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的四大原因：性、女人、自我迷恋以及浪漫爱情的销魂之乐

[英]玛丽 2018-10-14 16:01 大字

【编者按】

安德鲁·欧黑根这样盛赞《伦敦书评》的主编玛丽-凯·维尔梅斯：“她为英国散文做出的贡献，超过过去一百五十年中的任何人。” 维尔梅斯编了近四十年《伦敦书评》，自己写的文字却不算多，但很能体现刊物的趣味和腔调。近日，她的文集《谁不爱被当成圣人对待》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了她对《伦敦书评》几位核心人物的回忆文章，她的书评、日记，以及几位作者所写的与她的交往。本文选自该书，原题为《我们离婚吧》，澎湃新闻经上海文艺出版社授权发布。Marriage, Love, Sex and Divorce,Jonathan Gathorne-Hardy,Cape, 1981

12年前，乔纳森·盖索恩-哈迪在结婚十年后离了婚。之后闷闷不乐的他思考了自己也思考了社会：它也会崩解吗？1969年盖索恩-哈迪拿到了离婚暂准判令（decree nisi），彼时不列颠每年有六万桩离婚，1980年涨到了十五万桩。“在罗马帝国的最后世纪，伟大的文明轰然倒塌，一股离婚大潮呼啸而来。”这一比较吓人吗？未见得。“哪怕最笼统的历史知识也会带来一种镇定效果，”盖索恩-哈迪这样说有道理，因为他本人的历史知识就非常笼统。“罗马文化太过肤浅，以至于无法抵挡周围种种诱惑”，“结果就是彻底的道德沦丧，我们既无法处理也无法正视”。（盖索恩-哈迪对罗马帝国的评语的来源是杰罗姆·卡克皮诺的《古罗马的日常生活》，1941年劳特利奇出版社出了英译本，当时卡克皮诺是维希政府的教育部长。）而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要更宏大：一种“现代心理的巨大重组”，一种“人类意识的深远改变”。

亚瑟·贝尔福曾对丘吉尔说：“我看你写了本书讲自己，却取名为《世界危机》。”盖索恩-哈迪写过两本很有名的书《英国奶妈兴衰记》和《公学现象》，记录的不是他本人的生平，而是他所属的阶层，可以说是一种部落史。《爱情、性、婚姻和离婚》是他将离婚后三年的痛定思痛写成了世界史，现在他是医生，我们（他的读者）成了病人。“我们必须像任何一个理智的分析师那样……从追溯历史开始。”他说。而当我们追溯历史时，万事从来不是那么铁板一块或那么贞德良善。（“直到中世纪晚期，频繁更换伴侣是十分常见的。”）于是当下的境况没什么特别糟糕或困扰的：“总有人说这是一个充满焦虑和压力的特殊时代。你觉得这很明显，甚至是老生常谈。的确是老生常谈。但我从来不觉得它是真的。”分析师总是倾向于轻视伴侣的麻烦。（分析师）说得越少，事情越快可以解决。

精神分析，正如其批评者乐于指出的那样，是那些没什么好担心的人喜欢诉诸的治疗形式。盖索恩-哈迪担心的麻烦可以说是不寻常的好运气的产品。他的书名很有欺骗性，爱情、性和婚姻没有必然关联，他真正感兴趣的只是它们所导致的离婚。导致离婚的第一大理由是性——不是失败的性生活而是越来越稀少的性生活。在盖索恩-哈迪的叙述中，这是金赛一手促成的，他“把性自由从精英和文化阶层的时髦变成了大众运动，这可能是历史上头一遭”。金赛（他自己更喜欢被视作是动物学教授）的第一篇论文表示他是个爱思考的人，那论文题为《下雨的时候鸟儿会做什么》。他天生是个收藏家，早年致力于收集黄蜂，他的收藏如此完善，最后给自然历史博物馆捐了四百万种黄蜂标本。虽然他否认任何改变人类行为的念头（盖索恩-哈迪说“这是胡说八道”），他总是热衷于指出最受尊重的人往往有最频繁的性生活：“一个一周自慰四十次的律师往往成就突出。”金赛还说，早早有性经验的少年人要比性晚熟的人“更警觉，有活力，外向，更有进取心”。

在记录性高能之后，是性无能。金赛之后，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 ——“他们在阴蒂上有了重大发现”。性是个问题，因为它不再被视为问题。“纵览历史，男性炫耀其征服物，在性解放的年代，女性亦如是，”盖索恩-哈迪写道，“这是史上头一回，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担心他俩如何同时达到高潮及其频率。”（这里我们必须夸奖一下金斯利·艾米斯，他在《杰克的心事》中为读者提供了性无能的文学经验。）盖索恩-哈迪不太确定性到底是家庭不和的症状还是原因：“性是核心，但也极难捉摸。”不过在书结尾处的“婚姻、性和离婚诸问题的一些解决方案”，他煞费苦心地描述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为治疗性功能失常设计的复杂程序（“阴茎触摸点练习”），并认为他们为挽救婚姻做出了重大贡献：“如果他们的技巧能够得以广泛运用”，早泄会像天花一样“在十年内销声匿迹”。

离婚的第二大原因是女人。“日本有档电视节目专门寻找失踪人口。二十年前，百分之七十的男人离家出走；现在情况变了，百分之七十的女人打包走人。”在盖索恩-哈迪看来，这么多女人打包走人并不一定是坏事。不光因为女人想远离扫地烧饭的生活颇有道理（“家务对大部分人来说是很头疼的”），也因为这给了男人换人的机会——不是换成扫地的，而是换成小孩。“1950年代的意识形态被瓦解后，新形态是允许女性去工作，于是有人必须接替母亲在家庭里的位置——父亲。”五十年代的意识形态是温尼科特和鲍尔比：“杰出的儿童心理学家温尼科特将母亲的角色尤其是她乳房的角色，提升到了抒情的高度……很有可能温尼科特想成为一个哺乳的母亲。”听上去更有可能是盖索恩-哈迪想成为一个母亲。他写这书的一大刺激点是离婚使他与孩子分离。他说，在丹麦有父亲绑架孩子“只为了迫使死脑筋的法官明白父亲也能照顾孩子”。

被克里斯托弗·拉什称为“病态自恋”的自我迷恋是离婚率飙升的第三大原因。盖索恩-哈迪没有提拉什，但在“特权膨胀”一章中，他写了同样的“成长的愤怒”——要么是瑜伽，要么是再婚，这些也让拉什觉得义愤填膺。很明显不喜欢多重原因的盖索恩-哈迪说，这都是从“特权膨胀一代”开始的，他们出生于三四十年代（也就是他本人那一代），相信精神分析那一套：没有压抑的童年肯定能带来幸福。于是四十年后他们还在等待幸福。盖索恩-哈迪作为证据引用的事实是“一大部分的”当代爱情故事的主人公是中年男女，“至少在爱情方面达到了历史性的新意”。心理治疗旨在平缓关系，增加繁衍几率；“如果婚姻没有通向“成长””，十到十五年后还没有什么结果，那么解决办法很简单：“弃之。”

爱情是最后一大原因——“浪漫爱情的销魂之乐”。“即便是婚姻实用主义者也“往往会坠入爱河”，” 盖索恩-哈迪这样说，接着问了一个深刻的问题：“他们坠入的到底是什么爱？”科贝特说这是一种英国病，“它在英国导致的自毁比其他所有国家加起来还要多”。罗曼蒂克的死亡愿望，丹尼·德·鲁热蒙如是说，他的书《激情与社会》（1956）是盖索恩-哈迪讨论古往今来之爱情（从十字军到厄普代克的小说）的参考范本。从12世纪到二战，婚姻和通奸（或者说通奸的想法）一直存在，一边是安稳、房产和嫁妆，一边是渴望、欲望和绝望。据鲁热蒙说，这种区别支撑着社会，一旦此区别消失，后果不堪设想。事实上许多人不止结一次婚。厄普代克的《咱们结婚吧》的男主人公对不是他妻子的女人说：“我不想你当情妇；我们的生活不该这样。在这里，除婚姻之外没有别的体制。婚姻和周五晚上的篮球赛。”

受威胁的不是婚姻，而是一夫一妻制：“不管你怎么粉饰统计数据，有一点很清楚——婚姻体制本身依然需要稳定的统计数据作为基石。”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初，婚姻的平均长度是二十年（这是彼得·拉斯利的数字）。今天，不离婚的夫妻大概可以过上四十到五十年，“对不少人来说这也有点儿太长了”。在这一语境下，盖索恩-哈迪看上去疯癫的提议“离婚——一种现代死亡”不无道理。“快跟他离婚，”我听到一个美国小孩跟他妈这样说，他当时觉得他爸马上要淹死了。玛格妮塔·拉斯基在本刊讨论过科林·穆雷·帕克斯的《丧亲之痛》，“他拒不将抛弃伴侣与明显类似的丧亲之痛相提并论”，并说前者的痛苦“更甚，因为知道痛苦的来源并非意外，而是人为选择”。话说回来，“人为选择”造成的痛苦更容易抵抗，甚至还会产生一些抵抗的愉悦。

盖索恩-哈迪没有弱化离婚带来的许多不幸，至少在这里他是主场。他可能对“无情的冷酷的一夫一妻制到死”即将退场不会遗憾，但退场之路看上去还是挺崎岖的。他说到“离婚的可怕怒火”，“可怕的痛苦哭喊撕裂了20世纪末的散文”，“撕心裂肺几乎会导致肉体之痛”，还引用了几位“受害者”的话，其中一位是吊车司机。“我坐在吊车里，突然间泪崩。”这是整本书里唯一像样的句子。

离婚导致的种种困难都有论及，从屈辱到尴尬（尤其对女人，她们没了丈夫后，别人就以为她们会渴望任何变态兮兮的关注），到孩子的闷闷不乐——大部分小孩（不论穷富）不会放弃父母重归于好的希望。盖索恩-哈迪的一些话颇为特异。比如他声称离开者（通常是丈夫，虽然他没有特别指明）和留下者（比如妻子）的痛苦是等量的，这恐怕不太符合事实，可能有些自吹自擂。在谈到经济困难时他说，“离婚的最常见、最实在也最痛苦的结果就是生活水准的立时崩塌，”然后继续说中产阶级受影响最大。“社会底层只是从一种形式的贫困换到另一种罢了。”他一如既往地充满乐观主义。他讨论孤独的时候说这也有好处，人们可以去找新伴侣和新生活。离婚人士俱乐部“听说上很惨”，但也挺“小资”，不过“整体上有用”；群居村有傻傻的一面，也能“帮助单亲家庭度过最困难的日子”；就连婚姻介绍所也不该被嘲笑。海瑟·詹纳的介绍所“促成了一万五千桩姻缘”，几位前客户还说他们会把孩子也送去相亲。综上所述，这些“发展”是好事，他说其中一些在电视上看到要比真实生活多，但不管怎样“是我们身处好日子开始的征兆”。还有一件事得提：糟糕的日子也可以激发创造力。“罗素在第一段婚姻破裂后的痛苦日子里写出了旷世名作《数学原理》。”

对盖索恩-哈迪来说，有一种困难要比别的困难更难。在离婚还不流行的年代，婚姻不顺的夫妻往往会决定生个小孩来获得共同兴趣。现在可不是这样了。大部分离婚在三年内发生，换言之，小孩一出生父母就决定分手了。社会学家说：“小孩倾向于降低而不是提升婚姻的幸福程度。”盖索恩-哈迪说，孩子会干扰父母的“成长”。如今三分之一的孩子只跟父母中的一个住，通常是妈妈，而妈妈有时候很刻薄。“今日离婚的最核心的不公是将父亲与孩子分离。”妈妈们日子还行，她们有小孩，还有“几百年的八卦互助传统”，而爸爸们“常常是彻底一个人”。有人会说爸爸们大多有工作，但这不代表什么，爸爸们也有“成长”问题要考虑。的确，大部分离婚案中孩子都会判给母亲，有些女人出于怨恨会制造困难阻挠前夫看孩子，“剧作家特伦斯·弗里斯比曾到最高法院去要求把他每两周一个下午的探视权增加到一周一次。法官驳回他的请求，一些法学行话飘浮在他脑海里，说他“变得占有欲太强是极危险的”。” 盖索恩-哈迪说法律应该改变，“改变的原则应该是：一个孩子应有不可让渡的接触双亲的权利，双亲也有平等的权利看望、抚养孩子。”这听上去挺好，但怎么操作呢？把小孩劈成两半吗？同时，在法律尚未改变时，“如果把少数不让父亲见孩子的母亲送进大牢，情况会立刻并且无限地变好。”我想，一个女权主义者一定会同意的。

在“离婚的可怕怒火”和“未来的高高蓝天”（比如再婚）之后，心理分析师认为第二次婚姻要比头婚更难成功。据埃德蒙·伯格勒医生说：“在第二段婚姻中找到有意识的幸福的几率是零。”（那么无意识的幸福呢？听上去也不错。）统计数据支持了他的说法。盖索恩-哈迪不管这些，他坚持：“能有个伴自然更好些。”要是再离婚了，也总有机会三婚的。再说，第二回离痛苦会少些。盖索恩-哈迪的好处是，他很少说丧气话。不论发生什么，初衷都是好的。“一种深刻而振奋的感觉”近在咫尺，“有力量，有远见，有放空”。“73%的有强烈信仰的女性现在一直处于性高潮中。”

《谁不爱被当成圣人对待》，[英]玛丽-凯·维尔梅斯，盛韵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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