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大院的年 孙海鹏
日子被脚步撵着，一转眼就是小年，小城的大集热闹起来，铺地而放的春联，大大小小的中国结，琳琅满目的糖果糕点，还有熙熙攘攘的人流，眼前红红火火的景色告诉我，马上又要过年了。或许上了年纪，早已没有了对年的渴望，但脑海中还会想起儿时住在部队大院里的年，那浓郁的年味，带着军营的情愫，最是心中抹不掉的经典记忆。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襁褓中的我，随着爸爸换防的部队，从长山要塞区来到了黄海之滨的一座小城，在那里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部队大院里春夏秋冬都有故事，而最热闹的当属过年了。
过年的气氛，从小年开始，满满的年味像浓墨滴落在宣纸上，慢慢晕染开来，逐渐进入高潮。当兵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各地不同的风俗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各家。而大院里的年，也没有过多的讲究，虽然住在平房，每家也不用贴对联，倒是大院的大门口贴着军营元素的长长对联，大红灯笼悬挂在大门正中，欢乐喜庆的气氛一点也不逊色。听，战士们拉歌的声音都比平时高几倍。
部队大院里过年，像军令一样，许多事情都是统一行动。大扫除的时候，战士们会帮助把家属区屋前房后的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门口再撒上一层沙子，找个新茬，图个吉利。部队有自己的农场，会给各家配送一些鸡鸭鱼肉米面，只需象征性地付点钱。公共食堂一角，支起几只大铁锅，各家轮流着炒花生、炒瓜子，柴火旺旺，果香沁肺腑，部队大院也有浓浓的烟火气息。
大年三十的晌午，部队的首长总会如约到家属区慰问，我记得1980年的除夕，大喇叭轮番播送着最流行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和《血染的风采》，这时候，一位焦姓的师长来到我家，和蔼地对爸爸说，过年也不能回家探亲，往家里多寄点钱呀。并和一行人谈到一件事，我仰着头默默地听着：前几天，儿子从部队来信，让我给连长说说，想回家过年。参军入伍才一年，就想回家过年，有多少指战员为了战备，不能与家人团聚，这臭小子，还想让我给他买块手表，我说，你表再准，连长的命令也得听。焦师长是位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的战斗英雄，从英雄的言语中，看得出那个时代军人严谨的家风。
大年三十的下午，是属于各家独立的时间，一般很少串门。门窗掩不住飘逸的油香，煮、炸、溜、炖、炒，过年的味道一下子铺展开来，以至于多少年过去，那一缕缕炊烟里包裹的年味，仍在我记忆的味蕾中绽放。
除夕之夜，尽家中之所能，多整几道菜，吃好吃饱，这是一年当中最好的饭。爸爸总是把一些单身的战友召集到家里，作为亦师亦友的兄长，在阖家团圆的时刻，爸爸总是尽可能为他们撑起一个“家”，似乎战友的思乡之情会被一杯新年的酒融化，这是在大院以外的地方体会不到的感情。
小孩子是上不了桌的，我与妹妹围炉闲聊，或给妈妈帮厨，我特别喜欢帮妈妈传菜，顺便偷偷用小手捏点东西，放在嘴里，会意一笑，嘴角总能烫开快乐的浪花。在我离开部队大院最后五年里，除夕之夜，帮妈妈忙活得差不多了，我都会到一个叫强子的同学家里，他是我儿时的玩伴，他的父亲在一次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牺牲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从那时起，总是不自觉往他家里跑，经不住客套，我也会略带矜持地拿起筷子，加入到另一个家庭的团聚。他家孩子多，欢笑也多，他家阿姨则大多数时间躲在厨房里，偶有露面，眼圈也是红润的。在那个团圆之夜，不知道阿姨有多少泪水流在了心里。现在想想，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甚至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大年初一，我们家的风俗是清晨吃饺子，天不亮，爸爸妈妈拌馅、擀皮，包完饺子。然后轰我起床，不是放鞭炮，而是让我去叫除夕之夜在机要室值班的叔叔，到我家吃饺子，年复一年，每年过年都是如此。虽有约定，一定要去请，这是爸爸的礼道。沿着通往营区的小路上，漆黑的天空中，零星的礼花点亮夜空，像一把照亮路途的火把。爸爸就是我人生的火把，是我们全家的火把，教会我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大写的人，我常常想，我与妹妹的福报都受惠于爸爸与人为善的品格。
伴随着鞭炮声的浓烈，清晨苏醒了，大院中心花坛的小广场也沸腾了，大人们相互拜年，相互寒暄，都是些吉祥话。女孩子们则穿上新衣裳，手里捏着“呲呲”冒着火星的滴滴筋，来来回回，满院子跑。男孩子则揣上炮仗，相互比响声。那时候鞭炮样式少，“二踢脚”就是最好的鞭炮了，“砰砰”，二踢脚像火箭一样，蹿向天空，第二节在空中炸响，人们仰望着天空，蹦开的碎纸像天女散花般落下，落在地上，落在身上，人们把一年的梦想在爆竹声中放飞，也放飞了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小广场上的人群一天都不散，几十个乡镇的拥军秧歌队会轮流来演出，新年的第一天，总会在不知疲倦中结束，快乐满满的，梦也是香的。
部队大院里的年，成了永远回不去的旧时光。大院的情结，已融入我的血液。我在部队大院长大，那是我生命出发的地方，大院里的人和事，还有那浓浓的年味，我永远不会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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