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图书馆二十年来整理未编古籍重要发现：两部宋元刻本
宋本《杜工部草堂诗笺》卷二十首页。 本文图片 上海图书馆
2018年5月24日，上海图书馆古籍整理研究同志在未编古籍书库进行清点时，无意中发现两部珍贵版本：徐潇立、林宁发现宋刻本《杜工部草堂诗笺》一部一册，沈从文发现元刻本《书集传辑录纂注》一部四册。以上两部新发现古籍，均为现存罕见品种，具有极高的文物及文献价值，可以说是近二十年来上海图书馆整理未编古籍最为重要、最引人注目的发现。
一、《杜工部草堂诗笺》五十卷，宋蔡梦弼撰，宋建刻本，存一册，为卷二十至二十一，共二卷。钤有“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印，为清初藏书家季振宜旧藏品。此本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存三十九卷（一至十九、二十二至三十五、三十九至四十一、四十八至五十），也有“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印，知上图藏此册原与国图藏本为同一部，在流传中分离二处。此为南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成书后建阳第一刻本，刊刻精美。
二、《书集传辑录纂注》六卷，元董鼎撰，元至正十四年（1354）翠岩精舍刻本，存四册，为卷一至四，共四卷。有“至正甲午孟夏翠岩精舍新刊”牌记，“至正”二字留白。钤有“顾湄之印”，知为清初学者顾湄旧藏品。此本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仅二卷（卷一至二），为明洪武修补印本。上图藏本存四卷，且未经修补，保持元印本面貌，较国图本为佳。
《书集传辑录纂注》，卷一，元刻本。
《书集传辑录纂注》，牌记，元刻本。
两部版本的发现，不仅在于其目前在中国大陆范围内收藏流传的罕见，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更在于它们的出现，促成了两部古书文字内容的完整，有可能在工作本层面推进学术研究。
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后来有元刻四十卷本，经后人编次，凌乱错漏。黎庶昌刻《古逸丛书》曾据元本影刻，习见易得，学者使用较多；而此宋刻真本，尽管能保持文字原貌，因为残缺不全，反而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可以说，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学者限于条件，大多只能依据一个误本作为研究的基础。近年中国国家图书馆曾将馆藏两部宋刻本配合影印入《中华再造善本》，也只得四十八卷，缺了二卷。上图这次发现的二卷，恰好弥补这一遗憾，可以配出一个完整的五十卷本。
董鼎《书集传辑录纂注》，元至正翠岩精舍本为董书第二刻本，明代未见刊刻，清康熙年间有《通志堂经解》本，较为通行，但文字有讹误。由于目前中国大陆收藏的翠岩精舍刻本残缺不全，学者只能退而求其次，以清刻《通志堂经解》本作为工作本。上图原来藏有一部翠岩精舍本，缺失第一卷及刻书刊记。这次又发现一部，二者相合，适可配出一部完整的元本。
总之，以上两个本子的出现，能为两书的研究学者提供一个完整的、未经后世淆乱的文本作为工作底本，能为普通读书人提供一个更好的读本，这当然是一件大喜事。
2007年，中国文化部开始推动古籍保护工作，上海图书馆也着手摸清家底，为此专门组织了一支年轻而精干的专业团队，开展未编文献整理。经过艰苦努力，目前，他们已从尘霾中出抢救出三万余部古籍，其中不乏前辈学者悬想多年而未得的精品。而最让人惊喜的，是他们发现的一些新品种居然因缘凑巧，恰好可与馆藏文献缺失部分相配。这里举几个例子：
尤袤《梁溪遗稿》二卷，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尤侗刻本，上图旧藏《诗钞》一卷，钤有“劳格”、“季言”、“季言汲古”、“刚伐邑斋藏书”、“玄冰室珍藏记”等印，整理过程中新发现尤刻本《文钞》一卷，也有刚伐邑斋印记。根据袁荣法《刚伐邑斋藏书志》的记载，二者原为一家眷属。
沈德潜《杜诗选》稿本，也见于袁氏《刚伐邑斋藏书志》，原先有两册，上图旧藏第一册，整理过程中发现了第二册。
吴清鹏《笏庵诗稿》稿本，叶景葵旧藏残本一册，存三、四两卷，《卷盦书跋》著录，整理过程中又发现一册，为卷五至六，是叶氏当年没有见过的。
潘曾莹《墨缘小录》稿本原有二册，上图旧藏第一册，整理过程中发现了第二册，得以配齐全书。
汪曰桢《二十四史月日考》稿本，上图旧藏残本二十六册，这次整理陆续发现五册，计有《旧五代史月日考》四卷、《宋史月日考》五卷、《辽史月日考》五卷、《金史月日考》六卷，二者相配，可将《旧五代史》、《辽史》、《金史月日考》三种配成完书，《宋史月日考》得以补入五卷。
清抄本严衍《资治通鉴续编》一百五十七卷，上图旧藏卷三至一百五十七，计三十一册，整理过程中又发现缺失的一册，为卷首、目录及卷一至二。
李祖年手校《雅雨堂丛书》本《摭言》十五卷，上图旧藏残本一册，存卷十一至十五，有己未年（1919）李氏跋，整理过程中又发现三册，为卷一至十，将此书配成完帙。
而这次竟然发现了一部宋刻宋印本《杜工部草堂诗笺》，又恰好与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宋本同属清初大藏书家季振宜的旧藏，原出一家，可以相配。延津剑合，历来是让人津津乐道的藏书佳话，这次的发现，无疑为上海的古籍收藏增添了新的话题。
上海图书馆历来重视对新发现珍贵文献进行揭示，为学者及时提供信息。2017年，上图曾联合上海各古籍收藏单位，举办“上海市古籍保护十年”的年度展览，对一些新发现品种作集中展示。本次上图将这两件藏品公布出来，也希望引起学者与社会关注，让珍贵的古籍真正为爱书人所欣赏，为读书人所利用，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延伸阅读·发现过程】
季振宜旧藏宋本《杜工部草堂诗笺》的发现
徐潇立
日前，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古籍部工作人员在整理未编书时发现了宋刻残本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一册，存卷二十至二十一，书上钤有“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墨印，为清初藏书家季振宜的旧藏。该本每半叶十一行，行十九字，小字双行二十五字。四周双边，间有左右双边，细黑口，双鱼尾，有书耳记卷数、叶数。字体秀劲，是南宋中期建本的典型风格，避讳至“廓”字。这个本子的刊刻时间，赵万里先生曾在《中国版刻图录》推断，认为是“嘉泰元年（1201）成书后建阳书肆第一刻本”，当可信从。细检全书，无一叶补版，是难得一见的、极具艺术美感的宋刻宋印本。
本书作者蔡梦弼，字傅卿，号三峰樵隐，为南宋建阳地区著名出版家，乾道七年（1171），他所刊的《史记》为《集解》《索隐》最早的合刻本。据俞成所撰《校正草堂诗笺跋》，蔡氏曾为韩、柳集作注，可惜皆已不传，唯有这部杜诗集注本留存于世。杜诗集注可分为分类、编年、分体三大类，蔡笺本是编年系统中最为重要的版本之一。但由于宋刻本难觅，元刻本又割裂舛漏不少，致使该书的学术价值长久以来未能得到充分体现。
经工作人员查核，国家图书馆与上海博物馆藏有同版残帙，都钤有“季振宜字诜兮号沧苇”墨印，国图本存三十九卷，为卷一至十九、二十二至三十五、三十九至四十一、四十八至五十（卷一至三配清影宋抄本）；上博本存该书的附录部分，为传叙碑铭一卷、诗话二卷、年谱二卷，可知两者与上图新发现的二卷原为同一家藏书，在流传过程中离散三处。国图、上博藏本另钤有“玉兰堂”、“古吴王氏”、“华亭朱氏珍藏”、“大宗伯印”等印，说明这部书明朝时为文征明、朱大韶插架之物，入清后归季振宜（1630-1674）。季氏字诜兮，号沧苇，泰兴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授兰溪令，历刑、户两曹，擢御史。藏书甚富，多宋刻精本，有《延令宋板书目》。又曾与钱谦益编纂过《全唐诗》，后来成为康熙内府编纂《全唐诗》的工作底本。
自季氏殁后的二百多年间，这部宋刻本《杜工部草堂诗笺》几近湮没无闻，公私藏书目录未见著录。最迟至清季，此书已经分散开来。它的主体部分由张元济代涵芬楼购入，后入藏国图，据上海图书馆所藏的张氏《涵芬楼购书杂记》稿本，此事系在宣统元年（1909），其时已是残本且有抄配，卷数略少于今本。附录部分为刘世珩、秦淦所得，1980年归上海博物馆。上图新发现的二卷藏匿于未编书库中多年，沉寂不显，直到今年才被意外发现。
《杜工部草堂诗笺》宋刻本向无足本，国图、上图、上博三馆藏本合璧，共可得宋刻三十八卷（不计抄配）并附录。此外，另有几部同版残本存世：一、周良金、蒋汝藻旧藏本，现存十九卷（四至八、十四至二十、二十七至二十八、四十至四十四），国家图书馆藏。二、毛氏汲古阁旧藏本，现存三十七卷，分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存卷二十三至五十）与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存卷十四至二十二，卷一至十三配元刻本）。三、汪士钟、铁琴铜剑楼旧藏本，存二十五卷（二十六至五十），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藏。
2006年，《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影印《杜工部草堂诗笺》，该书宋本首次以较为完整的面貌呈现于世，其选用底本为国图藏朱大韶本和北大藏本的拼合本，其中唯独缺卷二十至二十一以及附录部分。令人惊喜的是，此二卷犹存天壤间，而且就静静地存放在上图，一向不为人知。若有好事者将上图本、上博本一并配入，重加影印，便可形成一个目前所知最完备的宋刻蔡梦弼笺本，对于杜甫诗研究当有所助益。分离多时的旧籍能在影印本中得以重聚，亦不失为一段书林佳话。
记新发现的元刻本《书集传辑录纂注》
沈从文
今年5月底,上海图书馆古籍部几位同仁在未编古籍库中调查时,意外发现了一部元至正十四年（1354）翠岩精舍刻本《书集传辑录纂注》,存四卷（一至四）。该书曾经清代前期学者顾湄、李振裕收藏，钤有“顾湄之印”、“伊人”、“李振裕印”、“白石山房书画之记”等印，是一部流传相当罕见的元刻本，特此作简单介绍,以便相关学者利用。
《书集传辑录纂注》六卷，元代学者董鼎撰。董氏（1243-1310）字季亨，号深山，鄱阳（今属江西）人。其族兄董梦程受学于朱熹门人黄榦、董铢，故董鼎亦私淑朱熹之学。董鼎认为蔡沈《书集传》经朱熹订定，“犹其自著”，故以《集传》为宗，搜辑朱熹语录、著作中论《尚书》语，附于《集传》各条之后，称“辑录”；又增纂诸家注解，间附己意，称“纂注”。董鼎编撰此书用功甚勤，历时多年，成书后尚欲质证修订，未竟而卒。其子董真卿与王希旦、胡定宇、陈栎、余芑舒等学者讨论校定，至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始由建安余氏勤有堂刊刻出版。《书集传辑录纂注》问世后不久，陈师凯即撰《书蔡氏传旁通》以补董书；元末明初战乱之后，“经籍非书坊刊行者不易得，当是时学者所习惟《辑录纂注》而已”，可见此书影响之大。
本书传世元刻本大致可分为“十行本”、“十一行本”两系。“十行本”即元延祐五年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本，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二十四字，黑口，四周双边，有“延祐戊午”、“勤有堂”、“建安余氏勤有堂刊”等牌记。今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有延祐六年王元亮点校题记，应是初印本，曾为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
此次在未编书中发现的元刻本属于“十一行本”。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二十四字，黑口，四周双边。存卷一至四，卷首有凡例、辑录纂注引用诸书及诸家姓氏、《朱子说书纲领》、《尚书》序说等。《朱子说书纲领》后有长方形牌记“□□甲午孟夏翠岩精舍新刊”，“甲午”前年号空缺。“翠岩精舍”是元明时期建安刘氏经营的书坊。董鼎此书成于元武宗至大元年十二月（1309年初），牌记中“甲午”必在其后；而此本字体、版式等与元代福建刻本风格一致，不同于明前期刻本，则此“甲午”应为元顺帝至正十四年（1354），此本可定为“元至正十四年翠岩精舍刻本”。
与“十行本”相比较，此本某些内容有所增补，如“引用诸家姓氏”增余九成《书说》、陈师凯《蔡传旁通》等，其中若干著作成于董鼎身后，自非原书所能引用，末有“建安后学余安定编校”一行，当为增补者题署。
此元至正十四年翠岩精舍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也藏有一部，卷首多蔡沈《书集传》原序、董鼎自序，牌记年号亦空缺，但正文仅存一、二两卷。且卷首多明洪武二十四年张智、刘三吾奏准改正《尚书》蔡《传》《尧典》注释一叶，字体明显不同，当为明代重印时增入。而此次发现的这部翠岩精舍刻本未见增补叶及其他明人修补痕迹，又多三、四两卷，其版本价值不可低估。
除了以上提及的两部之外，上海图书馆还藏有一部《书集传辑录纂注》元刻本，存卷二至六及《书序》一卷，《书序》卷末有长方形牌记“建安余全仲刊于勤有堂”，与此次发现的元至正十四年翠岩精舍刻本同版。两部互相配合，可以基本完整还原这一版本的原有面貌。这就意味着此本中同时出现了余氏勤有堂、刘氏翠岩精舍的牌记，而增补编校“引用诸家姓氏”的余安定也很可能是勤有堂余氏家人。这两家互相竞争的元代福建著名书坊究竟如何“合作”刊刻此本，或许是值得出版史研究者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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