本子钤印分散于各卷册,或仅盖三、二方,具有迷惑性,不易被人们所察觉。事实上,之前也从未有人公开提出怀疑。但我不相信老辈版本专家会熟视无睹到一点反应都没有,他们很可能也曾有疑惑,却因为版本本身不错而忽略了,何况清代那么多的著名藏书家没有怀疑在前,而旧时包括《藏书纪事诗》在内的文献又每令人先入为主。

说实话,我虽提出疑问,一下子也难以作出充分合理的解释,勉强说来,或许有两种可能:一,明末清初之时,版本学尚处于起步阶段,人们虽然知道古刻旧椠具有文物价值,但真正精于版本鉴定者无多。而文征明、王宠等属于明代中期版本学发端时的那一拨开山人物,若经他们这样的权威专家鉴藏,买书者或许会更加放心。二,即使版本不假,如果文、王二氏的印章亦真,其文物价值岂非更高。当年黄丕烈跋元本《东坡乐府》就说过,此书“前明迭经文、王两家收藏,本朝又为健庵(徐乾学)、沧苇(季振宜)鉴赏,宜此书之增益声价矣”(但我又注意到黄丕烈在其所藏宋本《管子》《冲虚至德真经》《朱庆余诗集》《碧云集》等题跋中,于文、王藏印却不著一词)。时至今日,人们不也都这么认为的吗(参见《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相关版本介绍)?

那么,这些伪印究竟钤盖于何时呢?在我看来,应当是在清初大藏书家季振宜的生前或身后售书之时——因为上述所有版本都曾经季振宜收藏。至于钤盖伪印是季氏本人抑或其后人或书估所为,以我的直觉,不太可能是季氏,因为他毕竟是内行,怎么会不讲法度将这些印章乱盖一气?而这些印章并非出现在所有季振宜收藏的宋元本之上,于是想到有无这样一种可能:凡无伪印者,散出于季氏生前;钤伪印者,售出于季氏身后。作出如此推断并非想当然,因为在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钱谦益原辑、季振宜重编的《唐诗》稿本上,竟然也出现同样的“玉兰堂”白文方印。

倘若是季氏本人所为,实在太不可思议了。然而,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能找到答案的,甚至将来也很难能弄个水落石出。兹撰写这篇小文的目的,只是将此在宋元本上钤盖伪印的现象揭示而出,如此而已。

需要强调的是,出现文征明、王宠等伪印,并不意味否定他们当年曾热衷收藏、鉴定宋本的故实,恰恰反映出他们是那个时代人们心目中鉴定版本的翘楚。此外,藏书是注重收藏源流的。我原来一直沿袭旧说,即宋本《东观余论》先后经文征明、王宠等递藏,现在看来要作改变。至于该本原有丰坊、项元汴的题跋,以及清代季振宜、徐乾学、惠兆壬、韩泰华、潘祖荫等收藏钤印则未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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