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我身上有一个 不可战胜的夏天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年），法国声名卓著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存在主义文学大师，“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向当代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奖作家之一。加缪在50年代以前，一直被看作是存在主义者，尽管他自己多次否认。1951年加缪发表了哲学论文《反
○毕加索 波伏娃 萨特 加缪等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清楚。”
天知道，“我”还有什么是能够确定的。“我”在母亲的棺材面前抽烟、喝咖啡，第二天在海滨游泳，和女友约会。名声不好的邻居要惩罚自己的情妇，求“我”帮助写一封信，“我”觉得“没有理由不让他满意”。老板建议“我”去巴黎开设一个办事处，“我”没有表示什么热情，虽然“我”“并不愿意使他不快”。玛丽要跟“我”结婚，“我”说“怎么样都行”，要一定让“我”说是否爱她，“我”说“大概是不爱”……
不用再举例了，够了。《局外人》中的默尔索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对什么事情都吊儿郎当，无所谓，无可无不可的人。没有激情，没有是非，视社会习俗与别人的眼光如空气。真是这样的吗？
通常小说里总归有作者的影子，尤其是初出茅庐的新手，出卖自己和朋友的隐私更是一笔好买卖。《且听风吟》里弥漫着青春的迷茫与困惑，让人联想到打理爵士乐酒吧，养了几条猫，不确定自己将来能干什么的村上春树；而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很大程度上就是放浪形骸的夫子自道。《局外人》中的“我”，与加缪有几分相似呢？
《局外人》的天才之处在于，26岁的作者所创造的“局外人”是一个超越了日常生活经验的哲学概念的替身，而作者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丝毫也没有露出概念先行的破绽。相比之下，萨特的小说如《恶心》、《墙》等更像是其哲学观念的文学图解，萨特的哲学性高于其文学性。不可理喻的“局外人”是固执的，不妥协的，他以荒诞的行为，来对抗荒诞的生活。加缪在为美国版《局外人》写的序言中说：“他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萨特认为，要理解《局外人》不能忽略加缪的《西西弗斯的神话》，文章中加缪说西西弗斯看似徒劳而荒谬的劳作其实是有意义的，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阿尔及尔永远灿烂的阳光，地中海的蔚蓝波涛，和与生俱来的贫困赋予了加缪创作的激情、勇气和力量，他的作品饱含着永恒的爱与高尚的情感。加缪说：“在我作品的核心，总有一个不灭的太阳。”“如果不加入到树叶与阳光的嬉戏中去，我会是什么？我又能做什么？”“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加缪和萨特同为存在主义哲学的伟大旗手，两座文坛高山延续成思想史上的一道分水岭，而他们的友谊与决裂，则是20世纪欧洲知识界的一段传奇故事。两人结识于法国被德国占领期间。1944年，加缪把萨特接纳到《战斗报》，等于将悠闲自在的萨特贴上了抵抗运动的奖状，翌年又派他去美国采访。作为答谢，萨特则邀加缪进入他的“小家庭”，也就是他那颇有名气的小圈子。从此两人形影不离，共同担起普天下道德与政治顶梁柱的角色。那么，究竟什么事最终打破了这么牢固的同盟呢？
在苏联出兵匈牙利的问题上，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两人都有尖锐的分歧。另外，多情博爱的两位文化大师的友谊还受到女人的干扰，其中就包括波伏娃。当时人们给他俩起的绰号分别是“帅哥” 和“叼烟斗的蛤蟆”。人非圣贤，谁无自尊与虚荣心？但归根结蒂，政治立场的分歧之外，他们在人性道德上却始终都是同类人。
加缪车祸遇难后，萨特在致哀词中说，加缪通过自己对历史的拒绝，“重新确立了道德事实在我们时代中心的存在”。他还说，他们“分手”以后，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共处”。1957年，加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在授奖辞中这样描述自己的感觉：“我被一种真正的道德感激励着，全身心地致力于探讨人生最基本的问题。”1964年，萨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拒不领奖，理由是“不愿意被改造成体制中人”。他于是成为唯一一个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有人说，他是想通过这个方式博得更多的眼球，但也有评论说，萨特拒领的真正原因是小他八岁的加缪先于他获得此奖。
其实，两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哪怕有一点儿“局外人”的无可无不可的散漫姿态，两人也不至于情同水火——但就“局外人”的存在主义哲学内涵来看，加缪与萨特的撞击正是。
因为两人都像“局外人”一样，“怀有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
凌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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