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上陈小学
孔明
1972年春，我背着书包上学了。我是蹦着、跳着、跑着去的。可以说喜气洋洋，得意洋洋，说趾高气扬也恰如其分吧。
我家所在的自然村叫杏树凹，属上陈大队（即上陈村）第十生产队。我上的是上陈小学第三分校，地点在临近的第九生产队，也就是蒋曹村（自然村）。两村相距两华里吧。出我村往西，是个官道，第一个岔路硬拐弯，端直往南，缓缓地越过一个梁，顺沟蜿蜒地踅下去，坡下树木簇拥了的村子，就是蒋曹村。所谓的分校其实是借了李姓人家的两间土屋，屋里中间竖立着一个圆木柱子。土墩上搭一条木板，就是课桌，凳子必须自带。一、二、三年级各占一排，也有交叉。一个女老师，姓马。她是蒋曹村的媳妇，丈夫也教书，在外地。她丈夫的舅家在我们村，遵循村俗，她把我父亲也叫舅；按照班辈，我应该叫她嫂子或者姐。师道尊严，哪里敢套那个近乎？只能叫马老师了。
一个教室，一个教师，是名副其实的混合教学，也就是语文、数学、美术、音乐、体育等，都在一堂课上解决，拿村里人的话说就是“一锅煮”。早读时各读各的课文，上课时一个年级听讲，另两个年级就得自习，或者默读老师指定的课文。一个年级十五分钟，一节课就完了。一年级的所有记忆最清晰的都凝聚成了三个镜头：一个是窗子不隔风，不隔雨，糊的报纸常常被风雨撕扯殆尽，风吹进来，雨也飘进来，靠近窗子的课桌就坐不成学生了，得到别的课桌上去挤。夏日还罢了，秋冷以后那滋味真不是滋味了。一个是逢雨天，屋顶必漏雨，雨滴在课桌上，老师把她的脸盆放上去，脸盆的“嘀嗒”声特别刺耳。私人家的房屋，年久失修，且是过度，所以只能凑合。另一个是冬日，就盼下课，因为手脚冻得不行，早上就跑到生产队饲养室南墙外边晒太阳，下午则挤满了教室西侧的院子，也是为晒太阳。地面上有草，草上有白霜，大家蹦跳着，踢毽子，或者就靠墙拥挤，左右歪斜欲倒，都觉得开心有趣，跟游戏似的。
三年级时，生产队翻盖了新房，依然土木结构，前后墙都是土胡基摞上去的。前后窗子也是用胡基斜摆出空隙，透光、透气。新房一分为二，北边是饲养室，南边是教室。刚搬进去时，与饲养室的隔墙还未砌起，上课时可以欣赏一排牛正在槽里吃草，牛也常常抬起头看我们，我们就常走神，气得老师训斥：“看什么看？没见过牛？看老师！看黑板！”我们想笑，又不敢笑。不听话的学生常常被老师拧着耳朵，拎拽到讲台上，被罚站一节课。教室里的味道不好闻，有的女生捂鼻子，老师看见了，瞪，一脸不悦。忽一日，多了一位男老师，姓沈，年纪比马老师大些，既严厉，又幽默，学生都不怕他，被他骂了，仍笑嘻嘻的，气得他也憋不住笑了。却都怕马老师，马老师生气的时候，脸色会涨红。沈老师打学生是吓唬，手狠劲下去，轻轻落在身上；马老师却动真格的，手到学生脸上，一个红印好半天不消退。
上三年级时，男女生的性别意识已经觉醒，彼此间开始疏离，却有接近的欲望。冬日课间休息，男女生争抢占领山墙外边的空地，靠墙站立，一边男生，一边女生，男女之间本来留有空隙，男生故意往女生方向挤推，女生不服气，也回挤。男生就恶作剧，预先约好了暗号，等女生推挤过来时，男生突然集体逃离，女生倒下了一堆，有女生被压倒，哭泣，男生则围观，拍手，像拔河赢了似的。低矮的土墙围成了一个旱厕，男女厕所之间只隔一道墙，没有门，个子高的翘起脚跟，女厕里尽收眼底。男女各进各的厕所，倒也相安无事。一日，不知谁起哄，把一个女生硬往男厕里拖拽，已拽至男厕入口。女生大哭，男生都松了手，一哄而散。结果是一教室的学生挨了一堂课的骂。幸而马老师不在，沈老师也就是骂而已。女生破涕为笑，这件恶作剧风波算是消弭而解了。
我是三年级班长，上下课叫“起立”、“坐下”，放学站队叫“立整”，自我感觉非常好。又是红小兵大队委员兼中队长，神气得很。偶尔会去第一分校开队会，心里越发自豪了。第一次去开会是“六一”儿童节前，我特意洗白了自己平日最舍不得穿的一件白粗布衬衣，至今犹记洗衣服的情景：村里有个涝池，挨着大路，我把衣服泡在洗脸盆里，一盆的山丹丹洗衣粉，一个村里年长者路过，摘掉嘴里的旱烟锅，赞叹：“洗衣粉的泡泡很好看。”阳光下，那泡泡五颜六色，确实好看。他又开玩笑：“洗白了衣服相媳妇呀？”臊得我忙解释：“去开队会呀！”又一脸得意。第一分校是个完全小学，包括一到五年级。开会的情景忘了，当时令我羡慕的是教室和厕所。那教室真大呀，窗子有玻璃，门上有发白的绿漆。厕所是木板铺地，下边是空的，上边虽然危危乎，蹲下去似乎还忽悠，但总体上让我感到很好玩，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呀。
等我升入四年级时，四、五年级与第一分校分离，搬到了梁上头。那里本来是一个荒草梁，先被修整出梯田地，然后上下都盖了房子。上头是大队部、医疗站和百货小卖部，下边空地更大些，两排平房，砖木结构。南排6间，东西一分为二，东教室是四年级，西教室是五年级。玻璃门窗，教室敞亮，桌凳齐备，桌子有抽斗了，不是新的。已很满足了，起码书包可以放抽斗里了。我那时个子偏高，排座位老坐最后一排，偌大的教室一览无余。教室南边是个斜坡庄稼地，不长庄稼，却长一坡的草。地畔高粱长高了，出头的红穗子引人注目；南瓜蔓顺地爬，爬高爬低，开黄花，也吸引眼球。常有蚂蚱、蛐蛐、花媳妇（瓢虫）蹦进教室，男生就斗着玩。校长影子一般踱步进来，男生吓得吐舌头，都索回自己的座位去。校长叹息：“玩物丧志呀！”摇头，背手，离去。我至今记得校长佝偻的背。校长姓刘，他还健在吗？
教室西侧是操场，土地平整后经过碾压，雨天被踩一场的脚窝，天晴又被踩平。我们就在这一片空地上晨操，上体育课，排练节目，开大会。操场往西就是大路，常有人经过，朝学校瞭望。南望，东望，就是秦岭，我们叫南山。巍峨，常有云朵如棉朵，好像要飘过来，我们却视而不见。操场挨路、接地的地方栽了槐树，树永远不见长高。常常蒿草比树高，春日的茂盛与秋天的衰败，诉说着季节的轮回更替。那时候不可能有悲秋的情怀，只是课间休息的时候，看着草由绿而红，而黄，而枯，心里有怪异或者诧异的感觉。李白诗云：“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我是看得真切，所以并非无动于衷，只是懵懂得不知如何表达罢了。
厕所远离教室，位于大路西侧，居高临下，来回要上下一个缓坡，虽然比第三分校的厕所“阔”多了，却依旧旱厕，只有围墙，没有门，没有顶，不挡雨，不遮阳光，靠值日生打扫。放在路边，可能也是为了方便过往群众吧。但路人很少光顾。农村是广阔天地，内急可以随时随地解决，没有必要去闻学生厕所的那种熏鼻的气味，也没有必要去观赏那一地的污秽。农村饮食卫生差，学生常拉肚子，内急了往厕所狂奔，有的还是拉到裤子里了。连阴雨天，那厕所里难以下足，也难以下蹲，内外都不堪入目。农村孩子本来就随便惯了，如厕也多半图方便，所以其实四季都不堪入目。
我对母校上陈小学的记忆里只为一件事耿耿于怀了很久。这件事其实只与一位老师有关。老师叫高克信，教语文的，一直是我崇拜的偶像。听说他是大学生，因为出身不好（家里地主成分），所以教小学；也因为出身不好，娶了一个矮小女人做媳妇。高老师英俊高大，却娶了侏儒，在世人眼里，算一道风景。1976年1月8日，天气阴冷。上午头节课下后，我去操场玩耍，看见地上铺了两张条形白纸，高老师正在欣赏，他看见我，问：“认得全么？”我就念起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问：“又批斗谁呀？”那年头批斗人是常态。他笑道：“你妈！”我脑海轰地一下，却没有多想，以为老师开玩笑呢。那天中午放学回家，没有看见我妈，右眼跳得厉害。下午放学回家的路上，一直飘雪花。听说周总理逝世了，天地同悲吗？我回到家，我妈睡在炕上，全家人都在，父亲也回来了，守着我妈，怕她想不开。我联想到了高老师的话，一个人跑了出去，望着上陈小学所在的方向，泪眼婆娑，屈辱难当。我妈一定被批斗了。那一刻只恨了一个人，那就是高老师。从那天开始，看见高老师，我公然昂头挺胸，不理睬他。因为恨他，也恨母校了，真想逃离了这所学校。我甚至恨那个操场。此恨没有来由，却难排解，二十多年里，每次回家路过上陈小学，没有过一次走近母校的欲望或冲动。
2006年春，陪木南等朋友回故乡，路过母校时我指说了一下，木南要拍照，我才第一次走进了母校。与当年不同的也只是多了一道围墙、修了一个门楼而已。那天是个周日，门开着，门里悄无声息。照了几张像，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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