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鲜活的脸，没有安静的心
文/何万敏
几乎一开始，文化研究者就着手将文化划分出层次予以细致的阐释，这或许是出于研究的方法论，更可能是面对复杂而棘手的现象洞察出文化的层级特征。尽管擅长归纳与概括，但是呈现文化全貌的企图并非容易，甚至可能还是一种冒险。因此，爱德华·希尔斯早在年划分文化为三个层次时，小心翼翼地承认如此划分只是“粗略地”；他依据审美的、认知的和道德的标准，分析出高雅文化、平庸文化、粗俗文化，并特别解释对粗俗文化没有使用“大众文化”所持保留态度。
那时候，对文化子项的命名需要挑战精神。他进而分别论述，“高雅文化的特点是主题的严肃性——即它所处理的问题的重要性、知性上的穿透力和一致性、感情表达上的丰富和细腻……它仅仅是就作品的真与美而言。”相比较来说，“平庸文化更少原创性而更多复制成份。它在类型上模仿高雅文化，但仍无法凭此与高雅文化合二为一……”至于“第三层次的粗俗文化在象征技法上还处于一个更低的水平上……这些文化样式几无深度可言，表现形式罕有精巧之处，在感觉和知性上通常也是粗糙的。”
无独有偶。另一位名叫哈罗德·L·维伦斯基的学者，干脆将文化两分为“大众文化”和“高级文化”两种。其见解是：
“大众文化”意味着仅仅为了大众市场而生产的文化产品。它的相关特征（而非本质规定）是生产方式上的标准和使用方式上的大众行为，大众文化产品是标准化制作的，因为它试图取悦未作区分的受众的平均口味。共同喜好形塑了大众文化，正如自治的生产群体所维持的批评标准形塑了高雅文化一样。
大众文化具有非凡的力量，狂飙式的、浪涛般的，扩展到电影、报刊、广播、电视以及新媒体，花样繁多，眼花缭乱。看得多了，会觉得大众文化像小孩子喜欢吹出的肥皂泡，五光十色的飞舞之后，很快又一个一个破灭。
那么，仅就文化的范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天然地或者与生俱来地即存在分野吗？回溯文化的历程，不难寻找到种种蛛丝马迹、更确切地说重新聆听到先贤那些有价值的预言。二十世纪前半期德国最重要的文学评论家瓦尔特·本雅明，就曾以篇幅不长的名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表明“艺术作品可借机械来复制：这项事实改变了大众对艺术的看法”。他从印刷术“为文学带来了重大的转变”，谈到摄影术的发明，使“人类的手不再参与图像复制的重要艺术性任务”，以及电影如何在摄影中萌芽成长起来。在较为详尽讨论了电影作为艺术逐渐已经脱离“美的表象”之后，本雅明敏锐观察到：
大众就像一个模子，此时正从其中萌生对艺术的新态度。量已变化成了质。参与人数的大量增加改变了参与的模式。而这种参与模式起先是以受贬抑的形式呈现的，这点必然无法蒙骗明察者。
正如本雅明所说，当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进行分析时，这种生产模式尚处于滥觞阶段。一百多年前，斯宾格勒也发现“西方的没落”端倪。霍布斯鲍姆年逝世前同样诘问：“资产阶级文明哪里出了问题？”他写道，“虽然它建立在摧毁一切，改变一切的大规模生产模式的基础之上，但是它的实际活动、它的机构以及政治和价值制度都是由少数人为少数人设计的，尽管这个少数可以，也必然会扩大。它的过去是，今天仍然是精英制度，也就是说，它既非平等主义，亦非民主制度。”
他在《断裂的年代》序言中，例举了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受教育只占一小部份人口的数据加以说明，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未在文化中真正感到自如：年时德国只有万名学生在小学和中学读书，大学生则更是少得可怜的1.6万人；即使二战前夕，德国、法国和英国三个教育最发达的国家，总共也只有万大学生，占总人口1.5亿的千分之一。
这些数据或许可以成为英国学者约翰·凯里，认为在十九世纪末倡导全民基础教育立法在英国是“最为关键”的注解。其著作《知识分子与大众》充满说服力，包括作者赞美“尼采对我们将要关注的许多新生事物都有所预见”，同时把尼采“看作大众文化最早的产物之一”，因为正是“大众文化引发了尼采作为反抗者对大众文化本身的反对”。
教育程度得到提高之后，大众开始钟情文化，文化精英对大众却有点瞧不上。敌对的态度，似乎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所持。T·S·艾略特在年6月出版的《标准》杂志上，抨击全场大合唱，担心如果让它蔓延，会使英国个体主义者变成“未来巨大干酪中的微小蛆虫”。埃兹拉·庞德愈加出言不逊，称除了艺术家，人类只是“一大群傻瓜”，一群“乌合之众”，代表能浇灌“艺术之树”的“废物和粪肥”。在《一九八四》中，奥威尔对大众污浊所持的矛盾态度达到了顶点。大众在小说中被称为无产者，他们住在老鼠和臭虫泛滥的肮脏场所，而他们的污浊却值得称赞，因为他们的污浊完全不同于布鲁克一家的污浊，代表了无产者的正直和不受政党控制的自由。为了仿效无产者的特性，小说主人公温斯顿租住进一间爬满寄生虫的无产者的房间里。他在秘密日记中写道：“如果还有希望，希望就在无产者身上。”
显然，“大众文化”长久以来处于尴尬的境地。对此，“三个世纪以来的语言表述明显迥然不同。十六至十七世纪的哲学家不能不用社会学的专业术语；非专业的广播听众不能不有心理上的利己想法，这种利己想法渗透进日常生活，使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蒙田——如果不是一个弗洛伊德的话。但是，在这些不同的命名指称下面，如何走进大众文化，两难的尴尬依然如是，也许可以把它看做一场心理途径和道德途径之间的论争。”
尴尬仿佛令人不安，争议几乎也从来未停歇。凯里对现代知识界的抨击却相当明确：知识分子面对新兴“大众文化”现象对他们所代表的文化权威的挑战，为了重新获得文化话语权，他们蔑视和憎恨普通人，这无疑是一些知识分子身上的阴暗面。与之相呼应，“大众文化”在商业社会赢得凯旋般的喝彩，连老霍布斯鲍姆都鼓掌欢呼：
由普通大众主导的世纪成就不凡，虽然传统的资产阶级高级文化的受众大大减少，只剩了年事已高的人、附庸风雅的人或沽名钓誉的人。
他对社会文化的现象剖析道：
新技术和大众消费的结合不仅形成了我们今天的文化大格局，而且也产生出了它最伟大、最有创意的艺术成就——电影。……当今社会的技术型工业化经济源源不断地生产……人的生活为之饱和。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特别是终结了“艺术”在过去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特权地位……
毫无疑问，我们都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纪。“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热气腾腾，由三十多年不间断的经济增长所引发的文化荡涤，必然在焕发炫目光彩的裹挟下，夹杂激情与疯狂、兴奋与扭曲、浅薄与异化。
寂寞难耐抑或不甘寂寞，文化怎能独善其身？与每一个领域和着时代紊乱的节拍，这个名利场的成色丝毫不暗淡，反而更加光怪陆离。如果欲望的膨胀只是教会每一个人追逐自我价值实现倒还幸运，偏偏它还可能撕裂人格、摧毁道德标准。在这个仿佛只有金钱才是全部环节通行证的国度，蕴涵传统文化的古老习俗正在土崩瓦解，而新的文化秩序尚在艰难的建立之中。如是尴尬，比“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难于弥合，更加让人无所适从。
一方面，文化精英们热衷于学院与厅堂，堆积头衔支撑的冠名并积极地将之兑现为利益，象牙塔的问题是游走于文本与理论的安全地带，多与现实脱节无关。另一方面，工业流水线机制下的文化商品仍然粗鄙，生产者只顾用粗糙填充消费大众的饥肠，实用主义的聒噪，必然导致文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一样虚浮不堪，了无新意的各式快餐迅速蜕变成垃圾。当人们的生活在失重的状态下，精神也极易陷入深渊般的危机之中。换句话说，精神生活匮乏，文明何以延续？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梳理大众文化的衍伸过程，应该算得上是正途。比如，古登堡印刷术直接孕育了报纸的诞生，而以移动和互联为技术特征的信息智能化，又正在将以纸质为载体的报纸和杂志等，无情地拖拽至冰冷的寒冬。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当然愿意回顾那些带给记者荣耀的美好时光，报纸在那样的年代岂止是一份只卖几角至几元的文化商品，它其实有着崇高的社会使命和责任担当，确凿的“内容”才是它受到市场青睐的法宝。但是今天，读者不再理会什么深刻的内容，更不会想着要什么雨露滋润，太过庞杂的信息被千万次地刷屏浏览；人们快速地扫描哗众取宠的标题，愈八卦愈嗨皮图的就是世界尽在掌中的快感。文化呢，就此惨遭消解和遁形；思想呢，被混沌的阴影吞噬而去。
时代的风尚转变了。事实上我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当然也谈不上杞人忧天。有时候，我自己宽慰，这只是一个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文化与思想混乱吧？就如同经济领域的资本积累初期，不择手段的贪腐和欺诈总是与景气指数如影随形。是的，狄更斯小说《双城记》开头便梦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虽然冬至临近，三天前阳光如约的周末到邛海湿地慢跑，除了欣喜波斯菊明快的摇曳，还看见高大的杨柳树叶并没有散尽。大自然的植物自己知道，新芽已经在光合作用下悄声孕育，只待春风拂起，又是一派浓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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