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绚丽的铜川佛教文化
仵录林
铜川市历史上属于京畿要地，是多元文化的聚集地，地处印度佛教东传汉境的主要通道上，佛教文化发展趋势与古都长安基本相同，佛教文化遗存十分丰富。
根据铜川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结果，铜川境内现存佛寺遗址百余处，石窟寺、摩崖造像五十余处、佛教寺院十余座、佛教造像碑百余通、佛塔九座、经幢、佛教建筑多座，弥足珍贵的佛教文物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并保存着丰富的佛教传说、佛教庙会、佛教节日、佛教法事、佛教伦理、佛教哲学、佛教信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内涵富集厚重，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和展示利用价值。
西晋以来，铜川地区佛教文化即已滥觞。这一时期铜川市所在的渭北中部地区是佛教文化盛行的区域。据历史记载，自晋代至北周时期，铜川境内先后有前赵（304～329）时期的法灯寺，苻秦（333～394）时期的龙泉（香山）寺，北魏（386～534）时期的会同寺、龙华寺、延昌寺（万佛寺）、北寺，北周（557～581）时期的崇庆寺、檀台寺等寺院十六座，而且规模宏大，僧尼众多，极一时之盛。
《法苑珠林》《广弘明集》等史籍记载，坊州玉华宫檀台山，有前赵皇帝刘曜敕令修建的法灯寺，寺内建有19层高的佛塔，当时有僧人300余人。史籍记载，北周名臣卢光素来崇尚佛道，对三宝至诚恳切，极为恭敬和信仰，有一天，他随周太祖狩猎于檀台山，在此发现有瓦钵、锡杖，遂在此建塔立寺。龙朔三年，在塔旁地下，掘出一通石塔碑铭，记载此塔于北周保定年间崩坏，“塔初成时，南望见渭。”今此地有地名曰“背塔”，应与此有关。此外，《续高僧传》还记述了凤凰山东在北周显际寺发现铁佛像的事。
据《龙泉寺碑记》记载，前秦时，今耀州大香山一带就已经建有寺院。香山龙泉寺佛教文化始于苻秦，兴盛于姚秦，至北朝、隋唐时期成为佛教圣地，历代遗迹尚存。
现藏于药王山碑林的“魏文朗造像碑”，刻立于北魏始光元年（424），雕刻精美，书法劲健，早于中国古代四大石窟山西云冈石窟中“雕饰奇伟，冠于一时”的昙曜五窟29年，早于洛阳龙门的始平公造像74年，堪称国内一绝，是研究我国早期佛教发展和佛道融合历史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张僧妙法师碑”通篇1200余字，碑文篇幅恢宏，文采横溢，书法俊秀，向来为专家学者所推崇，为研究宇文周与汉族高门右族的关系，佛教在周武帝灭佛前的地位，以及北周统治者与佛教关系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该碑被誉为药王山“魏碑三宝”之一，是商洛市石刻中极为重要的一通碑刻。鲁迅先生曾经购买、收藏该碑拓本。1926年于右任先生到耀县，对该碑也颇为欣赏。北魏正光五年（524）“仇臣生造像碑”、西魏大统十四年（548）“辛延智造像碑”、北周武成元年(559)“绛阿鲁造像碑”等百余通北朝碑刻，为研究佛教发展史，佛道文化交流，北方少数民族历史，以及书法、美术、舞蹈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开凿于西魏大统元年（535）的福地石窟是中国石窟艺术的杰出代表。“福地”一词，来源于道教，编集东晋上清派仙人本业的《道迹经》引有《福地志》和《孔丘福地》，道教有七十二福地洞天之说，《天地宫府图》云：“七十二福地，在大地名山之间，上帝命真人治之，其间多得道之所。”石窟后壁中央开尖拱形大龛，龛中主尊为释迦牟尼佛，呈结跏趺坐姿，双手结禅定印，面相长方、清瘦，双颔下垂，额有白毫，顶有肉髻，后有背光。主尊左右各立一胁侍菩萨，手持净瓶和宝珠，立于莲花座上。左下方雕一供养人在博山炉前跪拜礼佛。中央大龛左侧壁面有浮雕造像三层，像主王洛生骑于马上，头戴笼冠，身着宽大衣袍，手握缰绳，对面站立一妇人，头梳双高髻，双手捧两边上翘的碗状物作迎候状，下刻有文字：“妻贺兰”，佛龛与两层图像之间的醒目处刻一长条文字：“像主抚军将军石保合王洛生乘马时”，窟左壁中央尖拱形大龛中，雕手持芭蕉扇的老君像。老君盘膝端坐，道簪束发，络腮胡须，内着密裙长衣外披袍服，左右二真人持笏侍立。龛楣浮雕10个半身道像，再向上为7个伎乐飞天仙人，手持箜篌、笙、琵琶、箫、长笛、腰鼓、长鼓，每人各奏一乐器，侧有发愿文题记，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有明确纪年的佛道混合石窟，为我国佛、道文化的交流、融合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宜君沟门摩崖造像保存较完整，造像旁有永熙二年（533）造像题记，是陕西省现知最早有明确纪年的摩崖造像。牛家庄石窟、彭村石窟、花石崖石窟、柳家湾、秦家河摩崖造像等石窟和摩崖造像是北朝时期铜川佛教艺术的典型代表。铜川地区魏碑保存数量居全国之最，且价值极高，北朝石刻造像分布范围广泛，雕饰精美，内容丰富，堪称中国“北朝石刻宝库，华夏文化遗珍”。
隋唐时期，伴随着以长安为中心的封建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事业的繁荣发展，铜川佛教发展进入鼎盛时期，佛寺林立，梵音缭绕。隋神德寺、兴元寺、大像阁、唐玉华寺、宝云寺等为其代表。
神德寺始建于隋代，是当时具有全国影响的重要寺院，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以后，在全国百余州的寺院里建造佛塔111座，安奉佛骨舍利，照金神德寺便为其中之一。神德寺遗址出土的舍利石函，四面线刻飞天、菩萨等图像，盖顶面篆书“大隋皇帝舍利宝塔铭”，石函雕刻精美，线条流畅，人物逼真，四天王还保留着北朝时期佛教画像的风格和特征。石函中出土舍利子三枚、并出隋五铢钱、金、银、玉环及波斯蕯珊朝银币等佛教文物。尤为珍贵的是，神德寺舍利传承脉络清晰可辨，出自皇帝之手，来自天竺高僧，颇具历史的可靠性和权威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宗教和文物价值。
玉华寺脱胎于大唐行宫玉华宫，宛如瑶琳仙境，规模宏大，法相庄严，玄奘法师称这里为“阎浮之兜率天”。因大唐高僧玄奘法师在此译经、弘法、创宗、圆寂，而使其成为中外佛教文化的传播交流中心和著名的佛教圣地，在中外佛教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玉华寺的四年多时间里，以玄奘为译主的玉华译场翻译了佛教经典14部682卷，比玄奘在长安译场十五年间译经总量还要多。在译经的同时，玄奘还与弟子窥基共同创立了唐代佛教的重要宗派———法相宗，对唐以后中国及东北亚地区佛教文化的传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玄奘亲自督工雕制并手书铭文的“金刚座”“佛迹记碑”被誉为佛门重宝，弥足珍贵。
药王山摩崖造像雕刻历经隋唐，延至明代。凿大小佛龛23个，共有造像45尊，造像分圆雕、浮雕两大类，大者高逾三米，小者矮不盈尺，线条流畅，神态自若，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充分展示了各个历史时代的雕刻艺术风格。造像附题记十二处，碑石二通，分为东、中、西三区。这些造像中，隋代早期雕造有弥勒大像并建大像阁；唐代以窟穴建筑为主，由于孙思邈隐居于此，唐代初期出现了“摸摸佛”；金代凿刻有佛道合流的药王造像和洗药池；明代“易殿为洞”；清代重修石洞数间，70年代重修保护造像的石窑7孔，1990年将石窑改建为保护大殿。
徐家河摩崖造像龛内凿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主尊结跏趺坐于双层仰莲台座之上，桃形背光，上饰红彩，衣纹清晰，刀法流畅，施禅定印；两侧菩萨为立像，面部清秀，立于方形台座之上；二弟子皆侍立两侧，表情肃穆，身着敞领宽袖袈裟，衣纹清晰，站立于方形台座之上。佛龛造像保存较好，是唐代佛教造像艺术的代表。唐代以后，随着都城的东移，陕西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中心的地位逐渐丧失，成为偏安一隅的西部重镇。这一时期，铜川地处宋王朝与辽、西夏王朝的交界地带，唐末五代以来的长期战乱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难，人们渴望和平、安逸、稳定的生活，佛教文化所特有的平等、和平、慈悲、仁爱的精神和“止杀”的戒律正好满足了芸芸众生的愿望，佛教因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呈现出繁荣的气象。
(作者系市考古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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