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爱成婚的新型婚姻体系在萌生之初已经显露出了不稳定的征兆
【编者按】
婚姻被人们视为爱情、性与稳定生活的保障，与此同时，它又常常带来种种焦虑和痛苦。什么是婚姻？它跟爱情是什么关系？它如何变成今天的样子，未来又会走向何方？
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孔茨在《为爱成婚》中带领读者进行了一段婚姻探索之旅。从古巴比伦的婚姻密谋，到维多利亚时代情侣们的性苦闷，再到当前关于同居、离婚、同性婚姻的争论，作者用真实、丰富的婚姻故事，粉碎了诸多关于婚姻生活的神话。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婚姻并不基于夫妻之间的相亲相爱，而是一种专门用来获取财富和权力的制度。而近30年，婚姻的变革超过了此前5000年的沧桑变迁，古老的婚姻“法则”已经基本上不再适用了。孔茨在书中用形态各异的婚姻制度及其演变规律搭建了一个关于婚姻问题的理解空间，这一空间为我们定位自己的婚姻和爱情状况，提供了一些线索和可能性。
本文摘编自该书前言，由澎湃新闻经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发布。
30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家庭史，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记者和读者开始问我婚姻制度是否在分崩离析时，我才开始集中研究婚姻。他们的许多问题似乎都想当然地假设，在过去存在着一个“婚姻的黄金时代”。所以，我一开始决定要写一本书，驳斥那种认为婚姻正遭遇一场空前危机的观点，并给出自己的解释：婚姻制度向来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
我很快改变了想法，但这个出发点并非全无道理。毕竟，几千年来，人们总是在宣扬婚姻危机，怀念过去更加美好的时光。古希腊人对于妻子们日渐堕落的道德充满怨言。罗马人哀叹他们的高离婚率，还拿早前家庭稳定的时代与之对比。在美洲的欧洲殖民者，几乎从一下船就开始痛心于家庭的衰落和妇女儿童的难以管束了。
担忧婚姻的衰落不仅仅是西方人的习惯。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学家埃米·卡勒（Amy Kaler）在南非一个长期以来离婚都很普遍的地区进行采访。她惊讶地听到人们说，婚姻的失和与不稳定是这一代人才出现的新鲜事。于是，卡勒回去查看了50年前搜集的口述历史。她发现， 那些90年代受访群体的祖辈和曾祖辈，同样把自己的婚姻关系形容得大不如他们的祖辈时代。“创造一个到处都是美满婚姻的过去”，卡勒总结道，是人们对当今生活的其他方面表达不满的一种方式。
随着研究更加深入，在咨询了世界各地研究家庭生活的同行后，我开始相信，当下关于已婚生活和单身生活的转变其实是史无前例的。对于任何特定的婚姻实践或行为而言，也许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但对于婚姻在社会中的整体位置及夫妻之间的关系而言，过去从没有出现过像今天这样的现象，即便乍看之下它们可能很相似。
婚姻的形态、价值和模式，确实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几乎每个地方的人们都担心婚姻正处于危机中。但有意思的是，我发现不同地方的人们对于“婚姻危机”所指为何，有着相当迥异的认知。在美国，政策制定者为数量过多的非婚生育儿童而忧虑。相反，德国和日本的许多规划师更感兴趣的是提高出生人口的总数，而不管抚养孩子成长的家庭是什么形态。日本人口专家相信，除非出生率有所提高，日本的人口到2050年将减少近三分之一。因此，当美国的联邦政策鼓励人们在年轻人中推行完全禁欲的性教育课程，媒体鼓动青少年做“贞洁宣誓”(virginity pledges) 时，日本专家则在惋惜按小时计费的“情人旅馆” 生意下滑。
联合国在21世纪初组织了一场运动，呼吁推迟阿富汗、印度和非洲地区的结婚年龄——当地女孩经常在十二三岁时便出嫁，这往往导致不堪设想的健康后果。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举办了一项大型活动，旨在说服人们早些结婚。在西班牙，25岁至29岁的女性超过50%是单身，经济规划师担心这对于本国的出生率和未来发展而言并不是好兆头。尽管如此，在捷克共和国，研究人员乐见单身一族的增多，希望这能使离婚率减少50%。
不同地区将各自的婚姻危机归咎于不同的成因。在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政府批评女方家庭索取太高的彩礼，以至于年轻男性即便想结婚也不可能如愿。但是在意大利，时事评论员则担忧选择不婚的“妈宝男”（mamas”boys）的增长。他们是一群受过教育、工作待遇优厚、年龄二三十岁的男性，住在父母家中，一直由母亲为其烹煮清扫，购置用品。超过三分之一的年龄在30岁至35岁的单身意大利男性和父母一起生活。
审视这种种忧虑背后潜藏的历史潮流，我开始辨别出所有这些眼花缭乱的差异之下的共同主题。不论何处，婚姻都在变得越发可有可无、不堪一击。不论何处，婚姻与生儿育女之间那曾经顺理成章的关联都正在淡去。不论何处，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都处于剧烈且有时带着 痛苦的变动之中。事实上，我意识到，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在过去30年中的变化，比在过去3000年中的变化还要大。我开始怀疑，相似的变动也发生在婚姻的角色中。
我试图理解这种变动的起源和本质，这促使我更加深入地探究过去，其程度远远超出了原本的预计。在这个过程中，我不得不改变了自己过去关于婚姻史的许多观念。比如说，和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一样，我曾经以为那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婚姻，是一种在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偶然现象。
确实，20世纪50年代的婚姻在很多方面来看都是特殊现象。在那之前，只靠家庭中一个人挣钱养家的现象是罕见的。几千年来，绝大部分妇女儿童与男性共同承担起了养家糊口的任务。妻子“带培根回家”的情形并不罕见，至少也可以把猪养大杀掉，拿到市场上去卖。然而，在50年代的北美和西欧，男性负责赚钱，女性负责持家的婚姻形式第一次成为主流。同样首次在50年代出现的还有一种文化上的共识：人人都应该结婚，而且应该趁年轻时结婚。几百年来，欧洲人的结婚率比50年代要低得多，成婚的年龄也相对要晚得多。50年代的婴儿潮同样也与过去背道而驰，因为在之前的100年中，西欧和北美的出生率一直是持续下跌的。
随着我的研究进行下去，我逐渐相信，50年代的奥兹和哈里特之家不仅仅是一次战后的反常现象。相反，它是一种发展了150多年的新型婚姻体系的顶点。我现在认为，从18世纪后期直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婚姻的理想范式与行为模式的发展有其基本的延续 性。在18世纪，人们开始认同一种激进的新观念，认为爱情应该是婚姻最根本的动机，而年轻人应当以爱情为基础自由地选择结婚对象。爱情为本的婚姻在19世纪的浪漫化，以及在20世纪的情欲化，都是这种崭新的婚姻方式在演变过程中的合理步骤。
直到18世纪后期，全世界大部分社会都将婚姻看作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因此不能完全由两个当事人自由做主，尤其是当他们的决定是基于爱情这样不理智又转瞬即逝的事物的时候。我越是了解古代的婚姻历史，就越意识到在启蒙运动期间的西欧和北美，曾发生过怎样一场巨大的婚姻革命。
这使我有了另外一个惊人的发现：在这个革命性的新型婚姻体系萌生之初，它就已经显露出了不稳定的征兆，这种不稳定性将在20世纪末使它病入膏肓。结婚的主要原因应当是爱情，基本目标应当是相伴相守。该观点一被提出，当时的观察者们便警告，这种价值观助长了人 们对于婚姻关系的满足感，同时也具有潜在的削弱婚姻制度稳定性的倾向。那些使婚姻成为一种如此独特而宝贵的人际关系的特性，也将使它变得可有可无、不堪一击。
关于自由恋爱的危险性，怀疑论者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自由恋爱在18世纪后期出现，与此同时，一场针对社会及私人生活的所有传统组织方式的危机正在爆发。在接下来的150年里，社会努力在两种目标中取得平衡：一种是在婚姻中找到幸福，另一种是当婚姻不能满足人们对爱情的期望时，保留那些防止人们逃离婚姻的束缚。爱情为本的婚姻从18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的这段历史，包含了一连串的危机。人们突破了阻碍他们追寻婚姻圆满的藩篱，然后当婚姻制度看似陷入危机时，又后退或是被迫回到原地。
爱情为本的婚姻体系为何如此不稳定？我们又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要理解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在绝大部分历史中，婚姻首先并不是为了个人需要、男女之欲和后代繁衍。婚姻既与寻找终身伴侣、养育心爱的子女有关，也与获得优秀的姻亲、增加家庭的劳动力有关。
婚姻呼应着一个更大群体的需求。它将陌生人转变为亲属，通过创造出广泛的姻亲网络，把合作关系拓展到直系亲属或小群体之外。
随着文明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以及阶层的分化，婚姻在姻亲的获取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改变了。婚姻成了一种途径，精英阶层借此可以储存或积累资源，将不相关的个体或甚至“私生”的家庭成员拒之门外。 有权有势的家族通过策略性地嫁娶子女来达到巩固财富、整合资源、缔造政治同盟、达成和约的目的。上流社会的男子和女子结婚，会交换嫁妆、彩礼或者礼物，使得这桩婚姻成了新人的父母和其他亲属的一场重要经济投资。在欧洲，从中世纪早期到 18世纪，妻子在结婚时带来的嫁妆，往往是一个男人所能获得的最大一笔现金、物品或土地收入。找一个丈夫通常是一个女人在经济前途上所能做出的最重要的投资。即便是在下层阶级，婚姻也是一种经济和政治上的交易，尽管规模要小得多。平民百姓关心的问题更为直接：“我能够和一个田地跟我家挨着的人结婚吗？”“这门亲事是会帮助我们家呢，还是会拖后腿？”
此外，农场或生意不能只有一个人经营，所以未来伴侣的技能、资源和工具至少与个性和魅力一样重要。在那些年代，双方各自有一份职业的婚姻很少见。大部分人和伴侣一起经营一份靠一个人无法支撑的事业。
当然，千百年来人们总是坠入爱河，有时甚至爱上自己的亲属。但婚姻从根本上说与爱情无关。作为一项经济和政治制度，婚姻实在太重要了，因此不能仅仅以爱情这种不理智的东西为基础。
正因为婚姻作为合约而言至关重要，所以婚事才不能由两个当事人全权决定。亲属、邻居，其他局外人，譬如法官、神父或政府官员，通常都会参与到婚事的磋商中来。即便是两个人自己安排了婚姻的转接分合，那多半也是出于经济和政治利益考虑，而不是爱。
17世纪，欧洲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转变才开始削弱婚姻的旧功能，鼓励个体在私人感情的基础上选择伴侣，允许夫妻对外人干涉其生活的权利发起挑战。而直到18世纪后期，只有在西欧和北美，自由恋爱和为爱结婚的观念才作为一种文化理想获得胜利。
在19世纪，绝大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开始接受一种新观念：男主外，女主内。尽管如此，只有到了20 世纪中期，西欧和北美的多数家庭才能真正靠一个人的工资所得生活下去。
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并不像我们过去认为的那样，有多么新的发展。相反，它是一套循序渐进发展的关于个人生活和两性关系的理想的顶点，这套理想出现于18世纪末，逐渐成了西欧和北美的规范。这些理想让人们有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在婚姻中得到更多的个人满足感。但同时它们也造成了问题，给传统的社会组织方式带来了根本性的挑战。
如果婚姻是关于爱情和终生亲密的关系，当人们不能找到真爱时，到底为什么还要结婚呢？当爱和亲密消弭之后，还有什么能维系婚姻呢？假如婚姻是建立在夫妻感情而非男性权威的基础上，家庭秩序又该如何维持呢？
人们一旦种下了恋爱结婚和终生亲密关系的理想，就会开始要求离婚的权利了。人们一旦认同家庭应当满足孩子的需求，就开始发现对私生行为的法律惩戒是非人道的。一些人要求妇女享受平等权利，好让她们能够自力更生，而不必被迫进入无爱的婚姻。另一些人甚至力争同性婚姻合法化，理由是人们应该自由地追随自己的内心。
关于这些争议的危机在18世纪90年代出现，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又分别出现了一次。然后，在20世纪50年代，一切似乎都平静了下来。认同爱情与婚姻伴侣理想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并且他们并没有继续往下推演，得出危险的结论——无爱婚姻应当以离婚终结，或者真正的婚姻关系应当以男女平等为基础。
然而，即便人们开始确信他们终于建立了个人欲望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完美平衡，即便几乎整个北美和西欧最终都认可了这种婚姻模式，它仍然处在崩溃的边缘。当人们在20世纪50 年代和60年代初谈论婚姻的稳定性时，他们实际上是站在貌似平静的暴风眼中。
多年以来，历史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围绕这一话题争论不休：终生婚姻和丈夫负责养家的家庭为何会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解体？现在我相信，真正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一切会在20世纪70年代分崩离析，而是为什么它们没有在18世纪90年代，或者在19世纪90年代的又一场危机中，或者在20世纪20年代的骚动中瓦解。事实上，每一个当时的观察者都忧心于婚姻的“触礁”。这并不是因为过去的人们是更好的伴侣，或者更能够在寻求个人自我满足与社会稳定的需要之间取得平衡，而是因为，在大部分时候，人们还不能随心所欲地去追求爱情与个人生活的梦想。
本书解释了为何为爱结婚的婚姻带来的颠覆性影响在这么长时间之后才爆发，以及为何在爱情为本、丈夫养家的婚姻似乎无懈可击的时候，它却开始崩溃。最后几章描述了那场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间横扫婚姻与家庭生活的“完美风暴”，以及它如何永远地改变了婚姻在社会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为爱成婚：婚姻与爱情的前世今生》，[美]斯蒂芬妮·孔茨著，刘君宇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2月。(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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