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继承，是再发现
在“中华美学精神”重新翻起热潮的当下，“传统”成为炙手可热的关键词，我们与传统的关系则成为重点讨论与思考的话题。那么，我们与传统的关系实质到底如何？
一直以来，我们与传统的关系被阐释为继承与被继承的线性延续关系，或如“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先驱高声呐喊“摒弃传统”、与传统决裂，或如当下许多学者呼吁继承传统、回归传统。但事实上，二者的关系实质并非如此，而是一种“再认识”与“再发现”的关系，即是我们对传统进行重新认识、重新阐释而产生新的认识与发现，从而形成传统的新面貌与新秩序，形成对传统的“再发现”。
传统并非一笔钱或一所宅子，可以让我们继承，所谓继承传统、回归传统，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传统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变动的，是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随着我们的认识、阐释而不断丰富的。对此，艾略特早在1917年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便以现代诗与传统的关系对“传统”进行了详细阐述，他指出：“如果传统的方式仅限于追随前一代，或仅限于盲目的或胆怯的墨守前一代成功的方法，‘传统\’自然是不足称道了……传统是具有广泛得多的意义的东西。它不是继承得到的。”可见，艾略特明确认为传统是无法继承得到的，更无法追随、回归或墨守，只能在面对传统时“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在艾略特看来，传统不仅拥有“过去的过去性”，即“过去”之人对于“过去”传统的秩序、面貌的认识，也拥有“过去的现存性”，即现世之人对于过去传统的秩序、面貌的新认识。而且，艾略特还更明确地指出：“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这个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以前本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样以后要继续保持完整，整个的秩序就必须改变一下，即使改变得很小；因此每件艺术作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重新调整了；这就是新与旧的适应。”艾略特敏锐地洞悉了我们与传统的关系实质。中国当代著名诗人、学者臧棣也曾从新诗与旧诗的关系角度指出：“对传统的‘承继\’和对传统的‘重新发现\’是不同的。前者尽管在新诗史上呼吁不断，却是一个伪问题。从现代性角度看，人们所设想的旧诗和新诗之间的继承关系是不存在的。旧诗对新诗的影响，以及新诗借镜于旧诗，其间所体现出的文学关联不是一种继承关系，而是一种重新解释的关系。”著名诗人王家新则认为我们与传统并不是一种“继承”关系，更不是一种“回归”关系，而应是一种修正和改写的关系，一种互文与对话的关系，甚至是一种“相互发明”的关系。确实，传统并非孤立地被悬置于已往历史空间中的固定实体，而是动态地活动于历史时序之中的具体存在物。传统并非属于已经造就的过去，而永远处于被正在造就与发明的状态中，后世之人就是制造者与发明者。当传统置于新的历史时代，其原本的传统秩序便会发生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仅是由于新增了上代人的作品而使传统秩序增加了新成分，更由于后人对传统中的已有作品做出了不同的理解与阐释，获得了新的认识与发现，新的历史时代所想像与认识的传统与其上一代的传统显然不同，其既有秩序与面貌会在“新与旧的适应”中发生调整与改变。因而，我们与传统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绝对化的连续性，所谓继承与被继承关系，或许只是一种理论预设和心理幻觉。传统是一个动态系统，是在一代又一代后人的诠释中建立起来的一个未完成式概念，当有着一定“时间间距”的后人对它追寻时都携带着自己文化时空的浓厚色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诠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发现。正如艾略特重新审视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歌，并非要按照玄学派的玄学风格模式进行创作，而是对之进行重新阐释时重新发现了英国玄学派诗人强调“机智”和注重“感受性”的诗歌特点，从而形成对英国玄学派诗人的“再发现”。因此，我们与传统的关系决不是静止的，并非单线的继承关系，而是多元互动的关系；传统是动态存在的，一代一代人只能对之作出阐释，在一代又一代人的阐释中不断丰富与发展，不断形成新的面貌，发生不同的现实作用。
可见，我们无法继承传统，只能对传统进行重新认识、阐释，重新发现传统，形成对传统的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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