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核观念盛行 美认为“不首先使用”核武观念有害

近日，外媒报道称，美国国防部代理副部长詹姆斯·安德森表示，美国如果批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核冲突发生的风险。这种言论显示了美国罔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客观积极效应，只考虑自身绝对安全的单边主义安全思路。

“不首先使用”是积极核观念，可减少核风险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的内涵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除非在对手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才会使用核武器，不会在危机或战时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原则与核武器的作用有关，核武器的两大作用即实战使用和威慑，二战后至今，还没有哪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使用过核武器。就威慑作用而言，“不首先使用”体现出对手使用核武器，我才使用核武器的姿态，即用报复性的核打击威慑住对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首先使用”是值得推广且普及的积极地核价值观。“不首先使用”之所以是重要的核价值观，在于它正确的理解和看待了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相对作用。实施“不首先使用”战略，双方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进而不会造成核冲突的不可控后果。这是一种以阻止核战争、减少核战争风险为目的的核战略。

美海军“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发射“三叉戟”2-D5导弹

中国自拥有核武器起即宣布“不首先使用”原则。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了《打破核垄断、消灭核武器》的社论，其中提到中国拥有核武器是为了打破大国核垄断，从而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中国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自卫，是为了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的核武器只用于进行核反击、遏制敌人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只保持着一支数量较少的精干有效的战略力量。时至今日，中国依然贯彻“不首先使用”政策，中国的核政策体现了积极地维护战略稳定的作用，为国际社会树立了正面的榜样。如果能真正的实现核武器国家均表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会对促进核国家间构建战略稳定关系、给国际核秩序朝着合理有序方向发展带来非常积极地影响。

除了中国，印度也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2012年，印度公布了多次修订的《印度核文件（India”s Nuclear Doctrine）》，其中对“不首先使用”的表述是：“印度不会对非核武器国家诉诸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但如果这些国家与核武国结盟，或协助核武器国家对抗印度，和/或在敌对期间协助核武器国家，（这些非核武器国家）将会被视为核武器国家。”这一表述主要意在威慑巴基斯坦，而印度之所以敢于对巴基斯坦实施“不首先使用”战略，关键在于印度具备优势的常规军事实力。在危机或战时，面对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印度可以用“不首先使用”战略予以威慑，确保巴基斯坦不敢首先使用核武器，同时印度依靠常规军力即可获得优势。奥巴马在任美国总统时也曾表示美国可能会宣布实施“不首先使用”核战略，这一度引起国际社会对美国的涉核积极举动表示欢迎，但是特朗普继任美国总统后，奥巴马的积极核观念被彻底摈弃。

美空军B-2A战略轰炸机空中加油

回避不首先使用，实则谋求随时可用

美国此番提出“不首先使用”战略会增加核冲突风险的理由是：接受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会使得美国在重大利益或盟友的重大利益受到损害时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反而增加了使用核武器的风险。这一理由可以理解为：美国如果实行“不首先使用”，那么面对对手对美国和盟友发动进攻时则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予以应对，这会诱使对手先使用核武器，进而美国反击，发生核战争。这一观点的有三点引申含义。

首先，美国认定对手对其利益和盟友的利益进行损害时，有可能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因此，如果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战略，对手国家先使用核武器，会给美国和其盟友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所以美国不能“不首先使用”，要摆出随时先发制人的姿态，威慑对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在美国眼中，似乎其认定的对手国家乐于积极首先使用核武器，而看不到美国的核反击能力，因而担心美国的“不首先使用”会导致对手国家倾向于先使用核武器。

其次，即便对手不使用核武器，美国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战略，即间接鼓励对手在局部地区发挥常规军力优势，对美国或其盟友带来损伤。这一观点并不陌生，2013年前后，美国战略学界反对中美构建战略稳定关系的学者中就有提到，如果美国减少针对盟友的延伸威慑有效性，可能会让日本等盟友认为是放弃了对自己的核保护伞，把这些盟友置于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常规优势军力威胁之下。按照这一逻辑，如果美国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战略，即等同于对亚洲、欧洲的盟友的核保护伞失效，中国、俄罗斯会使用优势常规军力对美国在这两地的资源和盟友带来损伤。

再次，美国认为，既然“不首先使用”会导致核冲突的风险，那么要持续保持随时使用甚至先发制人使用核武器的姿态，威慑所谓战略对手使用核武器，以及使用优势常规军力。即要用随时可用核武器的姿态，威慑对手对美国和其盟友发动的核和常规军事进攻。

“三叉戟”2-D5导弹分导式多弹头

上述三种逻辑，无不反映出美国对其他国家尤其是所谓战略对手安全威胁的臆想。美国的安全研究范式一直以能力+意图作为所谓对手的判断标准，且这两个标准在美国看来又存在着关联。

美国总以主观判断作为认定对手敌意的判断，如果某个国家对美国的霸权利益、权力地位构成了挑战，美国往往就判断其为对手，认为这个国家对美国有威胁，这个国家意图随时随地伤害美国，即便这个国家对国家发展的投入，综合国力增长并不是以与美国争霸为目的。如果这个国家基于自身国防安全需求发展军力，美国将其定位为对手，也会将其他国家自身国防能力的发展冠以对美威胁的“帽子”。较为典型的例如美国早年认为中国发展“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能力”，意图阻止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其判断依据是中国发展了若干新型号弹道导弹、反舰导弹、巡航导弹、新型水面舰艇、潜艇等，而这些新型号武器能够进行阻止美国进入西太平洋区域的能力。而做出这些判断的前提是美国将中国认定为竞争对手，会对美国构成威胁。英国、印度近年来也在不断提升战略武器能力，但是却听不到美国对这两国国家的威胁感知言论，其原因即是这两个国家被美国认为是其全球霸权地位的维系者，是美国维护权力地位的“伙伴”。

美空军“民兵”-3陆基洲际导弹

能力和意图，被美国主观地赋予相辅相成的关系，即：认定你是威胁，你的能力就是美国和其盟友的威胁；认定你的能力对美有威胁，你就是美国的对手。这是一种冷战遗留的“战略受害者”思维。冷战期间，美国面临着苏联军备竞赛的压力，甚至在七十年代一度处于下风，这导致了美国对所谓对手的威胁感知十分敏感。但是冷战后，客观地看已经没有国家能够对美国构成苏联式的挑战，在冷战刚刚结束后的一段时间，美国一度处于国际权力的中心。美国当下依然秉持着冷战式的竞争心态，对别国提升综合国力发展军事实力抱有“被害者心理”，进而采取表面应对对美威胁、实则破坏全球和大国间稳定的不健康的自我防御机制。强调核武器先发制人、随时使用，降低核门槛，提升核实战能力的举措就是这种不健康机制的表现。

早在2020年2月，美国国防部的“三把手”、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约翰·鲁德递交了辞呈，鲁德与特朗普的政见略有抵触，例如在阿富汗撤军、美韩军演规模、“通乌门”弹劾案中与提到了与特朗普意见略有不合的观点，而接替他施行代理职务的正是詹姆斯·安德森。安德森代理副部长是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进行的审核安德森本人担任美国国防部政策事务助理副部长资格听证会上提到了有关“不首先使用”的言论，在这场听证会上，安德森还提及对美国“三位一体”核武库保持现代化升级、强化美国在欧洲部署和武器、强化美国领导北约核威慑能力等言论。安德森的涉核观点与特朗普核扩军、降低核门槛、强化核实战能力的观点基本一致，不排除未来安德森会卸下“代理”头衔，成为正式的负责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特朗普政府又将多一位搅局国际核秩序的政策幕僚。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研究军备控制与国家安全方向）(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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