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精神的士大夫

《马克斯·韦伯：跨越时代的人生》，【德】于尔根·考伯（Jürgen Kaube）著，吴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504页，98.00元

年轻时的马克斯·韦伯曾在和母亲的信件中谈到弟弟阿尔弗雷德的教育，说过一个人在形成自己的观点之前，哪怕阅读他本人所推崇的自由主义作品也并非益事，因为读者只会误将这些作者视作权威和偶像。韦伯的阶级认同和自由主义并不源于理论，而是家庭环境的熏陶。韦伯成长于柏林城西的高尚小区，居民大都是韦伯家族这样家有余财的政商精英。这些卫星城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城市化而逐步纳入柏林城区，吸引越来越多的新市民住户，被俾斯麦称为柏林的“进步外环”。成长于这种环境下的韦伯在政治开明主义上始终不曾动摇，却也因远离城市中心而没有沾染工薪贫民的激进和都市文化的糜烂，立场在进入二十世纪后显得颇为古朴。

作为长子，马克斯·韦伯在青春期没有太多反抗父母权威的迹象，这让他和他的传记作者后来有底气把同时代的弗洛伊德视为江湖术士。他对书籍知识和古典文化的热爱显然出于至诚，浸淫程度之深，不可能来自任何填鸭教育，尤其考虑到他的父亲轻视学术、母亲笃信宗教。不过即使他这样的学识家世，博士论文也未能得到“优秀”，涉险过关，证明大学的评价体系很难撇开负责老师的一己好恶。韦伯性格中的学者气质在于，他没有放弃继续埋头钻研各种文献，甚至不需要和师友交流。他的教授资格论文《罗马农业史对公法和私法的意义》（Die r?mische Agrargeschichte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das Staats- und Privatrecht）犹如横空出世，以其渊博扎实的材料征服了（为数不多的）所有读者。与此同时，他对生僻题材的研究始终没有脱离对时代的思考：为什么古罗马没有出现现代的经济关系？

韦伯到弗赖堡和海德堡任教后，先后结识了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和拉斯克（Emil Lask）等西南学派成员。这些新康德主义者拒绝黑格尔笔下作为观念投射的现实，坚持康德在现实和概念之间的二分法。概念的形成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认知过程，只有我们能够以知识的形式理解的现实才是理性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概念形成过程必须是普遍的和抽象的，在种类上没有区别，只是在主题和处理逻辑关系之外的价值问题上有所不同。在对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的层面上，韦伯有着鲜明的新康德主义色彩，却鲜有人提及。大概是黑格尔复兴后的年轻学者在打倒上一代反动学阀时已经把“新康德主义”批倒批臭，不忍心再拉韦伯下水。其实十九世纪很多所谓“学派”是肉身共在的亦师亦友，并不像后来的各种主义那样具有跨区域的理论原则，更谈不上门规森严的意识形态对立。

相比抽象理论，韦伯更热衷于历史考据，并不像另一位社会学创始人马克思那样，在其参与的革命行动陷于低潮后才转向国民经济学研究。他相信方法论“不是卓有成效的工作之前提，正像解剖学不是“正确的”走路姿势之前提一样”。从1889年到1899年这十年中，韦伯著述已经著作等身，有近四千页关于法学史、农业问题和交易所的研究结果刊印，为十九个小时研讨课和讲座准备的五卷大学讲座讲稿，还有近一千五百页材料直到今天还在出版中。他的两位社会学同道桑巴特（Werner Sombart）和西美尔（Georg Simmel）虽然和他有很多共同语言，在风格上却与他正好相反。前者热衷于社会声望，习惯在公众面前卖弄格言警句，放在今天不大可能错过综艺节目。后者研究都市文化，几本书也不见一个注脚，却难逃其思想被剽窃的命运。尽管两位学者都学识渊博，开课座无虚席，却始终难以觅得稳定的正教授职位。显然，韦伯这样的学究才是象牙塔热衷于拔擢的类型。

不过在一位稳健学者的表象下，韦伯性格中的现代病也不遑多让。他神经质、缺乏耐心、容易受刺激，不止一次在学会上情绪失控。他在大学时期沾染了一些自我表现的劣习，在私生活上长期缺乏节制。同时，德国大学一刻不停的时间表也折磨着他。1898年3月，这位在三十四岁就已经就任第二个教授职位的青年学者几乎是在学术生涯走上巅峰的前夜突然精神崩溃，被确诊为神经衰弱。他严重失眠，说话困难，据说在上课的时候产生了被强行戴上猴子面具的幻觉——“只要看到备课本，我的感官就会出问题。”

新教伦理和资产阶级生活

1899年至1903年这几年间，学术生涯戛然而止的韦伯开始四处问诊度假，让他的生平成为空白。不过这段时间备受研究者瞩目，因为韦伯正是在这段时间内着手构思让他名扬天下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韦伯生涯乃至社会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品并不写于他作为学者的高产期，就像他后来在离开教职近二十年后发表《以学术为业》一样。鉴于这两个文本已经在他逝世一百周年之际被全世界的学者进行了第一千零一次文献综述，这里只需要补充这一研究始于他在罗马休养期间对教会组织历史的考察。

自少年时代起，韦伯就对母亲浓郁的宗教情结无动于衷。1870年代德国的文化斗争以俾斯麦对天主教会的妥协告终，但并未影响新教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韦伯和大多数北德人一样，坚信天主教的生活方式已经落后（所以才适合新教学术大师度假）。他想为现代社会奠定一个属于新教的英雄性起源，因为禁欲主义职业伦理对这位因无节制而精神完全崩溃的人来说，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一种民族自豪感。不过，韦伯宽泛地使用“清教徒”一词，更加聚焦于加尔文宗而非路德宗。这一对象选取不乏针砭时弊的成分，因为韦伯像其他民族自由主义者一样，认为路德宗即德国人也丧失了新教中的反专制的传统。自颁布《不参政》（Non Expedit）圣谕的庇护九世驾崩后，基督教会已经习惯于和世俗文化和平相处，就像市民阶级已经习惯于和普鲁士专制和平相处一样。冯塔纳在小说《施特希林湖》（Stechlin）中借角色之口写道：“他们嘴上说的是“基督”，心里想的却是棉布。”国产电视剧《潜伏》曾有一句几乎一模一样的台词：“嘴上都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几乎就是韦伯所属阶层对市民阶级怒其不争的心声。

从1902年身体逐渐恢复之后，韦伯回到他任职的海德堡担任名誉教授，以私人学者的身份开展工作。在摆脱了教学任务的掣肘后，韦伯开始在《社会学和社会政治文库》（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等刊物上笔耕不辍。这座风景优美的小城让他维系了学术界的在场，“不是一所大学坐落在海德堡城里，而是海德堡坐落在一所大学里”。在那里，大牌教授在觥筹交错间形成了学者的社交圈子，其活动甚至比大学的教研任务更加重要。得益于他的智识和在学界的边缘身份，韦伯迅速适应了宴会主持人的角色。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韦伯沙龙”在思想史上具有传奇色彩，也让不少有幸参与的后生晚辈都可以自称韦伯的弟子。海德堡又远离政治中心柏林，保持了政治取向上的多样性，教授们也因此对离经叛道比较宽容。唯一的例外是卢卡奇（Gy?rgy Lukács）带来的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韦伯等人对后者的厌恶不是因为后者的研究糅合了基督教和马克思，而是因为他大声喧哗，有失体面。

韦伯主导创立的社会学会坚持价值中立，在学会章程要求成员必须避免任何带有价值评判的言论。韦伯本人对这一条尤其看重，不惜数次打断他人发言，并以退会相威胁。不过权威人物总能豁免于自己为他人树立的道德标准，韦伯曾毫不客气地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批评者菲利克斯·拉赫法尔（Felix Rachfahl）进行人身攻击，并向经济学家伯恩哈德·哈姆斯（Bernhard Harms）寄去一把剑和决斗邀请。在他后来和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会面中，韦伯又因对后者的国际政治见解不屑，在咖啡馆大声咆哮，然后冲出店外，给贵族高中出身的熊彼特和咖啡馆里所有顾客留下了有辱斯文的恶劣印象。不过鉴于韦伯在造访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时撞见两位当地报纸编辑就地拔枪对射，我们有理由相信韦伯觉得自己尚未失礼。

当然，韦伯形象中更大的反差还在于新教伦理的理论旗帜和他个人略显混乱的私生活。康德和本杰明·富兰克林都曾谈到新教徒应该食不过饱、饮不过量。而韦伯从大学时代起就是一位饕餮之徒，“一口气干掉了四十个黄油面包和大约二十杯啤酒”，又吞下了六个柏林大煎饼。在繁忙的教学研究之余，他经常在酒吧里和学生比拼酒量，罕见敌手。第一代德国社会学大师的精力都不限于学术领域。韦伯的好友桑巴特在和他一起赴美游览前因婚外情陷入了严重的生活危机，而与韦伯亦师亦友的西美尔更和自己的助手育有一名私生女。

不过韦伯的地位毕竟高于他的两位朋友，一战时担任军医院纪律检查官的韦伯建议上峰，不要挑太热情的德国姑娘当护士，以免她们和病人厮混，与此同时他和一位比他年轻十六岁的钢琴教师保持着数年的婚外关系。韦伯的初恋女友和妻子都是未出五服的远房亲戚，婚后多年一直和昔日他名义上的学生兼他弟弟的情人艾尔莎（Else Jaffé）藕断丝连。他在信中称对方为“女王陛下”，回味着“女王陛下留在我右臂上的齿痕”。韦伯夫人不但知情，更一直和艾尔莎维系着良好关系，惹得韦伯偷窥两人的信件。在韦伯去世后，也是韦伯夫人主动帮丈夫粉饰了这些细节。

韦伯

韦伯晚年的两场演说《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恐怕是学术界在自我赋权时最频繁提及的文献，频繁到以至于引用者常常忽略两个身份相互冲突。韦伯在取得教职后和父亲彼此失和，因为老韦伯注重实务，看不上儿子的书斋气。其实韦伯未尝没有从政的野心，也暗中崇拜父亲的职业生涯。他在教学生涯初期就无数次谈到自己“不是做学问的料”，显然有学而优则仕的规划，和父亲一样把学术界视为从政的跳板。直到1897年8月10日，韦伯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不久便逐步精神崩溃，最后远离讲坛，他为政治出谋划策的心思方才作罢，从相对传统的国民经济学研究中转向更广阔的研究领域。

1910年代韦伯身心逐渐恢复后，重拾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一战开始后不久，他立即报名预备役任职，在报纸上咄咄逼人地“质询那些不唱民族主义高调的人”。终其一生，韦伯都把那些喜欢介入公共事务、随意下结论、对他们所评论的事物一知半解的人称为“文学家”。不过自1915年圣诞节起，他在《法兰克福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战争形势，直到1917年6月报社被官方查抄时，已经累计超过三百页。人们好像真切地看到，韦伯“如沙盘旁的将军（也好似酒桌旁的业余军事家）”，俯瞰着阿尔萨斯、波兰、土耳其、海外殖民地的纷乱局势。

当然，韦伯是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却不是战争狂人。他在1915年末就看出应该及时媾和，才奋笔痛陈利弊。等到战争末期德国难掩颓势时，与他过从甚密的学生格奥尔格·卢卡奇和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一个向左，一个向右，分别投奔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韦伯本人仍然坚守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信念，尽管这个阶级即将分崩离析。他曾高呼“他（兴登堡）是德国人民——地球上第一个有教养的民族的伟大英雄”，也在战争末期亲自拜访鲁登道夫，极尽溢美之能事，要求鲁登道夫“锦上添花”，主动去美国战俘营自首，并在遭到拒绝后难掩鄙夷。“韦伯眼里有两个德国，一个是他与之共患难的德国，另一个是他觉得有责任怒其不争的德国。”

在战争结束后，韦伯回归了学术，也回归了政治。他参与过凡尔赛和会及魏玛宪法的起草的前期准备，于1918年12月加入了德国民主党，成为黑森-拿骚（Hessen-Nassau）选区国会议员的头号候选人。可自认为当选十拿九稳的韦伯居然没有走访选区拉票，令研究韦伯政治学的历史学家沃尔夫冈·蒙森（Wolfgang J. Mommsen）震惊：“这位政党官僚主义的分析家和把政治视为一场斗争的鼓吹者只是一味地等待，并真诚地相信，他会受到大家的召唤，自己除了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讲外，无须再做其他事情。”

这就是文人清谈的通病，热衷于抬高政治的使命感，却把具体经营视为蝇营狗苟。冷战后的齐泽克以比韦伯积极得多的态度参选，也没有得偿所愿。韦伯第一时间发出退党申明，强调他作为学者不善于妥协——“非不能也，吾不愿也”，俨然文人致仕。回归讲坛的韦伯就这样过山车般地走过了士大夫的样板人生，从年少成名、著作等身，到政坛失意、英年早逝。也许这种失败似乎正符合他隐秘的世界观，韦伯的立足点始终是具有责任意识的市民精英，并以这个形象衡量整个德国的命运。

中文版在译者用心之余，几乎与原文同步的编排也非常值得一提。原作者于尔根·考伯是德国的一位知名记者，尽管在博士毕业后为了从事记者行业又前往新闻学校进修了三年，但这本传记却并没有多少追踪热点的影子。显然，这是作者的一次学术采风，对韦伯生活细节缺乏兴致，很多生平大事都是一笔带过。本书在材料上过于依赖韦伯和他人的通信，没有引用太多旁证，尤其是书中的韦伯夫妇完全是一副相濡以沫的状态，传主的婚外情和变态性癖也只在他本人的隐晦自述中透露。也许是传记作者敌视弗洛伊德派恋母学说那种路边小报一样的猜测，本书对韦伯精神崩溃与其父逝世之间的关系只字不提，也略过了韦伯的母亲曾在丈夫生前拂逆丈夫私下去找儿子这样俄狄浦斯味十足的情节。如果要认真研究韦伯的生平，相比德里克·凯斯勒（Dirk Kaesler）的传记，本书更适合作为参考。全书的更大问题可能在于，韦伯死于魏玛共和国的繁荣和乱象前夜，还没来得及“跨越时代”，始终恪守他的阶级和天职。(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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