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译美文增补记
1936年，卞之琳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翻译作品《西窗集》。这本书诗文合编，共分六辑，第一辑为译诗，后五辑为译文。所选篇目，大多属于十九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盛行的现代派文学。这对当年京派和海派对峙的文坛，无异于吹来一股清新的风。
尽管这本书出版后各方面的反响极好，卞之琳本人却不太满意。他觉得诗文集“取材芜杂、翻译草率”，况且还有校勘的疏漏。于是，他悄悄地开始了“拆台工作”，另起炉灶。首先是将书中最后一篇纪德的《浪子回家》，与新译的原作后续另五篇合在一起，出版了《浪子回家集》；接着又将书中阿左林的部分，加上新译篇目，扩充为一册《阿左林小集》；后来还将书中福尔的《亨利第三》和里尔克的《旗手》抽出，合刊了一个单行本。
改革开放之初，文学复苏，西方现代派文学也随之回潮，人们又想起了绝版已久的《西窗集》。卞之琳自然不愿意让自己报废的译本以原先的面目重印，便决定做一番清理。具体措施是，利用此前的“拆台工作”而进行“重建”。第一步是删节，撤除第一辑译诗和另几篇风格差异较大的译文。第二步是归位，《亨利第三》和《旗手》还原，《阿左林小集》全部并入。第三步是置换，以纪德长篇小说《赝币制造者》的一章替代原书中的那篇《浪子回家》。第四步是增补，新译波特莱尔的散文诗《时钟》，作为全书开篇。1981年，这样一本《西窗集》修订版问世，立刻受到热捧，特别是文学青年，更是争相传阅。2000年，三卷本《卞之琳译文集》里收录的，便是这个“修订版”。
卞之琳的翻译与他本人创作的互动，已有许多研究成果了。他的翻译作品，与当时文学风气的关联，包括对同时代以及后世作家的影响，尚待深入探讨。其实，翻译作品也应该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对象。许多优秀的翻译，对汉语写作进程的推动和贡献，绝不亚于那些所谓的原创。另外，相对于作家而言，翻译家或许会将更多的精力专注于语言艺术本身。例如，梁宗岱、戴望舒、卞之琳、冯至以及傅雷等人的精美译作，都堪称现代汉语的典范。
林贤治先生主编“文学馆”丛书，推出文学经典翻译系列，可谓用心良苦。他想到了卞之琳的《西窗集》，让我看看是否还有一些集外同类译作，能否编一个“增补本”。这一动议，正与我不谋而合。
前些年，我曾编辑出版过一册戴望舒的译文集《塞万提斯的未婚妻》，似乎颇受欢迎。但也有一些异议，说不该删掉徐霞村的译文。其实，我的编辑意图十分明确，就是要弄一本目前能够收集到的所有戴望舒翻译的阿左林小品，与徐霞村没有什么关系。喜欢戴望舒、徐霞村译的《西万提斯的未婚妻》，如果为收藏，应该去找“一版一印”。如果只是为阅读，也可去找改版为徐霞村、戴望舒译的《西班牙小景》。我编的那个集子，只是要为读者提供一册尽量齐全的戴望舒翻译的美文读本。
同样，我现在想做的，也是试图为读者提供一册尽量齐全的卞之琳翻译的美文读本。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美文”，根据卞之琳本人的意思，不包括诗歌、戏剧，也不包括全本的中长篇小说，只是些短篇散章，即散文（含散文诗）和短篇小说（含长篇小说片段）。
现在这个“增补本”，是在“修订版”的基础上，又加以“重建”的。首先是并入《卞之琳译文集》里其他短篇散章，包括回收那篇《浪子回家》，另选录《浪子回家集》里三篇，以及文学评论四篇。其次是回收《西窗集》初版中原有的五篇，这几篇在“修订版”中被删除，《译文集》里也没收。最后是赵国忠先生提供的一篇旧报刊上的佚稿。
汤用彤《高僧传》校勘记里说，收集资料“宁滥毋缺”，使用资料“宁缺毋滥”。作者（或译者）自己编书，爱惜羽毛，“宁缺毋滥”，可以理解；编者为了研读需要，贪多务得，“宁滥毋缺”，也自有价值。对此，我深信不疑。
感谢林贤治先生的信任，使我有机会完成这份心愿。感谢卞之琳之女青乔女士慷慨授予版权。
《西窗内外》 卞之琳 译 桑农 编
花城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桑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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