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1858伦敦“大恶臭” 做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吃瓜群众
如果没有罗斯玛丽·阿什顿（Rosemary Ashton）的研究，人们很难再像这样巨细无遗地回忆起1858年伦敦的那个酷夏：气温飙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污水源源不断排入泰晤士河并在高温中蒸发，河中散发出的大恶臭（The Great Stink）笼罩着整个城市。狄更斯、达尔文、迪斯累里等一众风云人物在那个夏天各自遇到了什么问题？“大恶臭”为何爆发？“恶臭”与那个夏天的各种问题最终又如何消散？
伦敦大学学院英语文学荣退教授罗斯玛丽·阿什顿的著作《大恶臭：1858年伦敦酷夏》（One Hot Summer: Dickens, Darwin, Disraeli, and the Great Stink of 1858）是一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微观史，该书以那个夏天伦敦污水系统与发臭的泰晤士河为切口，追踪了生物学家达尔文，文学家狄更斯，时任英国财政大臣、下议院领袖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生活中的事件，展现了一个体制、文化与技术不断改进中的英国的复杂剖面。
8月3日，《大恶臭：1858年伦敦酷夏》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举行，在这场名为“至暗时刻”的分享会上，学者陆建德与译者乔修峰就1858年那个伦敦最“黑暗”的夏天展开了对谈。
活动现场，左起：黄珊珊、陆建德、乔修峰。本文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技术改进带来“大恶臭”？
泰晤士河的污染问题在1858年前就一直存在。19世纪，英国正经历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自十八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这以1851年首届世界博览会“水晶宫”为标志。在18世纪早期，伦敦还只有约50万人，到19世纪初，人口就已经到达100万左右，而到1858年，伦敦的人口已经达到了250万。
乔修峰说，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城市人口迅速增加，而市政建设却远远落后，这带来了一些列城市问题。在文学作品中，我们经常能看到此时出现的贫民窟与大量的环境卫生问题。 这也构成了“大恶臭”事件的背景。乔修峰介绍，伦敦当时有20万个化粪池，但每次清理要花费1先令，当时一般百姓都难以负担。人口急剧增加，化粪池的数量随之捉襟见肘。这导致污物处理不及时，伦敦飘满异味，这也是“恶臭事件”的发生原因之一。
更为直接的原因则并非因为落后，而是因为“改进”。1848年，英国出台这《公共卫生法》，强制规定使用抽水马桶，取缔城内粪池。随着人们从便盆转而使用抽水马桶，英国的用水量大大增加。但抽水马桶排出的污水却直接经由下水道流入泰晤士河，这大大加重了河水的污染。
高温的到来则使得河水的污染状况显得尤为突出。1858年夏天，英国迎来全国性的高温，这个夏天，恶臭弥漫于伦敦城。主持人黄珊珊提到，虽然“酷夏”只有32摄氏度，但英国人有着正装文化，生活中也要求穿着厚厚的外套，因此这对英国人来说已经是非常高的气温。酷暑已经给英国人的生活习惯造成了很大挑战。在书中，罗斯玛丽·阿什顿就写到了几个这样的例子：比如一个人因为穿着凉快而被警察局拒绝接待；比如法庭中的律师要求摘下假发；又比如迪斯累里每天给妻子写信抱怨太热......作者还描写了狄更斯与萨克雷的多次争吵——天气的燥热使得绅士们也很难再维持绅士风度了。
如何走出“恶臭的酷夏”
这本书虽然是谈1858年泰晤士河的污染事件，但这实际上只是书中的一个主题或背景，它也讲到了很多名人之间的故事。这些事不一定与高温、恶臭有直接联系，但体现了当时社会内部千丝万缕的关系。
达尔文与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的经历，在那个夏天后被传为一段佳话。1858年，达尔文收到了当时正在东南亚做调查研究的华莱士的信件，他发现，华莱士所描述的学术观点与达尔文此前的研究成果十分相似，以至于信中所使用的术语同达尔文《物种起源》手稿中那些章节的标题都一模一样。而此时，达尔文已经为物种起源学说准备了20年。一场学术争论似乎要在酷暑中朝他们袭来。但最终，争论并没有发生，两人在沟通与协调下，决定在林奈学会（Linnaean Society）同时公布各自的理论与观点，同时作为物种起源理论的创始人亮相。这使得他们的学术危机成功化解。
陆建德对此评论道，国家通过各种方法，让英国皇家学会也是通过种种方式来协助、协调、提倡科学研究。像达尔文、华莱士这样的科学家也有着心无旁骛的科学精神，制度层面的改进、科学精神与协调的智慧齐头并进，才促进了英国的发展。
在思想与文化层面，英国也有着许多进步。陆建德提到，在这一时期，许多思想家、文学家都在探索社会的可能形态。这之中不仅包括耳熟能详的狄更斯、恩格斯，就连时任财政大臣迪斯累里，也在自己的小说中关注到了工人阶级的问题。
“大恶臭事件”后，政府通过一项法案，决定修建新的大型污水处理系统和泰晤士河堤以改善污水排放容量和地面交通。新的污水处理系统不再将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泰晤士河，而是沿着河道修建了排污管道。污水处理系统于1859年动工并在1865年完成，河堤建于1862至1864年，至此，大恶臭问题得到全面解决。
乔修峰介绍道，许多史学家把维多利亚时代称作一个“改进的时代”。在法律层面，英国此阶段在婚姻法、医疗法、犹太人相关法案等诸项都有所改进，在社会政治上也经由工人运动进行了政治经济改革，另外也有许多人提出了改革意见。
微观史写作如何成为可能
黄珊珊提到，这本书是一本微观史，它像显微镜一样详细描述了1858年伦敦夏天的历史。乔修峰则将本书形容为“夏天一棵枝繁叶茂的树”。他指出，在本书之前，对于“大恶臭”事件的探讨多是围绕环境保护层面，而本书则升华至人文层面的探讨。除了描写与“大恶臭”事件直接相关的迪斯累里，也加入了狄更斯、达尔文这两个与大恶臭事件没有直接关系的人物。“这三个人一开始没有直接的关联，通过作者特写镜头式地将他们联系起来，会使我们看到社会内部人与人、人与事件的关系。”
乔修峰还说，作为一棵“枝繁叶茂的树”，书中所写的不可能都是主干，也有很多的枝叶被写出来。在乔修峰看来，相比于“主干式”的历史，这种微观史写作为我们看历史提供了另一种视角，这也更加接近当时社会的真实状态。
这种微观史写作如何成为可能？在如今，研究条件已经大大改善，这为微观史的研究与写作带来了便利。乔修峰介绍，罗斯玛丽·阿什顿在写作中使用了四五十种十九世纪的报刊资料。在过去，十九世纪的很多报纸大多没有电子化，各种资料散落于各地的资料馆、图书馆、博物馆，研究者很难一次性找齐资料；而在近些年，随着报刊资料的电子化，每一期都能在网络上检索到。“我们现在就能检索到在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之后，媒体上对这本书进行了多少次报道，或者提到达尔文有多少次了。”乔修峰说。
陆建德认为，做好档案材料的保存工作十分重要。他说，英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同时表现了对中国当下档案保存工作的忧虑，他也希望中国可以在相关工作上取得更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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