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铁蹄下的名校师生 □刘绍义
[摘要]□刘绍义
1937年9月10日，本来是各大学学生返校的时间和新生入学的报到时间，但随着日寇侵华战火的蔓延，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不得不决定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骨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于是，平津几所大学的师生便开始了漫长的迁徙。
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应该是走得较早的一位了，他走天津，下青岛，然后海上颠簸，在空气污浊的船上吐得吃不下饭，每餐只能靠几匙鱼肝油维持，几经辗转，总算在10月4日到了长沙。
与之相比，刚刚为老父亲守孝期满的陈寅恪就费劲多了。他携妻带女，在大沽口乘英国商船去青岛，再由青岛购联运票去长沙。因为听说日寇要来，一些火车停开，青岛火车站乱成一窝蜂，大家不论车次，见车就上。带着三个女儿的陈寅恪如何挤得过他人，要知道他的女儿当时最大的才9岁，最小的才4个月，好在车上幸遇刘清扬的眷属，总算一个个让他们从窗口爬了进去。
经过13天的奔波，陈寅恪一家总算于11月20日晚到了长沙。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这个时候的长沙已经濒临前线，长沙临时大学又准备西迁了，于是他们又开始了西行昆明的长途。冯友兰、吴有训、熊佛西……南迁西行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个中苦辣，只有他们自己知晓。
北平大学南行较早的，要数杨振声、梁宗岱、沈从文以及钱穆、汤用彤、贺麟等人了。最后离开北大的，应该是郑天挺、罗常培、魏建功、罗庸、陈雪屏、王烈、邱椿、周濯生等人。秘书长郑天挺是忍着丧妻之痛支撑北大残局的。1937年春节时妻子难产离世，遗下了5个嗷嗷待哺的小儿女，小的才3岁，大的也不过13岁，但为了北大的教育事业，他还是离别5个幼儿，与同事们一起南下了。12月14日，他们好不容易到了长沙时，才知道南京已经陷落，学校又要西迁了。
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杨石先离家时，家中已经遭到了日寇洗劫，除了随身穿的一身单衣和一架照相机，其他财物都荡然无存。数学系的孙本旺助教在南开被炸毁时，冒着生命危险从熊熊烈火中抢出几件衣物。
教师的南迁如此辛苦，那些流亡的学生就更不用说了。特别是从沦陷区南迁的学生，他们要通过无数条日寇的封锁线，大都与家人失去了联系，有的身无分文，跟着难民的队伍南逃，见车就挤，见庙就栖，更有甚者，不少学生是沿途乞讨到了长沙的。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学生没能按期到达长沙，从此失去了求学的机会。
清华中文系的学生王瑶，1937年6月大考完毕后回山西平遥家中度假，11月接到去长沙临时大学报到的通知，但未能成行，只好蛰居家中务农，做小生意维持生活。1941年10月，他坐大车离家，直到1942年9月才在西南联大复学。近一年的奔波，困苦是可想而知的。
其实，到了新的大学，也不是远离战火。搬到重庆的复旦大学教务长、法学院院长孙寒冰与复旦大学学生刘晚成，同在1940年5月27日日寇的一次空袭中丧生，让复旦饱受一次不小的损失，也让复旦师生愤慨不已，正像他们在“复旦师生罹难和孙寒冰墓”碑上写的一样：“呜呼，惨遭寇弹，哀同国殇，全校师生，悲愤无极，将何以益自淬励我为文化工作之创造精神乎？抑何以益自坚强我为民族生存之战斗意志乎？”这是复旦师生的心声，也是中华民族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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