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杂院 ● 王藜藜
七十年代，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里弄，都是一些令人羡慕的好住处。而我们小镇，除了少数有资格的老干部享受着独门独户的特权以外，普通百姓都无一例外地住上了大杂院。
小镇的街道，两旁的房子看上去不显山不露水，里面却别有洞天。一扇开合吱呀作响的厚重木门，一条窄窄的甬道，直通后面宽敞明亮的正房。
我住的大杂院，是临街的第一间，光线极好，只要不下雨，整天都阳光普照。没有厨房，锅灶便放在供人出入的甬道上。隔壁是独居小脚应奶奶。甬道后面住着一家五口的六叔，六叔的房间很大，却四季昏暗潮湿，白天进屋都得开着灯，终年暗无天日。从六叔昏黑的门前，再穿过一个小包厢，顿感柳暗花明，正房里有着一处天井，是接受阳光和雨水的好地方。三开间的正房，住着安慧一家。后面又是一个大间，住着两户人家，还有一个长方形的小院落，各家洗衣晾衫都在那里。
从房子后门出去有个不成形的小院，看上去很衰败，高高的台阶全由青石板铺就，年常日久，空地墙角下便滋生出苍绿的青苔。北面有间几家人合用的公共厕所，倒是十分宽敞。
顺着参差不齐的台阶，拾级而下，另有一番天地。目及之处，是一片开阔的柳林，疏密有致，婆娑着无限生机。还有那潺潺流淌的小河水，哗啦作响，清澈见底，如山涧清泉，一路欢歌向东蜿蜒流淌。
河边野生着一丛丛芦苇，随风摇曳，飘然有致。那个河滩，几乎是我们童年的乐园，有水，有树，有草，令我们乐此不疲流连忘返。
我们居住的老房子里一共租住了六户人家，让我们引以为豪的是，从我们那个大杂院里，居然走出了一个轰动全镇的名牌大学生杨华。
杨华的父亲是剃头匠，且有着严重腿疾，行走非常不便，但他很勤劳，每天很早就出门揽活，晚上天黑才回家，十分辛苦。母亲也有面相上的缺陷，但知道相夫教子的道理，说话办事极有分寸。虽出生小门小户，却有着大户人家的规矩。凭着当年替房主家女儿当过奶娘，一直受着大家的尊敬，似乎她是所有住房户的奶娘，备受爱戴。她家儿子杨华当年读书，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拿着课本在后面柳树林看书，已成为河滩一景。所有早起做杂活的人，都能看到他孜孜以求的年轻身影。寒门出学子，他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哈尔滨理工大学。
对于杨华，我印象颇模糊，也许当年太小的缘故，唯有下雪天他领着我们在天井踢毽子记忆很清晰。那时他放寒假在家，穿着厚厚的棉大衣，带着东北的厚棉帽，面色红润，眼光清澈，一圈毽子踢下来，他便热气腾腾地脱下棉大衣，摘下厚棉帽，开心得像个孩子，嘴里哈着白气说：“谁能赢我，给糖吃！"但终究没有哪个能赢他，踢到最后，都无一例外地败下阵来，他便一个个刮鼻子。哈哈！那时的杨华，十足的大男孩，跟我们一起疯，现在想想，一定是为了调节苦读的寂寞。
而房主安慧的母亲，是个极精明能干的女人，丈夫在县城上班，很少有空回家，她却与几大家子的租住户关系融洽和睦。照着老街的规矩辈分我该喊她舅母，所以我们大屋里所有的孩子以及整条街的孩子们，无论男女都一律称呼她“舅母"。舅母长得颇有几分姿色，白净的脸上有着几颗若有若无的雀斑，一颗朱砂痣点缀在唇边，恰到好处地让她看起来平添了几分俏丽。还有那自然卷曲的头发，总是山重水复地在头顶上绕几个弯，又顺流直下不偏不倚地挂在两鬓，蓬松飘逸，自然得体。舅母说话总是面带笑容，从不高声大嗓，她的修养和见识以及聪慧过人的为人处世，总让我隐隐感到她的出身非一般小户人家。
安慧那时矮小，却总是被她妈打扮得漂漂亮亮，小时候梳头的时候，总见她妈用牙刷蘸着茶水往头发上抹，梳好之后一头青丝油光发亮，一丝不乱，然后再在辫梢上扎上两根蝴蝶结，跑起来那蝴蝶便在发梢间飞舞跳跃，蹦跶不已，好生让我羡慕。那时我妈在乡下上班，我自己不会梳头，只能常年顶一头短发，男不男女不女，看着她妈那么会梳头，简直让我羡慕得要死要活。
一次在她家，我还发现了一个状似鸭蛋的椭圆形白色东西，放在一个很精致的盒子里，安慧说这是她妈的鸭蛋粉，我当时听了不解其意，问是干什么用的，她说：“就是往脸上扑粉用的。"我突然想到他父亲是县城百货公司的会计，想来那么漂亮的东西肯定是从那里买来的。这种东西，寻常人家是看不到的，也是用不上的。我终于明白，她妈脸上那些似有似无的雀斑，说不定用了它就看不见了，而不用时，又显现了出来。
现在想想，七十年代的安慧妈妈已算很前卫了，在清一色黑灰蓝的颜色里，她独树一帜地让自己美丽起来，确实见识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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