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退出 “捕鲸圈”零和博弈与国际捕鲸何去何从

这是2008年1月16日在日本东京一家餐厅拍摄的鲸肉刺身照片。 新华社 图

日本吉卜力美术馆在2001年曾公开展演知名动画导演宫崎骏的短片《捕鲸记》。短片讲述了一群孩子与鲸鱼的美好邂逅，而现实中十多年后的日本却因商业捕鲸一时间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当地时间2018年12月26日，日本政府宣布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以下简称IWC），引发国际上的轩然大波。这次日本退出重要国际组织的罕见举动，使人们聚焦商业捕鲸议题和海洋治理中隐藏的大国竞争，捕鲸业作为一个风靡一时的渔业产业，究竟有何前世与今生？

捕鲸史及捕鲸公约的发展

上溯至16世纪的欧洲，巴斯克人最早进行商业化的捕鲸活动。他们捕猎这种巨大海洋生物作为肉类的高质蛋白质来源持续几个世纪后，一直到今天，在美国和部分岛国依然保留有捕鲸作业，为当地居民提供食物。

捕鲸业发展主要是在20世纪，当时人们发现了鲸产品的新用途，鲸鱼的商业价值被不断开发：鲸脂作为含脂肪量丰富的动物油，可用来制作肥皂、提炼高级润滑;鱼肉经加工后是味道鲜美的食品;鲸鱼皮可用来制作紧身衣和皮包等。于是捕鲸业便又稍得振兴，然而鲸的种群却面临绝灭的危险。1900至1911年间鲸鱼的年捕杀从2000只增加到20000只以上。英国、荷兰和挪威等早期发展起来的工业国是20世纪中期主要的捕鲸国。那时，科技的进步使捕鲸更加高效，从鱼叉到捕鲸炸药，从炼油到食用鱼肉，利润驱使着捕鲸业的繁荣发展。近海、北极地区、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域都能看见商业捕鲸者的“鱼叉”。尤其是在蒸汽动力船和装有炸药的标枪发明后，捕鲸业发生了重大革命。19世纪初，捕鲸国在气候恶劣的南极很多岛屿，如南乔治岛及其他岛屿设立据点，将捕获的鲸鱼拖到这里处理，大规模捕鲸导致鲸鱼的数量大幅下降。

为有效管理和协调利用全球鲸类资源，1931年，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捕鲸公约》签署。1946年，《国际管制捕鲸公约》签订，1948年，国际捕鲸委员会（IWC）成立，加入国际捕鲸委员会的会员国必须承认《国际管制捕鲸公约》。每个会员国指派委员，并接受专家和顾问的指导。国际捕鲸委员会现有89个会员国，中国也是会员之一。日本于1951年加入国际捕鲸委员会。捕鲸国加拿大则曾经加入，现在已经退出从而不受该委员会限制。

鉴于全球鲸类资源的急剧衰退，1983年IWC规定全面暂时禁止商业捕捞行为。可以说，国际捕鲸管制公约从成立之初，就是为了商业捕鲸的可持续，是协调利益关系的一个鲸类资源商业利用的国际组织，暂停商业捕鲸的目的，也是为了资源恢复后重启捕鲸，保证可持续的捕鲸。当时很多国家加入公约，主要是为了在国际捕鲸活动中获得更多配额，相当于“排排坐吃果果”，该公约是为捕鲸国服务的国际机构。该组织多次发生由于利益纠纷导致一些国家反复退出和加入该公约的事件，从而表达对其它捕鲸国配额过高的不满。本次日本的退出，也是在科学调查表明一些品种的鲸类资源迅速恢复的情况下，尤其是靠近南极附近海域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坚决反对日本在南极附近海域的捕鲸，这些公约内部国家复杂的利益之争，导致公约不能开放商业捕鲸，日本多次争取无望后，通过退出表达自己对公约运行机制的不满。

日本捕鲸背后的文化动因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绝大部分的都道府县都面朝大海。日本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敬畏海洋的同时也深深依赖于它。日本独特的“鱼文化”为它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从饮食方面来看，日本的水产品进口量庞大，自古以鱼为主要食材进行烹饪。加之早在天武天皇时代产生的“肉食禁止令”与江户幕府时期的佛教信仰，使鱼肉变成了当时日本人的主流食物。

捕鲸在日本也最少有2000年的历史，但确切的说是日本战后文化传统。这种文化驱动着捕鲸人在利益面前借以“传统”的口吻肆无忌惮。再者而言，这种捕鲸活动并未违反国际条例或限制。捕鲸文化是日本地方文化的延续，加之经济链条的形成使无论是政府还是渔民都不愿轻易破坏这条“共赢”之路，所以商业捕鲸层出不穷。同时，由于海洋国家对海洋资源的历史依赖性，日本一直把利用海洋（生物）资源作为国本，绝不肯放弃自己利用鲸类资源的权利和地位。

商业捕鲸背后的竞争

即使日本有捕鲸的文化传统，实际还是市场需求推动着商业捕鲸。在此次巴西会议上，国际捕鲸委员会日本高级渔业协调员与总干事诸贯秀树表示，日本希望国际捕鲸委员会能恢复其对于鲸鱼可持续利用的初衷。对生物多样性与数量上的追求掩盖了日本商业捕鲸经济动因的实质，尽管反对者众多，但日本依旧重启它的计划。

从经济层面来看，商业捕鲸能为日本扩大就业岗位，产业链形成的同时给许多人也带来了谋生机会。并且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捕杀后的鲸鱼利用程度不断提高，且成本越来越低，商人有利可图。前文提到过日本是一个消耗水产品的大国，所以食用鱼类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其他鱼类资源的消耗。

不仅是日本，挪威和冰岛也公开进行商业捕鲸。挪威的捕鲸数量每年都会限定配额。2016年的捕鲸配额为880头，实际捕获量591头。但17年的捕鲸配额回升至1000头。挪威近年来的捕鲸量已超过冰岛与日本的总和，但国际捕鲸委员会并未对挪威进行有效监督和采取实际行动。相对于日本，挪威不止满足于国内销售，还拓展国际贸易，从中谋取利益。

两国所不同的是，日本不再像挪威一样满足于国家周围正消失殆尽的资源，在捕鲸区域上转而攻向南极洲附近，这激起了一些利益相关方的强烈反对，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首，以及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NGO）。而挪威在国内捕鲸新闻中的“知名度”之低，也许在于挪威主要是在本国附近的北大西洋等靠近北极的海域捕鲸，没有激发像南极附近海域那样的经济利益冲突。

全球主要的鲸类分布在南极和北极，尤其是南极，日本主要在南极和西北太地区捕鲸，日本退出IWC后可以在专属经济区和公海进行捕鲸活动，理论上没有任何条款可以限制它的此类活动。2017年，日本捕鲸数已超过挪威，为世界范围内捕鲸最多的国家，占世界捕鲸总量也超过四成。自2015年起，日本过半数科研捕鲸行为在南极进行，平均每年猎杀超300头小须鲸。在最近一次捕鲸行动中，333头小须鲸中，有122条已经怀孕，53条为幼鲸。

科学上认为，适当捕鲸不影响鲸类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而可持续利用原则是联合国通过的普适原则，被广泛接受。近日来对于日本捕鲸规模和用意上的大肆报道也反应了“捕鲸圈”背后的大国博弈。一直以来，对于日本捕鲸最反对的声音来自于澳大利亚、新西兰两国，他们也曾因此出动飞机进行干扰，多次联合发表声明谴责。澳新两国靠近南极海域，日本的捕鲸活动无疑是动了他们的“奶酪”。2011年，以阿根廷为首的南美九国也曾发表联合声明并成立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集团”，建立共同行动机制以对日本在南极的捕鲸活动进行监控和驱逐。但任何国家的反对之声都没有让日本停下商业捕鲸的脚步，毕竟任何国内法都对其不具备约束力。澳大利亚曾在八年前一举将日本告上国际法庭，但日后的裁决也仅仅起到了延缓它捕鲸脚步的作用。如今日本退出IWC，IWC的任何否决案实际对日本也不再存在任何作用。从实质上来看，不排除这些国家的反对也不过是打着“环境”保护的旗号维护自身的国家海洋利益，维护经济利益。

中国一直坚持在科学支持基础上，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全球鲸类资源，要研究商业捕鲸的可行性与资源的合理分配利用。以前在IWC主要是以新西兰澳大利亚两个靠近南极英联邦国家和日本的博弈情况下，中国一直以来有意无意地避免踏入这趟“浑水”，成为双方都争取的一个平衡力量，并合理利用自己的反对、支持和弃权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若绝对支持禁止捕鲸，也是从某种意义上等于认同所谓“环保”外衣下，操作和导向国际舆论的实质，影响国际组织的立场和做法，所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一再谨慎，为中国未来可持续利用鲸类等海洋资源留下余地和空间。

日本开展商业捕鲸活动，对南极地区、太平洋、大西洋地区鲸类资源的分配和利用会造成一定影响，国际捕鲸委员会不同国家和组织的利益争夺，怕是到头来不过是一场零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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