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贝之死：浮石大雨下的受难者与毁灭之城

自18 世纪得到发掘以来，庞贝是如今世界上最著名的考古遗址之一，每年有 200 多万人参观。这是一座意大利的地方性城市，视野所及不超过维苏威火山，但它同时也是一个从西班牙到叙利亚的庞大帝国的一部分，具有其他帝国常常拥有的全部文化与宗教的多样性。这个小小的城镇社区不比一个村庄或者一所小型大学的学生会规模更大。尽管如此，它还是远比我们想象中有更强大的影响力，对罗马历史上的诸多重大事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英国著名古典学家、剑桥大学古典学教授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 在其著作《 庞贝：一座罗马城市的生与死》中像一位导游一样，带领我们参观了这座在罗马帝国早期被维苏威火山灰冻结在了时空中的城市。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节选。

[英] 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 著，熊宸译，王晨校，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

公元79年8月25日凌晨时分，庞贝城的浮石大雨终于缓和下来。这似乎是个出城寻条生路的好时机。在浮石倾盆而下、来势最猛的时候，有20多个逃难者靠躲在城墙里才逃过一劫。他们现在组成一支稀稀拉拉的队伍，打算碰碰运气从几座东城门中的一座出城，希望能够逃离火山喷发的覆盖范围。

几个小时以前实际上已经有人尝试过这条路线。一对夫妇在逃跑途中只带了一把小小的钥匙和一盏青铜油灯。无论这把钥匙能打开哪把锁房屋的、寓所的、箱子的抑或保险柜的，他们大概还是指望有一天能回到它们旁边。这盏青铜油灯在黑暗长夜和沙尘碎石中显然没什么用。不过，它在当时可是个昂贵又时髦的玩意儿，外形是一个非洲黑人的头像——我们接下来在庞贝城中还会经常碰到这样的（令我们）略微感到不适的创造力形式。但这对夫妇没能成功逃离。1907年，人们在这对夫妇倒下的地方发现了他们，就在城外这条路两边的宏伟大墓中的一座附近，他们和许多人一样，被浮石掩盖。事实上，他们倒下的地方毗邻一座纪念一位名为埃斯奎利娅·波拉（Aesquillia Polla）的女人的豪华墓冢，她是努米利乌斯 赫伦尼乌斯 凯尔苏斯（Numerius Herennius Celsus）的妻子。大约50年前，年仅22岁的她就已去世了（我们仍能在石碑上识读这个信息），无疑还不到她那富豪丈夫年纪的一半。凯尔苏斯出身于庞贝城里最显赫的家族之一，曾在罗马军队里担任长官，并两度当选为庞贝城地方政府的最高长官。

人头形（或人脚形）的小灯在公元 1 世纪非常流行。灯油从他额头上的小洞注入，火焰就会在他嘴里燃烧。即便算上花瓣状的把手，整支灯也只有12 厘米长。

这支队伍决定冒险向同一方向逃离，这时浮石已经垒起几英尺高了。他们行进得缓慢而艰难。这批逃难者大多数都是年轻人，许多人什么也没带，或许是因为没什么可带的，也可能是因为来不及去取他们的贵重物品。有一个男人为了防身给自己配备了短剑，套着讲究的剑鞘（他身边还有一副剑鞘，不过是空的，剑可能弄丢了或者被借给了别人）。队伍中的几个妇女带了不少东西。其中一个带了一个坐在宝座上的命运女神（Fortuna）的银质小雕像，以及一把金银指环其中一枚用链子拴了个小巧的银质阳具，可能是一个护身符（我们在接下来还会经常见到这种物件）。其他人也都有各自珍藏的小玩意儿：一个布袋中塞着一个银质的医药箱、一具雕像的小巧底座（不过雕像遗失了）和几把钥匙；一个木质珠宝盒中装着项链、耳环、银汤匙和更多的钥匙。他们也带了各自能带的现金。有些人只带了些零碎小钱，有些人却带了自己家中的全部积蓄，或是店铺收入。但这些其实也都不多。总之，整支队伍携带的钱财加起来可能也就有500塞斯特斯这在庞贝大概只够买头骡子。

这支队伍中的一些人比前面那对夫妇走得更远一些。差不多有15人到达了下一个大墓冢，这是马库斯·奥贝留斯·菲尔慕斯（Marcus Obellius Firmus）的墓，位于道路前方约20米处。正是在这里，这群人被我们今天所谓的维苏威“火山碎屑涌浪”（pyroclastic surge）——这是一股高速移动的混合着各种气体、火山灰和熔岩的致命燃烧物，所经之处无物生还——击倒。尸体被发现时，上面散落着一些树枝，有些人手里甚至还紧紧攥着这些树枝。也许手脚灵活些的人攀上了墓旁的大树，在绝望中试图自救；不过更有可能的情形是，那股涌浪不仅将逃难者置于死地，而且让大树倒在他们身上。

菲尔慕斯的墓冢却走运得多。他也曾是庞贝的一名显贵，数十年前就已去世，人们甚至都已经用他的墓碑两侧来做当地的留言板了。我们至今还能在那上面看到一些角斗士表演的广告，以及闲汉在碑侧留下的涂鸦：“以撒（Issa）你好，哈比图斯（Habitus）留”“欧卡苏斯（Occasus）你好，斯盖普希尼阿努斯（Scepsinianus）留”，诸如此类（哈比图斯的朋友们于是用一副巨大的阴茎和睾丸来回复他，并留言“哈比图斯你好，你五湖四海的朋友们留”）。再往上，菲尔慕斯正式的墓志铭表示，他的葬礼是当地议会出资筹办的，花费了5000塞斯特斯其他地方官员还另外筹集了1000塞斯特斯的香火钱，并制作了“一枚盾牌”（可能是一面带肖像的盾牌，这是典型的罗马式纪念品）。换言之，这场葬礼的花销远比这群逃难者为了逃命所携带资金总和的10倍还要多。由此可见庞贝城里的居民有贫有富。

我们还能追溯许多其他试图逃难的故事。人们在各浮石层中总共发现了400多具尸体，而在如今已经固化的火山碎屑熔流中还有近700具19世纪时人们发明了一种高明的技术，能使其中的许多死亡瞬间生动再现，人们将石膏填充进肉体和衣物分解后留下的空间，于是撩起的短袍、蒙住的面庞以及受难者绝望的面容都得以一一重现。城市广场旁的一条街道上有一支4人组成的队伍，可能是试图逃难的一家人。（石膏模型表明，）走在最前面的父亲是个魁梧的男人，眉毛粗大而浓密。他用斗篷遮住自己的头，抵挡那些坠落的火山灰和岩屑，他还随身携带了一些金首饰（一枚普通指环和几只耳环）、几把钥匙以及约400塞斯特斯，这次的现金数量还算过得去。两个年幼的女儿紧跟着他，母亲则走在最后面。她束起裙衫以便行走，并在一个小袋子中装了更多的家中的贵重物品：传家宝（几把汤匙、一对高脚杯、雕着命运女神像的圆形饰物和一面镜子）和一个矮胖的小男孩雕像，他裹着斗篷，斗篷下还露着一对光着的脚。这个雕像做工粗糙，但是用琥珀雕成的，想必是跨越了几百公里，才从波罗的海地区最近的产地运至此地；其价值可想而知。

根据受难者的尸体制成的石膏模型始终提醒着我们他们是人，是和我们一样的人。这具以手掩面的临终男性的模型尤其令人难忘，人们出于安保的目的将其放在遗址的储藏室里。如今看来，他更像在为自己的囚禁而哀叹。

也许是某人的珍贵物品？这个矮胖的小雕像由波罗的海地区出产的红琥珀雕制而成，人们在一位未能逃生的逃难者身上找到了它。雕像只有8 厘米高，可能是罗马拟剧中的某个定型角色，这项娱乐活动在庞贝十分流行。

其他发现讲述了其他的故事。一位医师在逃跑时紧紧攥着自己的工具箱，当他穿过露天竞技场旁边的训练场（palaestra，即一大片开阔的空地或训练场地），试图奔向南边的一座城门时，不幸毙命于那股致命的涌浪；市中心一所豪宅的花园里发现的那个奴隶因为脚踝上的铁箍而行动受限；一个伊西斯女神的祭司（也可能是神庙里的佣人）打包带走了神庙里值钱的东西逃命，还没跑开50米就命丧黄泉了。当然，还有那位被发现死在角斗士营房的一个房间里的珠光宝气的贵妇。在许多报道中，这一幕经常被当作展现罗马上层妇女偏好角斗士强健体魄的绝佳例证。表面看来，这一幕是其中一个女人在错误的时机和错误的地点被逮了个正着，让通奸丑闻暴露于历史的检审之下。可实际的情形或许要清白得多。几乎可以肯定，这位妇女根本不是在约会，而是在逃离城市时路况变得过于艰险的情况下躲进了营房。毕竟，假如她的确是在和情夫幽会，那她就得和其他17个人以及几条狗共享这次约会——他们所有人（以及狗）的残骸都在这个小房间里。

在庞贝这座毁灭之城里， 死尸向来都是最令人震撼的景象，且极具吸引力。在18至19世纪的早期发掘工作中，尸骨可以当着前来参观的皇室成员与贵族的面恰巧被“发掘”出来。感情丰富的旅客看到这些遗骨总是思绪万千，这场灾难曾是何等残酷地折磨这些可怜的人啊，更不用提这整个感受在他们心中激起的对人类存在何其艰险和脆弱所做的更一般性的反思。英国诗人赫斯特·林奇·皮奥奇（Hester Lynch Piozzi）在嫁给一名意大利音乐教师之后随夫姓于1786年参观了一处遗址后，捕捉到（并顺带戏仿了一下）这种反应：“这幅景象会引发多么可怕的想法啊！如此场景无疑会在明日再次上演，这种确定性令人毛骨悚然；今日的旁观者，也许会成为下个世纪的旅客驻足观赏的景观，他们会把我们的尸骨错认为那不勒斯人的尸骨，或许还会将其带回他们的祖国。”

名流们参观庞贝时会要求为他们重现发掘过程。图中描绘的是1769 年奥地利皇帝视察一具尸骨，于是人们据此将这具尸骨所在的房间命名为“皇帝约瑟夫二世之家”。同行的那位妇女显然更加兴味盎然。

事实上，早期发掘工作中出土的最著名的一个物件，是一位女性的乳房的压印，18世纪70年代在城墙外不远处的一座大房屋（即所谓的迪奥梅德斯别墅［Villa of Diomedes］）里出土。在用石膏制作完整尸身模型的技术趋于成熟差不多一个世纪前，这类固体残骸使发掘者们得以看到死者、他们的衣服，甚至头发在冷却后的火山熔岩上留下的完整形态。其中唯一被成功提取出来并保存完好的一部分就是那位女性的一只乳房（的压印），邻近的博物馆一将其展出，很快就吸引来了许多游客。接着，它也成了泰奥菲尔·戈蒂耶（Theophile Gautier）一篇著名短篇小说《阿里亚·玛塞拉》（1852）的灵感来源。它讲述了一位年轻的法国人返回古城寻找（或者重塑）梦中情人的故事，自从在博物馆里见到了这只乳房的压印，他就深深为之着迷，于是在时空穿梭、一厢情愿和幻想的共同作用下，他找到了他的梦中情人，也就是迪奥梅德斯别墅最后一批罗马主人中的一个。然而遗憾的是，尽管这个压印闻名遐迩，却凭空消失了，20世纪50年代的一次大型搜索行动也未能寻到任何蛛丝马迹。有观点认为，19世纪那些好奇心强的科学家在对它做一系列破坏性测试时导致它破碎了：可以说是尘归尘了。

庞贝死者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我们这个时代。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的诗歌《庞贝女孩》(“The Girl-Child of Pompei”）是借紧紧抓着自己母亲的一个女孩的石膏模型（“仿佛当午后的天空垂下黑幕，你多么想重新回到她的身体里”）反思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和一个佚名广岛女学生的命运，她们是人祸而非天灾的受难者（“上天赐予我们的灾难已然足够，在指尖摁下前，请你停下来想一想”）。在1953年上映的罗伯托·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的电影《意大利之旅》（Voyage to Italy）中（尽管票房惨淡，它还是被誉为“首部现代电影”），有两具模型还扮演了小角色。爱人们紧紧相拥，死后依旧情意绵绵，这些维苏威火山受难者令两位现代游客（英格丽·鲍曼［Ingrid Bergman］和乔治·桑德斯［George Sanders］饰演，当时鲍曼与罗西里尼还处于一段坎坷的婚姻之中）极度不安，提醒了他们彼此的关系已经变得多么疏远和了无生气。不过，以这种方式保存下来的并非只有人类受难者。其中最著名且令人动容的，是一个富裕的漂洗工（洗衣工兼布工）家的一只看门狗的模型，它被拴在原地，临死还在拼命地挣脱锁链。

这些模型必定由于人们的窥淫癖、怜悯和残忍的猎奇欲望而显得更有吸引力。就连最务实的考古学家也极力渲染他们临死前的痛苦挣扎，抑或火山岩流对人类肉体造成的破坏（“他们的大脑会沸腾……”）。有些模型仍在其发掘之地附近展出，它们会对前来这些遗址参观的游客产生一种效应，类似于“埃及木乃伊效应”：小孩将鼻子凑近玻璃橱窗，发出惊恐的尖叫，而大人则躲在相机后尽管如此，他们对这些尸骨怀有一种同样冷酷的迷恋，这一点终归难以掩饰。

但在这其中并非只有残忍的一面。无论这些受难者是否被石膏完整重塑，他们之所以如此令人震撼，也是因为他们能让我们觉得可以借此与古代世界直接接触，能让我们从中重构人类的故事，重构跨越千年我们仍能感同身受的有血有肉的人做出的选择、决定和怀抱的希望。即使不是考古学家，我们也不难想象，仅仅携带着少数家当背井离乡会是怎样的光景。对于那位带着工具逃难的医生，我们深表同情，甚至能体会到那些带不走的东西留给他的遗憾。我们也能理解那些在上路前怀着乐观情绪把大门钥匙塞进口袋的人们，虽然最终希望落空。当我们知道那个丑陋的小琥珀雕像也被珍爱它的主人在永远离开家门前塞进行囊时，甚至这尊雕像也承载了特别的意义。

现代科学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个人的故事。与前人相比，我们能从这些现存的尸骨中提取出各种更丰富的个人信息：例如，我们能通过童年疾病和断骨的迹象相对容易地测量出人群的身高与身材（古代庞贝人比现代那不勒斯人稍微高一点，几无差别），DNA和其他生物技术甚至可以开始被用来分析家庭关系与种族源流。一些考古学家可能在使用这些证据时过分发挥，例如，声称某个少年的骨骼生长特征表明，他在不长的一生中大半辈子都是个渔夫，而他口腔中右半边牙齿的磨损则是因为咬鱼线所致。不过除此之外，大多数推断还是有更坚实的凭证的。

例如，人们在一座大房屋的两间里屋里发现了12具尸体，据推测可能是房主人和他的家人及奴隶的。在这6个小孩与6个成人中，有一个将近20岁的女孩去世时还怀有9个月的身孕，胎儿的尸骨尚在腹中。可能正是因为产期将近，他们才选择躲在房子内，以期出现转机，而没有冒险仓皇出逃。自从这些尸骨在1975年被发现以来，人们并没有悉心予以保存。（近来一位科学家报道，“［其中一个头骨］下颌上的前臼齿被错误地补进了上颌中间门牙的空缺处”，但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古代牙医的昏庸，只能证明现代修复工作做得很粗糙。）虽则如此，把现有的各条线索——受难者的相对年龄、年轻孕妇身上的珍贵珠宝，以及她和一个9岁男孩同样患有轻微的遗传性脊柱疾病拼凑起来，我们就能开始建构在这座房屋里生活的这个家庭的图景。年迈的夫妇很有可能是这座房屋的主人，丈夫60多岁，而50岁左右的妻子骸骨上有关节炎留下的明显迹象，他们应该是年轻孕妇的父母或者祖父母。从穿戴珠宝的数量推测，我们可以确定该孕妇并非奴隶，而从其患有的脊柱问题来看，她与这个家族有血缘关系，而非嫁进来的媳妇那个9岁的男孩就是她弟弟。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她和丈夫要么是和这家人住在一起，要么是为了生孩子而搬回娘家，或者干脆是碰巧在这个灾难日来访。她丈夫大概20多岁，尸骨的情况表明他的脑袋明显畸形且病态地向右偏斜。其他成人中有一个60多岁的老人和一个30岁上下的女人，既可能是亲属，也可能是奴隶。

无论他们的牙齿是否被重新粘上，对其加以仔细观察都会发现更多的细节。他们大多数牙釉质上有环状凹陷，这是由于童年时期感染病反复发作所导致的这很好地提醒了我们古代罗马婴儿的生存状况非常危险，半数都会在10岁之前死去。（不过好在一旦撑过了10岁，就有希望再活40年，或者更久。）他们有非常明显的蛀牙，尽管仍然低于现代西方平均蛀牙程度，但已经足够表明他们的日常饮食中包含大量糖分和淀粉。在成年人中，只有年轻孕妇的丈夫没有蛀牙。但是根据牙齿状况判断，他有氟化物中毒的迹象，可能是因为他是在庞贝城外某个天然氟化物超标的地方长大的。最令人震惊的是，包括孩子在内的每一具尸骨都有大块的牙垢，其中一些有几毫米长。原因显而易见。尽管那时可能已经有牙签，甚至出现了用来光洁和美白牙齿的某种巧妙的混合制剂（在一本关于药理配方的著作中，皇帝克劳狄乌斯［Claudius］的私人医生记录了一种据说让皇后梅萨利娜［Messalina］露出了甜美笑容的混合物：配方里有烧制的鹿角、松香与岩盐），但这个时代还没有牙刷。当时的庞贝必定是个口气弥漫的城市。

即将临盆的女人、拴在原地的狗，以及要命的口臭……这些令人难忘的景象记录着一座罗马城市的普通日常生活突然被中途打断。这样的景象还有很多：烤炉里的面包还在烘烤着就被遗弃了；一群画师在重新装饰一个房间时夺路而逃，把颜料罐和一满桶新鲜灰泥落在了高高的脚手架上当火山爆发时，脚手架坍塌，桶里的灰泥刚好溅落在整洁的墙壁上，形成一层厚厚的外皮，至今仍然清晰可见。可剥开表层，你会发现庞贝的故事远比想象中复杂，且更加引人入胜。在许多方面，庞贝并不仅仅等同于古代的“玛丽·塞勒斯特”号（Marie Céleste），当这艘19世纪的航船被神秘地遗弃时，煮鸡蛋（据说）都还留在早餐桌上。庞贝并不只是一个在中流被冰冻的罗马城市。

首先，如果不是在灾难发生的几天前，庞贝居民就是在几小时前已经看到了某些征兆。我们如今唯一拥有的一份目击证词，是25年后小普林尼写给历史学家塔西佗的几封书信。灾难降临时小普林尼正在那不勒斯湾附近。小普林尼在信中表明，即便维苏威火山口出现“雪松状”的乌云后，也仍有一丝逃离的生机，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掺杂了想象的事后之明。小普林尼的叔叔是最著名的受难者之一，夺走他生命的是哮喘病和科学家的好奇心，他勇敢地，或者说愚蠢地决定要近距离观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现在的考古学家认为，如果在最终灾难爆发的数天或者数月前就已经出现了一系列轻微震颤和小型地震，那么应该也会警醒人们撤离此地。毕竟庞贝并不是唯一受到威胁并最终被吞噬的城市，包括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和斯塔比亚（Stabiae）在内的维苏威以南大片地带都是灾区。

根据城中尸体的数量可以确定，的确有许多人离开了。约有1100具尸体重见天日。城市还有尚未发掘的部分（庞贝古城有四分之一的部分尚未勘察），我们必须为这部分埋藏的尸体留有余地，还要考虑到在早期发掘中遗失的人体残骸（孩子的尸骨容易被误认为动物尸骨而被扔掉）。即便如此，要说有2000多名居民在这场灾难中丢了性命，似乎也不太可能。据估计，这里的人口总量在6400人到3万人之间，这取决于我们所设想的人口居住的密度或者我们所选择的现代参照物，但无论总人口有多少，死者都只占其中一个较小或者非常小的比例。

在浮石大雨中逃窜的人群可能只带了些他们触手可及且方便携带的物件。时间更充裕的则带走了更多家当。我们必须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大群难民尽其所能地用驴子、货车和手推车载着大批家当涌出城市，而大部分人还是留下了。有些人做了错误的决定，他们将最珍贵的财产锁了起来，指望危机过去之后再回来。在我们于城内或附近的房子里找到的壮观珍藏比如，令人震惊的银器收藏中，其中一部分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被留下的。但就绝大部分而言，留给考古学家去发掘的还是一座居民们匆忙打包带走家当并离去之后的城市。这可能有助于解释庞贝城里的房屋里为何只有很少的家具、丝毫也不显得凌乱。这大概并不是因为1世纪时盛行某种现代派的极简主义审美风格。大多数主人都用货车载走了自己心爱的摆设。

这种匆忙的撤离或许也为我们在城内房屋里发现的一些古怪之处提供了解释。例如，如果一堆园艺工具出现在一个精致的餐厅里，那么这可能是因为——在我们看来则颇感意外——它们平时就放置在这个地方；同样有可能的是，在仓促逃离时，主人把家当归拢在了一起，看看决定要带走什么，于是铲子、锄头和脚手架就恰好被留在这儿了。尽管有些市民仍旧照常打理着日常营生，毫不怀疑第二天还会到来，但这毕竟不是一个处于正常状态的城市，而是一个众人奔逃的城市。

火山爆发后的数周或数月之中，许多幸存者也曾重归故里，寻找他们留下的东西，抑或从被掩埋的城市中抢救（或掠夺）那些可再度利用的资源，例如青铜、铅、大理石。此时看来，由于想要稍后将财宝取出来而将它们锁起来的做法可能并不是那么不明智。因为，庞贝许多地方都有清晰的迹象表明，曾有人穿过火山灰成功回到了这里。无论那是财宝的主人还是企图投机冒险的强盗或寻宝人，他们都凿通了通向豪宅的地道，在从一个被堵住的房间进入下一个时，墙壁上有时会留下凿洞的痕迹。19世纪的发掘者挖出了一座几乎空无一物的大房屋，人们可以从大门上刻着的两个单词一窥他们当时的活动：“此屋已凿”。这基本不可能是房主人留下的文字，因此有可能是一个掠宝者留给同伙的信息，告诉他们这座房屋已经“搞定”。

我们对这伙凿洞人几乎一无所知（但这些用拉丁文写成的信息使用了希腊字母，这表明他们是双语者，属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罗马社群，我们在第1章中将详加讨论）。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实施劫掠的确切时间：庞贝废墟中发现了一些后灾难时期的罗马硬币，铸币日期大概在公元1世纪末到4世纪初。无论后来的罗马人在什么时候以及出于什么缘由决定向这座被掩埋的城市挖掘，都极其危险，他们可能是希望取回可观的家族财产，抑或带着劫掠来的财宝潜逃。这些地道必定十分危险，既昏暗又狭窄，如果从一些墙洞的大小来判断，有些地方只有孩子才能通过。即便是在那些稍微好走一些的地方，在那些没有被火山灰填满的地区，墙壁和天花板也都有随时坍塌的危险。

讽刺的是，在迄今发现的尸骨中，几乎可以肯定其中有一些不是火山爆发的受害者，而是在灾难发生之后的数月、数年甚至几个世纪之中冒险回到这座城市的人。例如，在“米南德之家”（House of the Menander）——该房子的现代名称，由在其中找到的一幅希腊戏剧家米南德的画像得名——的花园庭院旁的一个漂亮房间里发现了一组三人尸骨，包括两个大人和一个孩子，身上还有一把铁锹和锄头。某些考古学家认为，这些人是里面的住民，可能是奴隶，在房子快被火山灰吞没时试图夺路逃离房屋，途中命丧黄泉。也有人想象这是一群掠宝者，在试图凿出一条进入房屋的通道时，可能由于通道过于脆弱而坍塌致死。会是哪一种情形呢？

有关这座陷入混乱的城市的图景由于更早之前的一场天灾而变得更加复杂。在维苏威火山爆发的17年前，即公元62年，庞贝就已经受到了一场地震的严重破坏。根据史家塔西佗的记载，“大半个庞贝城毁于一旦”。几乎可以肯定，庞贝银行家卢基乌斯·卡伊基利乌斯·尤昆都斯（Lucius Caecilius Jucundus）家中发现的那对雕刻饰板描绘的就是这一事件。图像表明主要有两片地区受灾较重：广场以及面向维苏威火山的北城门附近的那片地带。在其中一块饰板上，广场上的朱庇特、朱诺和密涅瓦三神庙严重向左倾斜；神庙两侧的骑士雕像仿佛活了过来，骑手要从坐骑上栽下来。而在另一块饰板上，面向火山的城门则不祥地向右倾斜，与其左侧的大型分水堡正在分离。这场灾难使我们对庞贝的历史提出了最难回答的问题。它对城市生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它让城市花了多长时间恢复正常？或者说，庞贝是否恢复过来了？有没有可能，庞贝人在公元79年仍然住在一片狼藉中，广场、神庙、浴场，更不用说那些私人住宅，或许都还尚未修葺？

一对雕刻饰板中的一块上面的浮雕，近 1 米长，描绘的是公元 62 年的地震。左边是广场上的朱庇特、朱诺和密涅瓦三神庙，摇摇欲坠。而右边是一场正在进行中的献祭活动。一头公牛正被抬上祭坛，而在这个场景的周边，点缀着各种献祭器具——一把刀、几只碗和盛放祭品的盘子。

人们对此做过大量猜想。有观点认为，一场社会革命在地震之后席卷了庞贝。许多贵族世家决定永远离开此地，在他乡安置家业。他们的离开不仅促使释奴和新兴富人崛起，而且也让庞贝的一些较漂亮的房子从此堕入“没落”之途，它们旋即成了漂洗坊、面包坊、酒馆或者其他工商业场所。事实上，在餐厅里找到的那些园艺工具本身可能就是这种改变的一个标志：一所高级住宅被新主人急剧拉低了档次，他们将其改为经营园艺生意的基地。

事实或许确实如此。我们或许还有其他理由认为，公元79年灾难降临时，这座城市的状态绝非“正常”。然而我们无法确定所有这些改变都是由地震直接引起的。毕竟在灾难来临之前，某些产业转型可能就已经开始了。几乎可以肯定，就算不是很多，其中一些也是遵循着财富、用途和声望的固有转变模式发生转变的，这在古往今来的任何城市都有迹可循。更不用说在现代考古学界流行着那种“官员阶层”的偏见，他们自信地将社会流动性和新兴富人阶层的崛起等同于发生了变革或衰落。

还有一种主流意见认为，公元79年的庞贝还没有完成其漫长的修复工程。从我们现有的考古证据来看，塔西佗声称“大半个庞贝城毁于一旦”，可能言过其实了。但是许多公共建筑的运营状况（例如，公元79年时只有一家公共浴场是完全正常运营的）以及我们将要看到的，火山爆发时大量私人住宅里都有装潢工匠表明，（地震带来的）损失不仅十分惨重，而且（在火山爆发时）状况尚未恢复正常。17年过去了，这座罗马城市里的大部分公共浴场始终未能恢复运营，几个主神庙仍然无法使用，私人住宅一片混乱，这说明要么是资金严重短缺，要么是社会机制的瘫痪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抑或二者兼有。当地议会在这近20年中到底为此做了些什么？袖手旁观而放任城市走向崩溃？

不过事实在这里也许同样并非它表面看起来的样子。我们能确定火山爆发时正在展开的修复工作都是针对那次地震产生的破坏的吗？当然，任何城市都几乎总有大量建筑工程在实施（从古至今，修复和建筑工作都是城市生活的核心部分），但抛开这个观点，还有一个问题使研究庞贝的考古学家产生激烈争执：地震是否只有这一场？一些人仍然坚信，公元62年的大地震是唯一一场具有毁灭性的地震，而且没错正是它让城市的修复工作步履维艰，直至多年以后仍未完成。但如今更多的人强调，当时必然还发生过一系列的震颤，它们曾持续数日甚至数月，最终导致火山爆发。火山学家深信不疑地告诉我们，这正是激烈的火山爆发的前兆，而且小普林尼也正是这样描述的：“在之前的几天里，大地时常震动。”如果按照这个思路，那么当时匆忙展开的装潢工作就更有可能是为了修缮新近的损毁，而并非是为了收拾17年前的烂摊子而展开的一项迟来的、不合时宜的工程了。

至于整个城市更普遍的状况，尤其是公共建筑的，后来那些掠宝行为在这里再次被证明是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一个因素。显然，公元79年时有些公共建筑已经化为废墟。有一座俯瞰大海的庞大神庙通常被认为是献给女神维纳斯的，至今仍是一片建筑工地，尽管看起来人们想要按照比原来那座更为恢宏的规模进行修复。其他一些地方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例如伊西斯神庙就一切照常，人们重建了它，用大量城里如今最著名的画作将其重新装饰了一番。

伊西斯神庙是早期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从年轻的莫扎特到《庞贝末日》（ The Last Days of Pompeii）的作者爱德华·布尔渥—利顿（ Edward Bulwer-Lytton），无数作者和音乐家都受到了它的启发。在这幅版画中，位于中央的是主神庙，左边是用围墙包围起来的一个小水池，其中所蓄之水用于伊西斯宗教仪式。

不过，相比之下，火山喷发时城市广场的情形要难解得多。有观点认为这就是个半废弃的残迹，几乎没有被修复过。若果真如此，那么这至少表明，委婉说来，公共生活已经不再是庞贝人生活的重心了。最糟糕的情形是，它标志着市政机制的全面崩溃，不过我们将会看到，这与城市里的其他证据并不完全相符。近来也有观点将矛头指向了火山爆发后归来的抢救队或掠宝者。这种观点认为，广场的大部分都已经得到修复，事实上得到了改进。可由于它近来刚刚被饰以昂贵的大理石砌面，于是在城市被火山灰掩埋之后，知情的当地人就立即掘地三尺，把它们从墙上劈了下来。这样一来，整个广场看起来仿佛尚未完工或者径直被荒弃了。当然，也有可能这些抢救者是奔着装饰广场的许多昂贵青铜塑像去的。

这类争论与歧见不断为考古学会议提供养料，成为学术争论和学生论文的素材。但无论这些问题最终被如何解决（如果解决了的话），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的”庞贝城并非像某些旅游指南或小册子上所介绍的那样，是一个“在时空中冻结”了的正在正常运转的罗马城市。它是一个远为扑朔迷离而又引人深思的地方。它陷入一片混乱，一切都被打断，人们从中撤离又回过头来劫掠，它承载了各种不同的历史痕迹（和疮疤），这正是本书所要讲述的故事，并构成了我们所谓的“庞贝悖论”：对于那里的古代生活，我们同时既知之甚多又一无所知。

的确，这座城市为我们所提供的真实人物及其生活的生动图景，远比罗马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多。我们在其中见到了倒霉的情侣（“织布工苏克凯苏斯［Successus］爱上了一个叫依瑞斯［Iris］的酒肆女郎，可她毫不领情”，一则潦草的涂鸦如是说）和不知羞耻的尿床人（“我尿在床上，搞得乱七八糟，我没有撒谎/但是啊，亲爱的主人，是因为你没有提供尿壶”，在一家寄宿客房的卧室墙面上，这则韵文如此自吹自擂）。我们可以追寻到庞贝孩童的足迹，其中既有蹒跚学步的幼儿，他们将几枚硬币戳进一座小房屋的主厅或中庭的新鲜灰泥里去，乐此不疲，至今还能在地面上看到70多处印痕（不经意间为我们测定这次装修的年代提供了绝佳的证据），也有在浴场门口闲得无聊的孩子，他们在够得着的地方随手画了些火柴人，或许是在等待还在洗浴的妈妈。更不用说那些铃声刺耳的马具、骇人的医疗器械、从煮蛋器到蛋糕模具的各种古怪厨具，以及那些令人不快的肠道寄生虫，人们在2000年后仍然能在一个厕所的边缘发现它们的痕迹。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我们重新捕捉到庞贝人生活中的景象、声音与感受。

我们如今妇科使用的扩张器与庞贝城里发现的这个古代版本令人吃惊地相似。尽管其中有些零件已经遗失了，但显然这个器具的“臂”是通过旋转 T 型把手来张开的。

尽管这类细节十分容易引起共鸣，可该城的全局图景和许多更基本的问题仍然完全令人困惑。我们面临着许多难题，除了城市人口总量，城市与海的关系同样令人费解。大家一致认同，海与庞贝城之间的距离在古代远比今天近得多（如今是2公里）。可现代地质学家还是无法测定到底近多少。尤其令人困惑的是，在紧挨着现代观光者进城的主要通道城市西大门的一段城墙上，有看起来明显是系船环的东西，仿佛大海波浪几乎直接就拍打着城市的这个角落。唯一的麻烦在于，人们在再往西的地方也发现了罗马建筑，那是朝向大海的方向，它们不太可能是建在水底的。最有可能的解释再次回到了那些持续不断的地震活动上来。在火山爆发前的几百年中，庞贝城的海岸线和海平面必然发生了大幅变化，而人们在邻近的赫库兰尼姆发现了这种变化的清晰痕迹。

海门附近的城墙上的这些环显然是用来系船的。几乎可以肯定，在这个城市被吞没前的几百年的历史中，海岸线发生过变化，这些系船环因此变得远离海水。

更出人意料的是，一些基本的日期也存在争议不仅是那场大地震的日期（有可能是公元62年，但也可能是63年），也包括火山爆发的日期。本书遵循的是传统记录，即公元79年8月24、25日，与小普林尼的记载一致。但也有证据表明灾难可能是在这一年更晚的时候发生的，在秋冬季节。首先，如果我们翻开小普林尼《书信集》（Letters）的各种中世纪手抄本，就会发现它们给出的火山爆发日期不尽相同（因为中世纪的抄写员几乎总是会抄错罗马日期和数字）。另外，城市废墟中残留着的数量惊人的秋季果蔬也证实了这一点，而许多遇难者似乎还穿着厚重的羊毛衣物，根本不是意大利炎热夏季的合适装束——但如果人们是为了穿越火山灰逃生才穿上这些衣服，那就不太能反映出季节和天气。更可靠的证据来自一枚罗马硬币，据其出土之处的情形来看，不太可能是掠宝者落在那里的。而专家判定这枚硬币的铸造时间最早也是公元79年的9月。

事实上，我们对庞贝城的了解既比想象中要多，又比我们所自认为的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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