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生遭诽谤“自诉”转“公诉”：把刑事保护打上公屏
杭州女生取快递被偷拍、被恶意编派成荡妇出轨，遭遇“社会性死亡”。这事有了新的进展，之前女生向法院提起了诽谤罪的自诉诉讼，如今已“升格”成为了公诉案件。12月25日，根据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建议，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对郎某、何某涉嫌诽谤案立案侦查。
这起案件一波三则，从之前的行政拘留处罚到刑事自诉，再到作为公诉案件立案，可以说，是司法对公民的人格保护跟上了网络社会的发展，是司法机关对于新型涉网犯罪活动做出积极作为。这既是响应《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新要求，也是对既有刑法条款的创新应用，赢得无数点赞。
在本案中，被害女生面对突如其来的网络暴力、恶意造谣，拿出了较真的勇气，在警方对造谣者做出行政处罚之后，依然提起诽谤罪的自诉。这不是一些人说的“没完没了”，是吴女士在为所有遭遇网络诽谤的女性探索一条维权之路，“为权利而奋斗就是为法律而奋斗”。
另一方面，本案涉及的“诽谤罪”有其特殊性。按《刑法》的规定，诽谤罪原则上是一个自诉罪名，只有“告诉的才处理”，不宜全面直接由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侦查，但是《刑法》同时还规定，诽谤罪如果“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可以作为公诉案件刑事立案。
那么，这起“社死”级别的网络诽谤案，是否触及《刑法》设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的公诉启动红线呢？本案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吴女士讨回公道，而是对极端的网络诽谤案立下“规矩”：严重侵犯公民人格权的网络诽谤，可能要走公诉程序，向诽谤者宣示红线所在，将刑事保护打上公屏。
这次余杭区人民法院向公安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对两名造谣者刑事立案，体现了司法机关的司法智慧和勇气担当，主动“跨出一步”、主持公道，积极回应公民在网络社会的法律保护需求，满足公众的法治获得感，也是一种“实力圈粉”。
要看到，基于互联网的诽谤案件有其特殊性，网络诽谤“杀伤力”巨大，其传播方式不同于传统的社区传播，会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对国家法治、个人安全和社会治理的信心，造成的社会危害也远非被害人个人能够承受。像吴女士那样收一个快递，就遭遇“社死”，不仅丢了工作，社会声誉全毁，而且精神抑郁，被无数手机屏后的眼睛窥视。可以说，网络诽谤不仅是对个人权益的伤害，也是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
一个“脐下三寸”的龌龊网络谣言，会对当事人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传统的法律救济渠道——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自诉，都很难起到及时制止侵害、挽回名誉的效果，这就需要司法机关积极作为。
本案从“自诉”转向“公诉”，是司法机关在积极适用法律，让法律规定能够更好地贴合网络生活现实。本案的标杆意义在于，将可耻的、有着严重社会危害的网络诽谤，纳入公诉案件范畴，由司法机关主动纠问，替公民主持公道。这也是司法机关将公民个人尊严置于保护“社会秩序”的高度之上，体现了新《民法典》时代人格权保护的升级。
通过对此案的升级处理，司法机关堂堂正正地将“保护”打上了网络公屏。
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杭州警方对涉案两人依法立案侦查
浙江检方：郎某、何某行为严重扰乱网络社会公共秩序(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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