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学：为万事万物建立秩序 ——读《探寻自然的秩序》■赵青新
[摘要]——读《探寻自然的秩序》■赵青新
如何解释万物的起源，神话可以大而化之。但是，从科学的角度，如何设计一套万物全面分类的体系，这件事情非常困难。从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将近2000年时间，欧洲人对于各种生物的定义始终笼罩着一层无法穿透的迷雾。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也是生物大发现的时代。欧洲人的眼界突然打开，竟有那么多从不知晓、缤纷繁杂的新鲜事物。这些东西应该怎样称呼？怎样排列？怎样研究它们的亲缘关系？怎样比较它们的异同？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作为一门学科的近代博物学兴起于18世纪。美国科学史博士、作家保罗·劳伦斯·法伯的著作《探寻自然的秩序》，梳理了18世纪至今的博物学传统，围绕几位重要的博物学家的成就以及他们身处其中的历史背景，清晰呈现近代博物学的发展历程。
拉开序幕的是两位重要人物：瑞典植物学家林奈和法国贵族、自然研究者布丰伯爵。他们各自代表了不同的认识自然的途径，但他们都追求理解自然的秩序。
林奈的改革使得植物的名字接近欧洲人的姓名。今天看来，双名法（如“人类”二字既有种又有属）实在很简单，似乎根本称不上发明。但要知道，在此之前，人们习惯采用特征法来命名，比如，花呈漏斗状、瓣呈圆环、叶呈圆形或宽卵状的旋花蔓状植物，可以想见，这种冗长的叫法多么累赘又多么混乱，称呼它为“圆叶牵牛”则多么清晰。
布丰总结了最新的有关分布、繁殖习性、生活阶段、变异、行为和环境背景的各类知识，并列出了数代以来博物学家们所起的各种名称，布丰提供了新的、世俗的博物学观念：在精确信息的基础上进行清晰的、大众化的讲述，让受过中等程度教育的读者都可以读懂。作者评价，“布丰以启蒙思想家的方式做出他的解释”，从此之后，博物学研究越来越脱离神学的世界，通向知识的理性途径。
沿着林奈和布丰开辟的道路，我们还会逐一认识居维叶的比较解剖学、卡尔·冯·贝尔的比较胚胎学、夏尔·波拿巴的鸟类调查、贝尔纳的实验生理学、魏斯曼的细胞学……他们的理论各成体系，同时相互交叉，其中的一些部分渐趋综合，构成近代科学最伟大的理论——进化论的基础。达尔文的进化论源于他理解不同的物种如何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尝试。博物学传统致力于描述生物世界并辨识其秩序，进化论以一种早前的博物学家希望的方式统一了以上学科，继续证明了博物学传统的重要性。这项传统延伸至当代，集中体现在E.O.威尔逊的身上。威尔逊呼吁重新重视记录生物多样性，尊重生物的多样性是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对物种命运的关心仍将继续着生命的发展历程。
作者还提醒我们注意技术带来的影响。手抄本时代的插图，能不能画得像是一回事儿，为了美观凭空添枝加叶或者修改删减乃是常态。印刷术的技术更新和19世纪下半叶摄影术出现的意义就不必多言了。对采集者和博物馆工作者而言，如何保存成果也是极大的挑战。之前很多珍贵的标本毁于微生物和虫之口，或者不当的人为处理。恰当的标本剥制术和药物，解决了这个难题。新闻传播和报业媒体的扩散功能，让很多贵族人士，比如维多利亚女王，成为了博物爱好者。18至19世纪末，博物学最好的黄金时代，蓬勃如万物生长。20世纪之后有所延缓，但近几十年以来生命科学的欣欣向荣，无可否认是建立在博物学基础之上。
近代博物学发展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它取得的成就可以说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从林奈到E.O.威尔逊的博物学传统，既是探寻自然秩序的科学之路，也是一条寻求生物学知识的深层哲学含义和社会含义的道路。它意味着，知识的普遍统一可以跨越思想的边界，重新思考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以及人和其他生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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