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家乡事,品故乡情


从女神“地铁丢书”谈起

齐鲁晚报 2016-11-15 00:00 大字

□俞耕耘

《哈利·波特》中饰演赫敏的EmmaWatson在地铁里藏了很多本书,并在书中附有她手写的小纸条,引发英国人纷纷寻找。其实这就是一个读书的分享活动,只不过略有“行为艺术”的元素。这就像我们武侠小说中搜寻“藏宝图”的热情一样,激发了很多人对读书的新奇感。然而这毕竟是英国人的一个“情趣”,假使在中国地铁上发生,又会有何种情形呢?

一是不会有人关心。别说藏书了,你就是把书塞进有些人手里,人家也不见得会看上一眼。二是中国地铁基本不存在藏书的可能性。人都没有落脚的地儿,书更没有可藏之处(再说地铁工作人员也不会允许)。你要是告诉人们地铁上有钱,我想有人宁愿被踩踏也会拼命找的。我们往往只对“寻宝分财”感兴趣,“精神投资”却常被人无视。国人对读书的无感,很大程度上就基于这种“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强大语境。

在任何公共场所,随处可见的低头族都在清一色“聊天”、“追剧”、“玩游戏”、“刷朋友圈”,如果见到有人拿出一本纸书来看,那简直就是一股“清流”。这时,反而会有人带着一脸鄙夷,心里默念“切,装什么装”。当自己不读书,还对读书人看不惯时,这个社会必然发生了一些器质性的改变。然而,很多文章却不追问这种“改变”,常常只会一转折,说起其他民族喜好阅读的景象,然后报以憧憬与赞赏。其实,这就是停留在现象上的肤浅与平庸。

事实上,我很反感一些所谓的“中西比较”,阅读这个事更是如此。因为社会发展历程与生存现状根本没有可比性。我们长期在“穷怕了”的阴影下生存,一旦有了条件,对物质追求必然是“报复性”的,对精神追求也常是逆反性的废弃。我们和其他民族对待读书的本质不同是观念性的,它包括了历史积淀和当下生存等各种层面。

在我看来,国人对待读书长期纠结在“目的论”的价值判断上,是最要命的硬伤。古代“学而优则仕”的“仕途经济”主导了大批读书人为了功名而读书,“文官制度”的发明极大推动了中国人的读书热情,但问题在于:它也导致我们将读书视为赢得地位、经济和享受的工具与手段。当你总是强调读书能换来官位、职称、金钱和美色时,就是在根子上的动机不纯。

这种危险不言而喻:读书只为考试,导致学生只看教辅不看课外书;读书只为出国,导致大家只背英语不顾文化;读书只为当公务员、考证、评职称,导致所有人不会再看“无用之书”。然而,所有的智慧和乐趣往往就在“无用之中”。我们将永远不会发现读书本身的魅力,这是最大的悲哀。

换言之,我们并非厌恶读书本身,而是反感读书和考试、晋升以及复杂利益之间的关联。当你一想到这些,读书顿时索然无味,愉悦顿时烟消云散。当今社会普遍弥漫的“读书无用论”,就是古代“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必然反弹。很简单,二者都是“目的论”的观念产物,只不过一正一反,犹如双生。当如今的人们不读书也能一夜暴富、拥有地位、享有食色时,自然会“得鱼忘筌”,把读书抛到脑后。

我们需要反省国人对读书的“价值判断”,因为这关乎我们对书的兴趣与态度之基石。相比耳目口舌的感官享受、物质消费的强烈快感,读书的乐趣虽然隐约不显,但却更持久、更充满慰藉。读书既不是号召出来的运动,也不应只是与西方比较的话题。它应该是我们应有的民族自觉,是一种纯粹的精神生存方式。即使是出于防止思维“低智化”与“痴呆化”的自身需求,我们也应该多读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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