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是一种“社会病” 读《瘟疫：历史上的传染病大流行》
与其将瘟疫史视作不幸世代的悲情叙事，毋宁说瘟疫史是一面人类遭困厄时意外获得的社会“正容镜”——瘟疫处处交杂着世事人心，在生物疾病的面具后，瘟疫的真实面目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病”。
在“因疫之乱”或“防疫之治”的历史里，人类的社会属性好似疫情发展“药引”，作用于微末而影响广远，无论是梳理“瘟疫与人”还是谱录瘟疫经过，我们都务须厘清瘟疫“社会病”的来龙去脉。
作者希冀《瘟疫》能让面对未知疫情的后来者“吸取许多教训”，并“广泛应用于其他出现在我们身边的疾病，无论现在还是将来”。这不是古今“同病”者的情感“相怜”，而是人类应对瘟疫智慧的“同舟共济”。
《瘟疫》讨论的重心在传染病大流行与人类政治的互动，溯源了历史上各种疾病背后的政治涌流。
社会人在瘟疫中的命运随所属政治体漂浮，这构成了“瘟疫政治”的第一个向度。《瘟疫》记述了美国政治核心圈的流感认知对疫苗推广进程的明显作用，不得不承认“政治怎么想，政策怎么走”左右着瘟疫时代的个人宿命。
法制思维下，个体无权侵占他者权利，因而防疫的牺牲是必然的，这是“瘟疫政治”的第二层面。试问政府若未介入个别公民私人领域，漠视警告任凭耐药菌流布开来，结核病能得到有效控制吗？稍作简单推想便能让我们明晓一个事实：威权型“瘟疫政治”着实将社会从病魔“地狱”拉回了太平人间。
事实上，在“瘟疫政治”里，作为集体的被治理者从来不是静默的，每一位渴望克服瘟疫影响的个体均可以，并时常参与着“瘟疫政治”。《瘟疫》讲述了1904年11月发生在里约热内卢的“疫苗起义”：巴西政府采纳深受英国生物医学教育影响之专家的建议，决意全面推广牛痘疫苗来抗御天花疫情，但巴西非裔坚决要求使用故土的传统人痘接种，两派意见分歧最终触发了波及社会方方面面的大规模骚乱。
政治不是瘟疫的发端，但瘟疫自发生之时起，便紧依政治而存在。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形象地演绎了疾病污名化欺压患病者的文化效应：生理层面的疾病被他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
疾病污名的社会性绞杀可能针对个体，比如爱尔兰民妇、厨师玛丽·梅伦因被发现携带伤寒杆菌，且曾传染53人而被强制隔离于孤岛23年。“玛丽遭受的一切不幸仅仅因为她是第一个被发现的健康带菌者。”成为饱受歧视、丧失自由的“伤寒玛丽”，这全然是社群对疫情恐惧带来的社会性绞杀。
疾病污名的社会性绞杀亦会针对社会群体，人们很容易将接收瘟疫病患、研究调查瘟疫的医院、医生视作“为病作伥”之人。
不论技术、制度乃至个体生活水平如何向好发展，“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是不可改变的”。麦克尼尔所言“脆弱”，既指迭出的新病毒挑战人体免疫力，更暗示着作为 “社会病”的瘟疫将代代更新，永远伴随人类社会。
只要生物意义上的人类代代存续，“下一场瘟疫”就将永远“在路上”，挑战或许超出我们的想象，但我们重构世界的能力也远超现有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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