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华盛顿的中国年
□佚名
1979年1月28日这一天，正好是中国农历大年初一。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健步登上了中国民航的一架波音707客机，飞往大洋彼岸。时间定在大年初一是邓小平的主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这个举国上下一片祥和的时刻，成为新中国成立30年来第一位访美的中国领导人。
举世瞩目的新年出访
1979年1月28日清晨，一行车队悄悄驶出中南海，直奔首都机场。
这天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春节。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农历的大年初一一般是不出远门的，一家老少团聚，要热热闹闹过年。但有一个人，却选择在这个时候进行一次跨越太平洋的远行。他就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中美正式建交27天后出访美国。这是新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
邓小平的出访，是应此前中美建交谈判中美国总统卡特发出的邀请。选择在这一天出行，是邓小平的主意。中国人的大年初一，要说吉利话，做吉利事。有人说，这表明邓小平十分看重这次出访，他这是在为国家图个吉利。
访美之前的1月1日，邓小平的头像赫然被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这次邓小平被评为《时代》周刊1978年的“年度风云人物”，因为他启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也因为他一手促成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起程出现小插曲
由于当年条件所限，加之航程较长，邓小平此次起程出现了小插曲。
按原计划，专机从北京起飞，经停上海，取道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最终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总距离14300多公里，计划飞行16个小时。根据国际惯例，凡国家间没有建立通航关系的，应由对方派出领航人员为专机领航。中美双方商定，美国政府派出两名领港人员提前一天抵达上海虹桥机场等候，在专机经停那里时，接上他们，直飞安克雷奇。
这天上午8时30分许，舱门关闭、舷梯撤离，飞机准备起飞。邓小平隔着舷窗，向为他送行的副总理等人挥手告别，示意大家离去。正在这时，随行的一位民航局负责人向他报告：“邓副总理，现在上海突起大雾，飞机暂时不能起飞。”邓小平眉头微微一蹙，说：“这么多的老同志送行，等久了怎么受得了（冷）啊！”
有人建议说：“能否先将飞机滑出去，等送行的首长和同志们离开后，再滑回来。”邓小平欣然赞同。
经机场指挥员同意，飞机启动，在跑道上转了一圈。当送行的人全部离开后，飞机又滑回原处。这时指挥台报告说，上海的大雾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
邓小平低头看了一下手表，脸上露出焦急的神色：“美国方面的计划已经安排好了，走不了，耽误了行程那怎么成啊！”
“我们马上想办法，采取措施，争取尽快起飞。”民航局负责同志说。
经空军和民航方面反复权衡，最后决定飞机多加些油，立即起飞。途中必然经过上海上空，倘若上海机场天气好转，则降落上海，接上美国领航人员，飞机按原定方案飞行；如果上海天气仍旧不好，就直飞东京，在东京加油后飞往美国首都华盛顿。
9时45分，波音707专机终于从首都机场腾空而起，朝上海方向飞去。
飞机越过山东上空后，陆续收到上海方面发来的天气实况报告，大雾正在消退，能见度逐渐好转，200米，800米，1100米……“太好了！”飞行员们一个个露出笑脸。
后来虽然上海的雾气又有所加重，一个多小时后经过两次降落，专机终于安稳停靠在虹桥机场。
外交史上的罕见时刻
1月29日凌晨4点半（美国东部时间1月28日下午3点半），邓小平乘坐的波音707专机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机场。此时，华盛顿正是大雪飘扬，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好兆头——“喜降瑞雪”。当邓小平满面笑容走下飞机舷梯时，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迎上前去同他紧紧握手。
1月29日上午，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在卡特总统夫妇的陪同下登上了铺有红地毯的讲台。这时，军乐队奏起了中美两国国歌，鸣礼炮19响。接着，邓小平和卡特并肩走过长长的红地毯，一起检阅3军仪仗队。显然，邓小平享受着政府首脑的礼遇，这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
卡特致词说：“副总理先生，昨天是旧历新年，是你们春节的开始，是中国人民开始新的历程的传统日子。我听说，在这新年之际，你们向慈善的神灵打开了所有的门窗。这是忘记家庭争吵的时刻，也是团聚和解的时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今天是团聚和开始新的历程的时刻，是和解的时刻，是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
欢迎仪式后，邓小平和卡特开始进行两国最高级会谈。会谈进行了近一个半小时，当记者蜂拥而上，询问会谈内容时，邓小平诙谐地回答说：“我们无所不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据为邓小平访美担任首席翻译的冀朝铸回忆，在访美期间，邓小平的风格是友好而坚持原则，从不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但永远准备寻求双方的共同点。
开启中美关系的新时代
当天晚上，美国总统卡特为邓小平的访美举行了盛大的晚宴。宴会上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刚从卡特的故乡佐治亚州运来的1500株红色和粉红色的山茶花。显然，这是卡特总统精心安排的。
邓小平在祝酒词中说：“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正好是中国的春节，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作为‘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而欢庆的节日。此时此地，我们同在座的美国朋友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中美关系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这场被中美4家电视台同时转播的晚宴被称为“全世界多数人今晚所注视的宴席”。实际上，邓小平的这次出访，在美国掀起了全国性的“中国热”。《人民日报》的评述说道：“中国对当前国际事务和中美关系的立场以这样有效的方式直接为美国公众所深切了解，这是从未有过的。”
饭桌上一个轻松的约定
其实才到华盛顿，邓小平在下榻的布莱尔大厦稍事休息后，便于当晚赶到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的郊外住宅，出席了他别具风味的家庭欢迎晚宴。
这次晚宴，是在几个月前布热津斯基访华期间就预订好了的。
布热津斯基，时年51岁，在卡特执政的4年间一直担任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是这一阶段美国对外政策和对外事务的主要决策人和参与者，在促进美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8年5月20日，布热津斯基奉卡特总统之命来北京商谈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
这是布热津斯基第一次来中国。第二天下午4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布热津斯基。谈了两个多小时。
邓小平说，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对两国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两国关系正常化和不正常化，性质不同。在经济领域或其他方面，相互受影响。谈到正常化问题，我们观点很明确，三个条件：断交、撤军、废约。这三个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一个主权问题。日本方式是我们能接受的最低方式。所谓日本方式，就是在正常化的条件下，我们同意日本同台湾之间商业、人员继续往来。自“上海公报”发表以来已经6年多了，这个问题差不多讨论了6年多。我们多次明确阐述了我们的立场。要中国承诺只能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说不行。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其他国家无权干涉。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那是中国自己的事，你们表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你们可以说你们的话，但作为条件不行。
邓小平语言犀利，直指双方会谈问题的实质。这次会见，邓小平给布热津斯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布热津斯基后来回忆说：“别看邓小平身材矮小，胆识可大呢，他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他生气勃勃，机智老练，思维敏捷，谈笑风生，气派很大，开门见山。一席话使我懂得了他在政治生涯中屡经浮沉而不倒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他的胸怀和魄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真正够得上是一位老谋深算、可以放心与之打交道的政治家……如果以为我们会谈中唇枪舌剑争论很激烈，那就错了。争论是有的，但总的精神是积极的，而邓关于关系正常化问题所讲的话没有像中国外长所讲的那么僵硬。虽然邓在实质上没有作什么让步，但伍德科克(时任美国驻华联络代表团团长)和我都感觉得到他的态度可能有所松动，特别是鉴于他未反驳我关于美国和台湾关系所讲的某些话。晚上吃饭时继续会谈，谈话中渐渐扯到个人。我们谈到各自的家庭。邓不断地把山珍海味往我盘子里添。我们频频互相祝酒。邓暗示他有兴趣于将来访问美国。他还神秘地说，他担任领导工作只剩下三年左右的时间，言外之意是想加紧推动美中关系的进程。我对他说，我希望能在华盛顿自己的家里设宴答谢他。邓微笑地接受了。”
邓小平说话算数，几个月后，他来到布热津斯基家践约。
1979年2月5日，邓小平圆满完成访美之行，回国后一直和布热津斯基保持着友好的联系。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步伐也因中美关系的改善而逐渐加快。回过头看，邓小平凭着超人的勇气与远见和高超的政治技巧，终于将中国这艘大船从“革命”的航线驶向“民生”的航线，告别了建国后第一个轰轰烈烈的30年，揭开改革开放的第二个30年的序幕。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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