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安全和社会正义 “全民基本收入”能提供的还有更多
21世纪前二十年的大致轮廓开始逐渐变得清晰。一段由信贷推动的扩张和金融失控的时期以突如其来的崩溃和前所未有的银行纾困告终了。公众以节衣缩食回应银行家的损失，这种紧缩消费削弱了市场复苏，从而导致了无休止的经济大衰退。与此同时，自动化和全球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互联网的兴起，使得第一世界的工资停滞不前，这导致了社会不稳定性的增加。精英们表现不错，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经济依旧有所增长，但那些主要位于发达国家的全球中产阶级感到越来越焦虑、不满和愤怒。几十年来工会权力的下降使这种趋势变得更糟。英国经历了和平时期历时最长的收入紧缩。面对时局，政治右翼打出了历史上最有效的牌之一——抨击移民——并取得了一系列成功，从英国退出欧盟到特朗普、欧尔班、博尔索纳罗再到萨尔维尼和“德国的选择”（AfD，德国新成立的政治团体，要求德国退出欧元区，2017年成为二战以来首个进入议会的右翼政党），右派的逐渐正常化甚至使得一个“准法西斯”政党在法国总统选举中获得了34%的选票。尽管如此，这种局面仍被称作是“中间派”赢家的胜利。
老实说，左翼迄今为止经历了一个相当糟糕的世纪。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关于选举失败的问题，从美国到英国，再到法国、德国、意大利、巴西等等，但这也是它未能拿出新的意识形态框架来适应新形势的结果。当前许多问题似乎还会继续恶化。1980年，美国收入较低的50%人口只拿走了社会全部收入的20%；到2014年，这一数字已降至12%。与此同时，最富有的1%的人所获得的却从总收入的12%变为20%。在许多国家都出现了这一变化。旧式的中间左派是经济权力分配的同谋，因此旧式中间左派的模式——更仁慈、更温和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看起来过时且无法解决当前的问题。如今自动化和全球化的许多趋势似乎会使现存的收入停滞和不平等问题变得更糟。你不必相信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工作的启示录，就能想见工作岗位将继续朝着机器做得更多而人类做得更少——往往不那么有趣的方向变化。这些变化的趋势重叠并复合，正如菲利普·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和扬尼克·范德堡特（Yannick Vanderborght）在《基本收入:自由社会和健全经济的激进建议》中所说，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许多力量改造的新世界：由计算机和互联网带来的破坏性技术革命；贸易、移民和通讯的全球化；全球需求的快速增长与自然资源日益减少和大气饱和所带来的限制形成了鲜明对比；传统保护机构的错位——从家庭到工会、国家垄断和福利国家；以及这些不同趋势的毁灭性的相互作用。
他们认为，危险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面临“引发激烈冲突和滋生新形式奴隶制”的风险。
自由、安全和社会正义
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为了回应右翼糟糕的旧观念——更多的民族主义、更多的边界、责怪移民、文化战争、贸易战和军事战争——左翼需要一些更好的新观念。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这一观念有潜力成为一整套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变革框架、改变游戏规则的解决方案。其基本的想法很简单，可以概括为安妮·洛瑞（Annie Lowrey）的优秀初级读本《给人们钱》。意为保证每个公民无条件地享有终身定期钱款收入。这笔钱足以提供民众的心理和实际生活安全，它足以防止赤贫，但还不至于打击就业；如果你想这笔钱生活，你能很安全，但无法过得舒适惬意。（我在转述这一思路，但对于我们正在谈论的确切金额，还没有达成共识。）
洛瑞将比利时政治哲学家范帕里斯描述为“现代基本收入运动的教父”。他和比利时政治学家范德堡特认为，基本收入的关键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自由/解放：使人们免于焦虑，免于在福利国家申请福利时经常遭遇的经济状况调查过程中的屈辱和混乱，免于从事低贱、疲惫或危险的工作。这个想法一直是很多思想家关注的焦点，尼克·斯尼塞克（Nick Srnicek）和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在《创造未来》（Inventing the Future）、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保罗·梅森（Paul Mason）在《后资本主义》、鲁特格·布雷曼（Rutger Breman）在《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和彼得·巴恩斯（Peter Barnes）在《为所有人带来自由和红利》（With Liberty and Dividends for All）中都有提及和讨论。全民基本收入的观念无疑风头正劲。
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是基本收入地球网络（BIEN）的长期成员，该网络自1986年在卢万成立以来，一直是研究和倡导全民基本收入的主体。斯坦丁的《基本收入：如何实现》（Basic Income: And How We Can Make It Happen）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这一想法进行了透彻、冷静的阐述。他从税收和富人比穷人纳税更多的原则开始讲起。然而，在大多数接受经济状况调查的福利国家，那些享受福利并试图离开他们所从事的有偿工作岗位的人面临着残酷的高税率。例如，在英国和德国，即将告别失业的人所面临的边际税率——对特定收入区间支付的税额——可能高达80%，这远远高于了个人最高所得税率，而这些人在进入有偿工作岗位时就会失去福利领取资格。这就让社会所最有希望实现再就业的群体宁愿尽最大的努力去保持失业状态:他们每赚取1英镑，却只能得到20便士。就英国最低工资而言，这意味着他们的劳动收入为每小时1.64英镑（如果他们不满25岁，则更低）。你会意愿为了一小时1.64英镑的工资去工作吗？你理应去做这样的工作吗？正如洛瑞所写，最近几十年出现了“工人权力灾难性地丧失”——有计划地打击有组织的劳工，并相应减少工资、降低安全指数和工作条件。很简单，实施全民基本收入后就能让工人更容易说不。
自由、安全和社会正义——全民基本收入能提供的还有更多。我们目前的经济体系降低了无报酬工作的重要性，这类工作大部分都是由妇女做的。盖伊·斯坦丁引用了经济学家阿瑟·赛斯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和他关于女性和工作的思想实验：“如果他雇佣一名女管家，国民收入就会增加，经济增长就会加速，就业率就会上升，失业率就会下降。如果他后来和她结婚，而她继续做完全相同的事情，国民收入和经济增长却会下降，就业率下降，失业率上升。这是荒谬的（也是性别歧视的）。”1975年10月24日的妇女休息日极大地突出了冰岛妇女所做的无偿工作，这一做法似乎提高了全国的相关意识。冰岛总统维格蒂斯·芬博阿多蒂尔（Vigdís Finnbogadóttir）是唯一一位成为国家元首的单身母亲，她认为“妇女休息日”的影响激发了她从政：“它彻底瘫痪了国家，打开了许多男人的眼界。”此外，即使妇女从事有偿工作，她们的工作报酬也比男性低，却仅仅因为她们是女性——这方面的证据来自以色列对男性占多数和女性占多数的职业的研究。全民基本收入虽然不能彻底消除这一弊病，但有助于缓解这一不平衡。
不是每个人都相信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所导致的就业末日，但每个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都确信，发达国家就业的最大增长领域将是护理，尤其是对老年人的护理。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我们的人口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得越来越老越来越虚弱。(个人不会以更快的速度变老，但是如果出生率不断降低，那么对于人口群体可言老龄化的速度就变快了。) 在人类历史上，65岁以上的人比5岁以下的人多，这还是第一次。随着年龄的增长，必须有人照顾他们/我们。目前，许多护理工作都是免费的。即使不免费，报酬也很低。无报酬和报酬过低的工作状况可以通过全民基本收入得到改善，这一计划可以向无报酬工人、报酬过低的妇女和无报酬的护理人员直接支付现金。
与此同时，正如范帕里斯和范德堡特所说，全民基本收入会产生“对有酬工作的去神圣化”的效果：除了有报酬的工作，还有其他形式的工作，工作不是实现价值的唯一基础，“有工作总比没有工作好”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这将允许人们拒绝做他们认为有辱人格的工作，并在生活中抓住创造性的机会；这将使有意的职业中断成为可能，并缓解工作时外部强加的压力。这两种情况，以及职业生涯中期的再培训，都被广泛认为是未来工作世界不可避免的特征，而全民基本收入将是朝着让他们更易于被接受的方向迈出的一大步。有可能有些人会更进一步，甚至选择不工作。对一些乌托邦或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来说，如《狗屁工作》中的格雷伯，或《创造未来》中的斯尔尼塞克和威廉，这是全民基本收入最积极的特征之一，它代表着与我们文化中“有偿工作具有内在救赎美德”的传统思想的彻底决裂。似乎大多数人并不觉得他们的工作令人满意。盖洛普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国工人“参与”他们的工作，这不是很好，但比英国的调查结果好得多：只有11%的英国工人对自己的职业有“参与感”。右翼的“反福利国家-全民基本收入”愿景托马斯·莫尔在其1516年的作品《乌托邦》中第一次提到类似全民基本收入的计划是可取的。莫尔笔下的一个角色说：“让我们停止绞死小偷吧，与其实施这些可怕的惩罚，不如给每个人提供一些谋生手段，这样就没有先成为小偷然后变成尸体的可怕必要性。”那么全民基本收入是无政府-乌托邦-后马克思主义者、后福特主义左派的狂热梦想吗？不，奇怪的是，最近对全民基本收入的兴趣恰恰开始于经济右派，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主张"个人应该有一定的最低收入……这个最低标准就是，一旦低于这个标准人就没有办法养活自己了”。米尔顿·弗里德曼将这一主张以“负所得税制”（Negative Income Tax）的形式呈现出来：政府设置一个最低收入数字：超过这个数字，你就要向国家缴税；在这个数字之下，政府会补贴你的收入，并逐渐减少这一补贴，直到你达到该数字。这是一项针对从事低薪工作人群的政策，实际上是鼓励他们去工作，且暗中区分了应得福利的和不应得福利的穷人。尽管如此，这仍旧是一项进步的政策，并吸引了1200名美国经济学家在1968年签署了请愿书。负所得税制的推动力增长足够程度之后，尼克松总统将它作为一种实验形式付诸了实践，他的经济学理念比今天的共和党更接近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的经济学。尼克松说，让我们为美国每个有孩子的家庭的收入设定一个最低收入标准，不要让那些贬低人格、扼杀灵魂的侮辱人格的行为损害了当今福利儿童的生活。该计划被称为家庭援助计划，其想法是每年向每个符合条件的家庭支付160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1000美元。要获得资格，一个多子女的家庭中赚钱养家的人必须是社会的低收入者。该计划受到公众的欢迎并获得了众议院的通过，但在1972年被参议院的民主党反对派扼杀。不过，这个计划有其遗产。从某种意义上说，1975年的“所得税扣抵”（The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是负所得税制的继承者，该法一直延续到今天，它向2600万劳动家庭发放了700亿美元的现金；也可以说，1996年，强制工作是克林顿惩罚性的“工作福利” 政策——“福利的终结”的种子。似乎违反直觉的是，第一次认真尝试某种全民基本收入的可能竟来自政治右翼。但是右派喜欢全民基本收入——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喜欢全民基本收入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个想法是，国家将把所有各种复杂类型的现有福利、养老金、税收抵免、失业补助、儿童福利以及其他一切都拿走，然后干脆地把它们撤销不再施行。它们将被单一的现金补助所取代，不分情况地支付给每个人。用查尔斯·默里在《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中直白的话来说：“我想要的是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巨大妥协。我们右派的人说：“就我们花的钱而言我们会给你一个庞大的政府，但就政府干预人民生活的能力而言，你们给了我们一个小政府。””这个想法实际是想要废除整个福利国家，代之以给所有成年人一万美元的支票了事。
也许这听起来不可能。然而，正如洛瑞指出的，美国政府“在社会保险上花费了大约2.7万亿美元，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失业保险、退伍军人福利等”。美国有2.1亿成年人，所以你只要放弃掉所有这些社会支出，现金就够支付给每个人。仅仅几秒钟的思考就可以明白，这是一个反乌托邦做法，甚至是一个噩梦般的国家愿景。国家放弃了许多核心职能，面对公民的需求采取了永远无所谓的姿态。对像默里这样的人来说，其吸引力的一部分在于，当一个绝望的公民没钱时，“他不能再把自己描绘成无助的受害者。”这是一个强烈的报复性想象——像是减去了激动人心的追逐场景的电影《疯狂的麦克斯》。对这一想象的厌恶，加上对公开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人——马克·扎克伯格、埃隆·马斯克、比尔·盖茨、埃里克·施密特、希拉里·克林顿——的怀疑，造成了左派的动摇。基本收入地球网络（BIEN）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混乱的自由主义版本感到非常困扰，甚至于它通过了一项决议来抵制“反福利国家”的全民基本收入制度。
在我们继续讨论真正的福利国家的全民基本收入的包容性版本之前，我应该说明存在一些中间立场。克里斯·休斯在互联网上相当于塞尔维亚空姐维斯纳·武洛维奇（她从一架爆炸的飞机上跌落33000英尺后幸存了下来），休斯没有那么幸运，但他确实和马克·扎克伯格在哈佛合住一个房间，最终得到了5亿美元。这次经历使他对运气问题感兴趣，他出版了著作《公平的尝试：反思不平等和如何赚钱》。休斯已经意识到运气是重要的，一个使运气变得更有管理能力的方法是负所得税制的转世版本。他的计划是：“每一个生活在年收入不到5万美元的家庭中，在正规经济领域工作的美国人，在家照看孩子，或者上学的美国人，每月都会得到500美元的保证收入。”为此，将堵住资本收益的税收漏洞，将税收减免限制在28%，并提高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人的所得税：这些措施加在一起将筹集2900亿美元，这将为新计划买单，而无需削减任何现有福利。
休斯和洛瑞一样，将工作的中心地位视为美国社会的不证自明的真理。休斯深知全民基本收入有多种口味——他帮助资助了“直接给予网络”（GiveDirectly Network）去研究这一计划并进行试点，其中一个在肯尼亚的项目赢得了洛瑞在著作《给人们钱》中的好评。以工作为中心、应得福利的贫困、税收抵免的美国版本的全民基本收入与“完整版”的全民基本收入有一些相同之处，但或许也凸显了美国与福利国家的完整版计划的相异之处——关于工作角色的深刻哲学差异。在进步的民主党政府的领导下，类似休斯计划的东西可能在美国实施——事实上，甚至可能是美国以外的国家先实行这种阉割版本的全民基本收入。
既存的试点项目至此，大多数第一次听到全民基本收入的人都在说“但是，但是，但是……”这些问题和反对有两个主要方面，第一个是“它是可行的吗？会被意想不到的后果摧毁吗？”以下是对全民基本收入的一些质疑：人们会放弃工作，而社会最终会形成一个根深蒂固的底层阶级；人们会不负责任地花掉这些钱，挥霍掉，因此提高安全性的好处都不会实现；人们会把钱浪费在“私人物品”上（这个词很棒，与公共物品相反，本质上是指毒品和酒精）；无差别对待无工作的穷人和有工作的穷人是不正确的；太多的钱会流向不需要的人。（请注意，大量资金已经流向了不需要的人：在量化宽松期间，英国花费了4350亿英镑购买资产，所有资金都流向了富裕的机构和个人，但效果并不明朗。这相当于两年内每周付给英国每个人50英镑。我认为你很容易找到一个认为这会产生更大的刺激效果的有脑子的经济学家。）幸运的是，由于一系列的试点和实验计划，有大量的经验证据证明了全民基本收入的效果，这些试点和实验计划来自不同寻常的地方：马尼托巴（加拿大）、伊朗、芬兰、斯托克顿市、肯尼亚、切诺基族、阿拉斯加、巴西、墨西哥、利比里亚、洪都拉斯、印度尼西亚，甚至伦敦市。(最后一个可能是最意想不到的：由一个叫百老汇的慈善机构运营的试点计划，向露宿者提供现金，不附加任何条件。该市对13名长期露宿街头超过4年的露宿者进行了提问：“你们需要什么来改变自己的生活”。该计划平均为每位露宿者支出了794英镑的资助金。一年后，这13人中的11人不再露宿街头。很明显，这是一个样本量很小的实验，但却是一个具有提示性意义的实验。)有些试点属于无心插柳。切罗基族试点的出现是因为1993年杜克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始了一项对雪山地区1400名贫困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1996年，切诺基人开了一家赌场，并决定无条件、平等和每年向所有部落成员分配一半收入。大约四分之一的孩子是部落成员，所以杜克项目偶然成为了一项关于全民基本收入影响的大规模、长达十年的研究。斯坦德说:“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家庭中获得基本收入的孩子在学校表现更好，青少年犯罪率也有了“大幅下降”，父母之间的关系似乎有所改善——减少了许多关于钱的争论——最重要的是，这种影响在以前最贫困的孩子中最为明显，他们的父母也更少出现喝酒和吸毒的情形了。
每个试点项目中的主题都有所不同。由于共和党州长杰伊·哈蒙德提出的一项政策，阿拉斯加自1976年以来就有了一个特殊版本的全民基本收入。它被称为阿拉斯加永久基金，每年从化石燃料开采中获得四分之一的特许权使用费，并将其投入政府管理的基金。正如洛瑞指出的，这使得阿拉斯加的化石燃料“不同于西弗吉尼亚从地下开采的煤、北达科他州页岩砂中提取的污泥、马萨诸塞州风产生的电力，或者内华达州从太阳收集的能量”。正如彼得·巴恩斯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人人享有自由和红利》中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样，有许多公共资源可以用来资助全民基本收入。阿拉斯加计划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模型，说明如果政府将更多的资金从公共资产转移到公民的现金收入上会发生什么。该基金每年以支票的形式向阿拉斯加的每一位居民发放2.5%的现金，囚犯和被判重罪者除外。金额通常在1000到2000美元之间；典型的支出约为1400美元——对于一个四口之家来说——每年约6000美元，这不是一笔大数目，但也不算少。这些无条件的现金转移总是会发生，人们把钱主要花在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上。休斯报告说，当被问及如何处理这笔钱时，人们最常说的话是:“它帮助我收支平衡。”阿拉斯加是五十个州中不平等率最低的州之一。研究得出结论，基金股息对阿拉斯加的就业率没有负面影响——而反对全民基本收入计划的一大部分理由是，它们降低了人们参与工作的积极性。
从贫困世界得来的数据都是相似的。在肯尼亚，“直接给予”组织（GiveDirectly）使用精密的随机对照试验的标准科学方法，直接管理着有良好设计的试点 (在非洲和其他地方，缺乏这种科学试验是上一代人努力脱贫面对的大问题:如果没有这些试验，根本不可能知道一个方案的哪些方面产生了什么效果。详见尼娜·芒克[Nina Munk]的《理想主义者》[The Idealist])。肯尼亚的“给予直接”试点项目只是无条件地给人们一次性现金，并观察随时间推移的效果。在收到404美元或1525美元的付款后，公民的家庭资产增加了58%；商业和农业收入增长了38%；隐含的年回报率为28%；孩子们一整天不吃饭的可能性降低了42%；家庭暴力减少了。这种转移甚至减少了接受者体内应激激素皮质醇的含量。世界上最大的全民基本收入项目是巴西的家庭补助。(我说“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只支付给家庭，并以儿童接种疫苗和上学为条件。这使得它在技术上不是全民基本收入，而是有条件的现金转移。)除此以外，它将极端贫困减少了50%，不平等收入情况减少了20%，提高了入学率，还降低了自杀率。墨西哥的一个类似方案使妇女收入增加了65%，将儿童在学校系统的时间延长了一年零三个月，将儿童发病率降低了23%，并将女孩发育迟缓的比例降低了39%。
一些积极的影响可能会继续保持，因为人们没有财务压力之后往往能对自己的生活做出更好的选择。在新泽西一家商场里，研究人员做了这样的测试：在花费150美元做一次性汽车修理之后，调查被试者处理财务的相关问题，然后向他们提出类似的1500美元修理费用的问题。所有被调查者在150美元的问题上得分相同，但是在第二系列的问题中，穷人表现更差。财务压力的因素——想象它的情感影响——导致他们的智商下降13%至14%。这和一夜不眠对智商的影响是一样的。正如休斯所说，“缺乏财务稳定性的人每天的生活就好像他们刚刚熬了一整夜，随之而来的是疲惫以及精神和情感稳定性的降低。”提出这个实验的普林斯顿心理学家和哈佛经济学家埃尔达·沙菲尔和森迪尔·穆拉纳坦修正了所有变量，把重点放在贫困的影响上，但有一个变量他们无法修正，那就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别。因此，他们在印度农村复制了这个实验，在那里甘蔗收获会立刻带来60%的年收入，这意味着一个典型的农民一年内既有富裕又有贫穷的时期。实验表明，当农民更穷时，他们在认知测试中表现更差，就像商场里的穷人一样。从新泽西到维尔普拉姆和蒂鲁凡纳马拉伊（Tiruvannamalai），贫穷会带来破坏性的认知压力。现金转移的影响如此广泛甚至神奇。
危机之中，真正的替代方案
我认为有足够的证据来反驳对全民基本收入的第一类质疑，即它可能不起作用，或者可能被意想不到的后果颠覆。第二类的怀疑更简单，也更难消除：它过于昂贵以至于不可行。所有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文章都提及了这一点，通常是带着一种不情愿或翻白眼的态度：我们有能力动用这么多钱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完全取决于你喜欢哪一种口味：全民基本收入，负所得税制，或者条件性现金转移？自由主义-反乌托邦的查尔斯·默里“让穷人去死的”版本，是通过取消所有国家福利支出来为此买单。克里斯·休斯更加明智的版本的负所得税制，是通过经济状况调查和对富人征税来为此买单。菲利普·范帕里斯从相对较低的200欧元开始支付，由全欧洲的增值税资助，并保留所有现有的国家福利形式。这个想法的起点非常低调，而芬兰最近在全民基本收入进行的一项实验将支付水平定为每月560欧元，鉴于芬兰人生活在慷慨的福利国家，这实际上低于目前的平均福利水平。如果芬兰人推出那种版本的全民基本收入，而不是他们目前拥有的系统，他们将每年节省60亿欧元。
皇家艺术协会有一个经过了成本核算的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每周向成年人支付71英镑，向退休老人支付143英镑，并根据儿童的年龄向他们支付不同的金额。这笔钱将取代大多数现有福利（除了残疾资助和住房福利）。这将通过取消个人免税额和国家保险下限，并调整现有税率来支付——人们普遍认为现有税率在目前的形式下毫无意义。这项计划将额外花费98到164亿英镑，比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和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对税收制度所做的改变要少。安迪·斯特恩(Andy Stern)提出了一种全民基本收入的形式，每月给每个美国成年人1000美元，费用为2.7万亿美元，通过取消现有的福利项目、减税(费用为1.2万亿美元)、减少国防开支和开征销售税来支付。我认为最好的研究方案是盖伊·斯坦丁的。或者你可以访问经济学人网站，启动他们的基本收入计算器，设计你自己的！总之，许多形式的全民基本收入比你想象的更实惠。请注意，主要的反对意见之一——富人会得到他们不需要的钱——很容易通过税收系统解决。若某人超过特定的收入门槛，要求他退还全民基本收入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强大的反对意见仍然存在：我们不知道全民基本收入对整体经济的激励效果。私营部门，也就是公司，将会赚回经济系统支付给人们的基本收入。正如范帕里斯和范德堡特所说，“只有公司内部的生产(私营和公共部门的有偿活动，包含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才能提供基本收入和它所需要的税基。”这对私营部门会有什么影响？公司会以同样的方式运作吗？在公司和工人的规模上，这些激励将如何发挥作用？也许，许多工作可能不再那么吸引工人，以至于工人会为了让公司支付的更高工资而选择罢工。(也许，从人类福利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试点计划可以给你各种各样的证据来证明全民基本收入对个人的影响，但是要运行一个全经济范围的全民基本收入，你就要运行一个全经济范围的实验，根据定义，我们不知道这将如何实现。这是一个让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搁浅的好理由。
相对于年收入的边际税率。
不过你仍然可以很大程度上相信全民基本收入的优点，即便它不太可能实现。谈到改变财政体系和福利国家，惯性是巨大的。事实上，该系统以其当前形式存在的全部原因是惯性和累积的决策，其中大部分是出于临时和即兴的原因，而且这些决策不可能被撤销。正如苏格兰国民党议员罗尼·考恩(Ronnie Cowan)在2016年对议会所说的那样，“如果给我们一张白纸，让我们设计一个福利体系，没有人会想出我们现在拥有的体系。他们将需要数千张纸，会提出一堆杂乱无章的废弃项目，执行不力、考虑不周的想法，以及一个复杂到让需要福利的人失望的体系。”可参考2016年英国税率表(上)。
没人会对这张税率表投赞成票。没有人主张对穷人征收70%以上的税率，也没有人主张对收入略高于10万英镑的人征收63%的税率，更何况这一税率随后会对收入更多的人大幅下降。这毫无意义。然而，英国混乱、功能失调、官僚作风严重的税收体系是一个政治问题。考虑到这一点，该体系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时机有多成熟？随着时间的推移，税收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政府在经济蛋糕中所占的份额——一直非常一致。自1972年以来，最低的是1973年的21%，最高的是2008年的26.5%。如果你想想这35年来所有的政治和经济曲折，这个数字是非常稳定的。(我正在使用世界银行的数据。其他来源显示出相似的稳定性，但数字不同。)我们的系统最大的特点是因袭的惯性。如果没有压倒一切的外部动力，像全民基本收入这样的政策是不可能实施的。
气候危机可能会刺激变革。我知道左翼转向气候变化的议题是一种风险，这是一种替代政治胜利的形式，是进步主义者奇怪的自我安慰。但事实是，到本世纪末，全球变暖几摄氏度——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说法，这是我们目前发展轨迹的最有可能版本——将颠覆当前秩序的许多方面。在一个面临洪水、干旱、风暴、热浪、前所未有的冬天和前所未有规模的大规模移民的世界里，人们会满足于现在的赢家接受所有版本的资本主义吗？在世界溺死、燃烧和饥饿的时候，我们能接受富人在总收入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吗？我们会屈服于现在所谓的“气候种族隔离”吗？富裕国家将自己与穷人隔离开来，在壁垒和墙后站稳脚跟，让贫穷国家去死？就目前的形式而言，你不得不说这是未来世界的可能版本。如果我们要避免走那条路，我们需要一些不同的、更好的想法；我们需要对共同责任、共同安全和共同繁荣有一些想法。左派需要一个新的工具包来做好智力准备——这就是全民基本收入的大讨论所代表的重要意义。米尔顿·弗里德曼并非对所有事情的判断都完全正确，但他比现代政治经济学中的任何人都更了解改变智识氛围需要什么。他想出了如何让一个新的想法首先成为可被思考之物，然后再成为具体的政策。他说关键的一步是做好准备:
只有危机——实际的或感知的——才会产生真正的变化。当危机发生时，采取的行动取决于周围的想法。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基本职能：发展现有政策的替代方案，使它们保持活力和可用性，直到政治上不可能之物成为政治上不可避免之物。
在目前的替代方案清单中，符合这一描述的就是全民基本收入。
本文提及的书目:
Basic Income: A Radical Proposal for a Free Society and a Sane Economy by Philippe Van Parijs and Yannick Vanderborght
菲利普·范帕里斯，扬尼克·范德堡特《基本收入:自由社会和健全经济的激进建议》
Give People Money by Annie Lowrey
安妮·洛瑞《给人们钱》
Inventing the Future by Nick Srnicek and Alex Williams
尼克·斯尔尼塞克，亚历克斯·威廉姆斯《创造未来》
Bullshit Jobs by David Graeber
《狗屁工作》大卫·格雷伯
With Liberty and Dividends for All by Peter Barnes
彼得·巴恩斯《基本收入：为所有人带来自由和红利》
Basic Income: And How We Can Make It Happen by Guy Standing
盖伊·斯坦丁《基本收入：如何实现》
Fair Shot: Rethinking Inequality and How We Earn by Chris Hughes
克里斯·休斯《公平的尝试：反思不平等和如何赚钱》
The Idealist by Nina Munk
尼娜·芒克《理想主义者》
原文链接：https://www.lrb.co.uk/v41/n14/john-lanchester/good-new-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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