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千古事
■陈大新
文章之事，古有藏诸名山，纳于大麓的说法，数千年来，以文章得以名传者不可胜数。
唐大历元年（766年）二月，杜甫在《贻华阳柳少府》一诗中说：“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这一年的秋天，杜甫作《偶题》，开首便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后人对这样两种说法当如何理解呢？有人认为，一定是华阳柳少府，推赞杜甫诗文，杜公自谦，说文章是小技，而“文章千古事”，才是实话。文章小技说出自扬雄。子云文章雄视一时，但他却以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王嗣奭在《杜臆》中评《偶题》云：“‘文章千古事’便须千古识力，‘得失寸心知’则寸心具有千古。此文章家秘密藏，为古今立言之标准也。”换句话说，能使文章传于后人，流颂千古是立言者的追求，也是评判文章是“小技”还是“千古事”的标准。众口相传，当然是“千古事”，而如果文随身灭自然是“小技”了。
鲁迅对文章的态度也是极有意思。他不止一次说，只有处于劣势的人，才会写文章，1925年5月18日，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谈到：“说话和弄笔的都是不中用的人，无论你说话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他们即使怎样无理，事实上却着着得胜。”但一方面鲁迅却以文章为“匕首”和“投枪”，称自己只有一支“金不换”。鲁迅能成为战士也正是因为他的文章，他的“寄意寒星”，他的“横眉冷对”，他的“血荐轩辕”也都在他的文字里面了。
宋代刘挚提出过一个“器识”的概念，顾炎武曾在《日知录》里推崇过“士当以器识为先”，认为以文人名于世是不足重的。器识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之谓也。这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提出来的。费孝通认为，所有的学问，都不过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章学诚说过：“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不可同时而语。”著述是成一家之言，通常指学术。中国曾有重学轻文的风气，旧式的学问家往往视文学为小道。不过这都是唐代以后的事情了。杜甫的时代，是很不同的，据王定保《唐摭言》称：“至神龙元年，方行三场试，故常列诗赋题目于榜中矣。”诗赋这些属于文学的作品当然也是一门学问了。况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
新文化运动后，人们有了新的观念。文学从“小道”被推向舞台的中央，文学家的明星光彩，可以与学者们争辉了。文学作品成为经典完全是可能的，《红楼梦》成为“红学”便是先例。在新文化运动、思想革命、国民革命的风雷激荡中，文学承载了改造国民的重任。所以学者们也纷纷写起白话诗，作起小说来。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他是尚“真情”的，早于1908年，他就在《摩罗诗力说》中称：“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过如心声。”期待“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的出现。孙郁曾评鲁迅文章说：“鲁迅的力量不都是来自知识与道德，根本的来说，来自他内心的美。”这其实正是真情的力量。出真情，就要说真话，这在利害关系十分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是需要巨大勇气的。
今天，文章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有所改变，但器识和真情仍然值得继续传承。器识可以理解为深刻的思想性和新时代的价值观，真情则是坦诚的态度和说真话的勇气。这两样仍然是评判文章能否成为“千古事”的标准。虽然我们现在是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被一代又一代的巨人托举着，但要写出千古文章绝非易事。捷克诗人里尔克在他的《柏列格的随笔》里说：“我们应该毕生期待和采集，如果可能，还要悠长的一生；然后，到晚年，或者可以写出十行好诗。”然而，文章这件事毕竟是值得去做的，哪怕需要为此付出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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