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进程 始终伴随与疫病的斗争
在人类从古至今的文明发展过程中，传染病的阴影从未彻底远离过人群。从中世纪夺走千万人性命的黑死病（鼠疫），到20世纪初期的西班牙大流感；从几乎灭绝了美洲印第安人的天花，到阻挡了拿破仑远征的斑疹伤寒——这些看不见的可怕敌人，在重创人类的同时，也在极大影响着历史走向。
随着现代科技与医学的进步，人类在与这些敌人的战斗中已经取得了无数场胜利，但新的挑战从未消失。了解它们的历史，也是了解我们的历史中重要的一环。
早在公元7世纪左右，疫病已为阿拉伯半岛所熟悉。在先知关于如何应对瘟疫的亲口训诫中，关键句子可以翻译如下—— “当你知道某地有疫病，就不要去那儿；但如果它就发生于你所在的地区，也不要离开。”
《瘟疫与人》
古代南方，蛮夷烟瘴
《瘟疫与人》的作者约翰·麦克尼尔（1917～2016）是著名的世界史学家，全球史学派重要代表人物。1963年，他凭《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一书一举成名，直到今天依然是长盛不衰的世界史经典著作。
这本《瘟疫与人》最初出版于上世纪70年代，聚焦瘟疫对全球人类发展的影响，麦克尼尔用大量的史料为我们呈现了从远古的人类祖先到现代人，疫病是如何像幽灵一般始终伴随、影响着人类的迁徙、繁衍与风俗文化的变化发展。
《瘟疫与人》一书告诉我们，人类跨地区迁徙、灌溉农业的出现、城市的兴起以及商队与商船的活动、战争、朝圣等行为都伴随着瘟疫从一个疾病圈向另一个疾病圈的传播，而瘟疫也深刻影响着人类的人口发展与新定居地的开拓。
为什么我国古代南方常常被称作蛮夷烟瘴之地，成为贬谪官员流放犯人的选择？麦克尼尔给了我们一种解释：拓荒的中国人在往南方更肥沃的农业地区迁移的同时，也在攀爬异常陡峻的“疫病阶梯”。越往南，疟疾、血吸虫、登革热等瘟疫就越盛行，繁衍发展的难度就越大。
一些民族的文化习俗也有不少是在对抗疫病的过程中形成的，比如在土拨鼠出没的大草原上，游牧部落自有一套习俗以应对感染鼠疫的危险。像是土拨鼠只能射杀，设陷阱则是禁忌；如果看出哪个土拨鼠群落显出生病的迹象，人们就要拆掉帐篷远走他乡以躲避厄运。虽然这类习俗带有神秘色彩，但从流行病学的角度看也有其合理性。
共容共存，相互适应
在《瘟疫与人》中，麦克尼尔指出，寄生物跟其他生物一样，是生态链当中的一环，会层层影响到其他物种。其他物种（比如人类）数量增减也会影响寄生物的生存，这点并不奇怪。出人意料的是，寄生物还会反过来调控其他物种的数量，将人口控制在一个“适宜”的区间内。
譬如，很多生活在非洲的寄生蠕虫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策略：它们既不引起宿主的免疫反应，也不致死。也就是说，患者体内不会形成抗体，每一次感染，都要经历和第一次感染相似的病程。
因此，每当人口增多，受感染的概率便会增加，疫病症状会妨碍患者进食和生育，相对温和地削减了人口；而当人口减少，较低的人口密度自然会让寄生物不容易感染新宿主，疫病发病率降低，人口又慢慢回升。
多少世代以来，人类和寄生物经历了长期的相互调适，或许并不是为了在战役中拼得你死我活，而是在寻找双方“共容共存的相互适应模式”。但环境的变化、人类的活动，包括观念和制度的改变，都可能冲击短暂适应的模式，随之改写人类历史。
到现代，随着科学快速发展、医学技术突飞猛进再加上全球的通力合作，人类与微寄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978年天花病毒的灭绝是全世界第一次通过人工干预消灭了对人类威胁如此之大的疾病，现在，人类向脊髓灰质炎发起了最后的总攻，且胜利在即。
但麦克尼尔说：“技术和知识，尽管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大部分疫病经历，但就本质上看，仍然没有也从来不会，把人类从其自始至终所处的生态龛中解脱出来。”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是难以改变的，瘟疫与人的故事，还将继续。
“动物的驯化意味着人类的粮食越来越多，因而也就意味着人口越来越稠密。因此带来的粮食剩余和利用畜力运输剩余粮食，成了定居的、行政上集中统一的、社会等级分明的、经济上复杂的、技术上富有革新精神之社会所发展的先决条件。”
《枪炮，病菌与钢铁》
驯化是个超级关键词
本书作者贾雷德·戴蒙德是演化生物学家和生物地理学家。他曾在新几内亚和西南太平洋岛屿上观鸟并作研究。看鸟之余，他也和当地的土著交上了朋友。
某日，一位名叫耶利的土著问他：“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把它运送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
戴蒙德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回答的问题。25年后，他写出《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 试图给耶利、给所有对此问题有共鸣的读者们一个答复——为什么现代社会中的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是以今天这种面貌呈现，而非其他形式？各族群间的生活差异为何如此之大？
通读此书，我的感受是，“驯化”是个超级关键词。对动植物的驯化，让某些地区率先步入农业时代，继而一步步决定了不同文明的命运。
比如古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新月沃地（中东两河流域及附近一带的肥沃土地）拥有32种野生禾本科植物（小麦、豆类等），东亚有6种（稻、黍、豆，即水稻、小米和豆类），南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4种，澳大利亚只有2种。
从作者所划的主线来看，粮食生产是从原始狩猎社会发展出来的一个巨大进步，它是枪炮、病菌和钢铁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
另一方面，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是对农业生产率的重要促进，大型哺乳动物提供了劳动力、蛋白质来源。而战马的出现，在冷兵器时代的重要性与现代的坦克可以比肩。
更重要的是：大型哺乳动物也是各种致命病菌的重要来源之一（即便是现代，这样的例子也很多，比如艾滋病病毒、艾博拉病毒、禽流感等等，都是从动物身上传播出来的）。所以，越早开始驯化动物的人类族群，也就越早开始让自己的免疫系统接受相关的“磨炼”。
美洲为何缺少家畜？
在这本书中，作者也引用了那个著名的历史悲剧——西班牙人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征服。几百人的队伍居然战胜了几百万人口的阿兹特克帝国，除了美洲土著们没有强大的武器之外，西班牙人带来的病菌大流行才是真正的打击：到1618年时，墨西哥大陆的人口从2000万骤减至160万，据统计，95%的原住民死于白人带来的天花、麻疹和流感。
戴蒙德写道：“过去战争中的胜利者并不总是那些拥有最优秀的将军和最精良武器的军队，而常常不过是那些携带可以传染给敌人最肮脏的病菌的一方。”
欧洲农业历史悠久，家畜众多，在几千年来与病菌的频繁接触中已经形成适应性。相对而言，印第安人则缺乏圈养家畜的经历，很少遭遇此类病菌，也就全然没有免疫力，所以在病菌面前溃不成军。
说到这里，那么美洲印第安人为什么缺乏圈养家畜的经历呢？答案有些令人感慨：古代人类去美洲去得太晚了——因为气候的原因，美洲原住民直到1万多年前才跨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那时的他们已经具备了熟练的狩猎技巧，同时，美洲原生、适于驯化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完全不具备对付这些人类的生存技巧，就像澳大利亚曾经拥有的大型哺乳动物一样，不知道躲避，因此很快被狩猎殆尽……
而欧洲、亚洲和非洲的野生动物，则是在与远古人类的狩猎和逃命斗争中“与时俱进”活下来的，所以它们在对付人类方面养成了适于生存的习性，从而活到了人类有意识发展畜牧业的时期，也因此带给了人类足够的病毒和细菌。（文/尼尼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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